社会历史时空

基于“唯物史观是诸素养得以达成的理论保证”[1]这一要求，历史学科的时空观念核心素养必须在唯物史观的视角下进行认识和把握。而真正的唯物史观离不开科学的实践论，“（唯物史观）正是以揭示人的实践本质或实践的人学本质而给历史以客观的承认、尊重，从而发扬了人类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优良传统，把唯物主义推进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最新阶段，成为‘新唯物主义’”[2]。笔者结合近期执教的“秦汉史专题复习课”内容，从马克思科学实践论的视角阐述人与时间、空间的一体和互动关系，并用“社会历史时空”这一概念来概括它们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社会历史时空由人的社会历史活动所界定的社会历史时间和社会历史空间组成。社会历史时间包括时段、时势和时机，社会历史空间包括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空间，人的社会历史活动与客观时空一体共存，社会历史时间和空间二者可以通过改变社会历史活动的方式发生转换。

一、社会历史时间：时段、时势和时机

从长时段来看，中国大致以长城一线划分，人与当地自然地理环境长时间的互动决定了这条线两边的人民分别是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秦朝没有大规模治理游牧地区的经验，对于农耕地区有比较成熟的治理经验，即实行郡县制，把全国人民纳入统治当中。简言之，长时间的人和自然地理环境的互动所形成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了它所适宜的地方治理的手段和制度。从中时段来看，一方面，秦朝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是对之前周朝已经实行了八百年的分封制的否定;另一方面，秦朝在全国推行郡县制是一次卓有成效的制度“实验”，为之后两千年的地方政治制度建设奠定了基本的框架模式。从短时段来看，一方面，郡县制在全国推行加强了秦朝中央集权，巩固了秦朝的统一局面;另一方面，过急、过快地在全国推行郡县制不利于秦朝的长治久安，是秦朝二世而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时势是一个时代的潮流和趋向，是推动历史发展的重要动力。时势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尤其是在历史大转折的时期，旧的潮流和新的潮流往往交织并存，共同对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作用。秦始皇顺应了历史发展时势统一了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统一运动前提下的“临门一脚”。西汉建立之初，刘邦审时度势，为“惩戒秦亡孤立之败”[3]，分封同姓诸侯王。后来诸吕叛乱，郡县官吏消极观望，刘姓子弟依靠封国的力量兴兵讨伐，一举消灭诸吕，维护了刘氏统一政权。依据当时的时势而言，封国是巩固国家统一，维护中央权威，稳定政局的力量。后来，封国势力尾大不掉，偏离了统一的方向和潮流，逆时势而动的“七国之乱”最终被平定，统一的时势愈发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时机是在历史时段大趋势中的某一关节点，某一瞬时。这个历史转折点上的瞬时，决定着此后一个时段的历史演变。”[4]对时机的把握可以看作是历史发展必然性过程中的偶然性，偶然性对历史必然性的实现起到加速或延缓的作用。秦始皇在秦朝初建立时，对统一的时势有清醒的认识，但他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时机把握上操之过急。丞相王绾等人曾建议：“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5]他的建议考虑到了当时的时间和空间条件，即“初破”和“地远”，指出在全国全面推行郡县制的时机还不成熟，并且得到了群臣的赞同。但是，他的建议并未被秦始皇采纳。相反，汉武帝是在西汉建立已过半个世纪之久，才在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上，颁布“推恩令”，削弱了地方王侯的势力，逐渐使王侯丧失地方治理权。继而，汉武帝又推出了刺史巡行制度，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监察。汉武帝所施行的这些措施都是以前人的积累和奋斗做铺垫，迎合了时势，把握了适当的时机，加强了中央集权，巩固了国家的统一。

二、社会历史空间：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结构空间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从事生产生活的外在客观环境。人类运用已有的工具和已掌握的技能自觉地选择自身生存的自然地理环境，并适应它，改造它。自然地理环境是表层的社会历史空间，是更深层次的社会历史空间的物质基础，在它之上，比如生产生活方式、制度、文化、习俗、社会心理等，这些内容就构成了社会结构空间。一旦具有某种特质或多种特质共存的社会结构空间形成，并长时间的稳定下来，统治者想要对其进行根本的改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就社会结构空间而言，实行统一的法律、制度、文化，“对于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国家来说，可能不是问题，但对于秦朝和汉朝这样多民族、多文化的国家来说，就是个很大的问题”[6]。秦朝建立前后，秦国（秦朝）在全国推行“秦制”“秦法”的最大阻力就在于区域文化、习俗等的差异，而它却用简单粗暴的方式应对当时复杂的社会结构空间。秦末起义首先发生在大泽乡，刘邦领导的沛县起义，项梁、项羽叔侄领导的会稽郡起义等，以及响应起义的地区基本都是距离原秦国较远，与秦国文化、习俗差异很大的燕、齐、楚等地。郡县制初在这些地区实行的时候，郡守和县令与当地的基层社会的粘合度不高。郡守和县令是中央指派来的，面对的是当地的血缘宗族、乡亲乡谊的社会，基层官员也由本地人如刘邦、萧何、曹参等人担任。以至于张良、刘邦、项梁等人犯罪后，都可以隐匿起来，靠的就是他们在基层社会的“人缘”。秦制在这些地区的推行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

