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吕叔湘语文教育思想的体会

摘   要：吕叔湘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对今天的语文教学实践与研究，仍然有很重要的价值。他认为语文课是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教师在教学中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语文教材的编写目标要明确，选文的语言要活泼；学生应了解非常必要的宏观的语文知识；文言文的学习要慎重，小学阶段不必太多。吕叔湘先生在阐述观点时采用的回溯的、灵活的思维方式非常重要，尤其他所具有的社会责任感，是今天语文教师应当重视的角色意识。

关键词：吕叔湘；语文教育；语文知识；文言文

吕叔湘先生（1904—1998）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1926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的前身）外国语文系，曾在丹阳县立中学、苏州中学等校任教。在苏州中学期间，他研读了丹麦学者叶斯柏森的《语法哲学》等语言学著作，为以后走上语言学研究的道路打下了基础。1936年考上江苏省公费赴英国留学，先后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伦敦大学图书馆学科学习。回国时，抗日战争已开始，他到云南大学文史系任副教授，后又任华西协合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兼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及开明书店编辑等职。全国解放后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东欧交换生语文专修班主任。1952年起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1977年起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服务新中国的国家语文战略，是吕叔湘先生最为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参与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担任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语文顾问，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语文建设的三大任务（文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制定汉语拼音方案）中，都承担了重要的工作。[1]吕叔湘先生对国家民族的语文事业，有着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在实践层面的语文教育工作，也为语文教学指明了方向。

吕叔湘先生研究的重点是汉语语法。著有《中国文法要略》、《语法修辞讲话》（与朱德熙先生合作）、《语文常谈》、《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吕叔湘先生也是《观代汉语语法讲话》的著者之一，并直接参加了“暂拟汉语教学语法系统”的制订工作。吕叔湘还是《现代汉语词典》的前期主编和我国第一部语法词典《现代汉语八百词》的主编。此外，吕叔湘先生在近代汉语、一般语言学、汉语研究、文字改革等方面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其中也包括语文教学领域。他是语文教育界的“三老”之一。对语文教育有很多精辟的论述，对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

一、语文课程观：语文课是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

吕叔湘先生的语文课程观，主要基于他对语言学习的一般过程的认识：学习语言的过程是模仿—变化—创造。他尤其重视模仿的重要性，这是儿童语言学习的第一步。学习语言不是要学一套知识，而是学一种技能。这是吕叔湘先生对语文学习的基本判断。在模仿的基础上，“把已经熟悉的语言材料加以新的组织”，就是变化。旧材料的新用法，就是创造。[2]

从学语言是学技能出发，吕叔湘先生认为，任何技能的学习都需要具备正确和熟练两个特点。什么样的行为才是正确和熟练呢？那就是习惯。而凡是习惯，都需要通过多次的反复的实践养成。达到“习惯成自然”的地步。这种习惯的特点就是“不自觉”。

怎么理解这个“不自觉”？吕先生说，就好像你写作时虽然也要字斟句酌，也要修改有问题的或者表意不清的词句，但是这些都很少是有意识地进行字义、句法的分析来完成，而多半就是直觉地感觉这个字不合适，换那个字才合适；直觉地感觉这个说法不合适，换另一种说法才合适。这种“直觉地感觉”就是一种语文习惯在起作用。所以他总结道，“语文的使用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只有通过正确的模仿和反复的实践才能养成”。[3]

正如他在《叶圣陶语文教育论集·序》中所说：“通观圣陶先生的语文教育思想，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是关于语文学科的性质：语文是工具，是人生日用不可缺少的工具。其二是关于语文教学的任务：教语文是帮助学生养成使用语文的良好习惯。过去语文教学的成绩不好，主要是由于对这两点认识不清。”

正是基于这样的一些论述，不少论者都把吕叔湘、叶圣陶、张志公先生的语文课程观归结为“工具论”。其实并不准确。被今人称为“吕叔湘之问”的那篇文章（题为《当前语文教学中两个迫切问题》）可谓一声惊雷。为什么学了10年的本国语文却仍然有大多数人不过关？其实在一年之后1979年12月25日中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的成立大会上，吕叔湘先生回答过这个问题：语文学习的少慢差费，主要责任不是老师的，而是制度和习惯方面的，尤其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文革”结束以后，初高中学校数量翻倍，没有那么多合适的老师怎么办，就到处凑，有的老师力不胜任，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提高这一部分老师的水平”[4]。而要尽快走出“文革”造成的负面影响，就是要把语文课上成语言文字的课，而不是政治课。

所以我们今天来读吕叔湘先生的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将各种观点放在历史的语境中理解。工具只是一种称说，它并不排斥立德树人、思维审美的教育，比如吕先生所说：“学习语言不应当满足于学会了一般的语音语法语汇，而应当进一步提高修养，特别是提高抽象思维的能力，分析理解的能力。”[5]他还说，学习语文不仅仅是学习语文，还关系到头脑清楚还是糊涂，关系到做事认真还是马虎。[6]总起来说，语言是工具课，但不能说是百分之百的工具课，不能理解得太狭隘，太实用主义。会逮耗子就是好猫，要看逮住几只耗子。白猫黑猫，光逮住一个作文还不是最好的猫。还要逮文学欣赏、语文知识、百科知识，多多益善。要不然怎么说语文课是综合性最强的一门课呢？[7]

这些陈述从思维到审美，到知识，到运用知识来做事，这与我们今日对于语文课程的基本认识，不仅没有相