汉朝初年实行封国制进行地方治理的地区是在距离关中较远的原燕、齐、楚等地，而实行郡县制中央直辖治理的是在原来秦地，以及较早被兼并的韩、魏等地。封国在自己的领地有很大的独立性、自治权，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政策法律。而中央直辖地区的人民早已习惯了秦制、秦法，汉承秦制，对这些地方“奉汉法以制”。这种“东西异制”、“因俗而治”的地方治理模式避免了因习俗差异带来的地方治理的冲突。

人的社会历史活动受到社会结构空间的制约，所谓“入乡随俗”。但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又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着社会结构空间。实际上，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就是社会结构空间不断改组的过程。在中原王朝与西域发生经贸、文化往来之前，西域已经是印度、阿拉伯、希腊和罗马等文明的交汇地，形成西域地区特有的社会结构空间。张骞在受汉武帝派遣出使西域的过程中，“凿空”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中原与西域通过窄窄的河西走廊联系，河西走廊的两边分别是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若不能控制河西走廊，管辖西域，中原王朝的活动舞台只能局限在东亚一隅。在认识到西域对中原王朝的重大意义之后，西汉在河西走廊列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控两关（阳关、玉门关）。西域地区的社会结构空间不同于中原地区，西汉在对西域地区的地方治理方面，其措施亦有别于中原地区，主要是通过册封、和亲、从其国俗、驻军屯田、移民实边等手段，多措并举。经过西汉王朝的干预，西域地区的政治空间发生了改组。

社会结构空间的改组同样发生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具体来说，中原地区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商业的发展推动中原地区与西域的经济交流。汉武帝的勤远略、大远征根本的推动力是中原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汉武帝的活动不过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且，“随着战争的胜利，中原地区的商人便蹈着士兵的血迹，走进了塔里木盆地和中亚诸国……长安城中，除了原有的贵族、官僚地主以外，又挤满了中外的商人”[7]。西域的各种物产向东移植，中原地区的技术和商品也向西域传播，佛教和佛教文化也经西域地区传入中国。

三、社会历史时间和空间之间的相互转换

“在唯物史观视野中，时空之间具有能动的交换关系，即通过人的实践活动，时间可以转化为空间，空间也可以转化为时间……人类劳动是随着时间流逝的，但时间并不随活动的结束而消失，而是转换成了另一种形式——社会空间的存在。人类在时间中进行创造，其结果就以‘积淀’的形式表现为日趋拓展的社会空间状态……作为晶体化形式存在的社会空间结构（以实体形式存在的地理空间和以关系形式存在的交往空间）也会影响人类活动的时间进程，或是加速、或是延缓，或是停滞。”[8]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用引导的方法，“尊崇儒术”，以德化民，使人民在思想上高度统一，铸就“汉魂”，汉朝的人民有了统一的名称——汉人。两汉历经四百年，“汉魂”和汉人，以及“大一统”的观念并没有随着汉朝的结束而消失，社会历史时间转换成社会历史空间，作为“结晶化”的社会结构空间——思想文化空间被长久地保存下来，牢不可破。即使在以后国家分裂的历史阶段当中，人们在心灵深处仍保持着统一的观念，认为分裂是暂时的，而统一是永恒的。人们愈是意识到现在的分裂，就愈是在心中渴望将来的统一。

汉朝长时间统一的局面使得社会结构空间得以充分改组，区域间的差异相对先秦时期缩小了，儒家思想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统一的观念也在全国人民心中扎下根。此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巩固推动中华文明进步的步伐也大大加快了。在这个过程中，社会历史空间转换成社会历史时间。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的重要时期，在空前辽阔的统治疆域内，社会历史空间结构复杂，包括各地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平衡，生产方式多样，民族众多，文化多元，如何进行地方治理和巩固统治，秦汉王朝的探索对后世影响深远。从人的实践视角，即人与时间、空间的一体和互动关系来审视秦汉史，有助于学生准确而又深刻地把握人类历史活动过程中的时间和空间，提升学生的历史学科时空观念核心素养，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具体到个人的现实生活，我们应该放宽视野，从不同的时空角度洞察人事，审时度势，把握时机，创造条件，展开自己的社会历史活动。

【注释】

[1]教育部：《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年，第4页。

[2]陆剑杰：《科学实践论是唯物史观的真正基础——论唯物史观在怎样的意义上是“唯物”的》，《求索》2000年第5期，第65页。

[3][东汉]班固：《汉书·诸侯王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335页。

[4]郑宏卫：《论社会历史时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1999年第2期，第81页。

[5][西汉]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04页。

[6]国家图书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编：《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161页。

[7]翦伯赞著，张传玺整理：《秦汉史十五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81—82页。

[8]吴国璋：《唯物史观视野中的时空范畴》，《广东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第33页。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素养背景下中学生史学阅读的实践研究”（项目编号：D/2020/02/14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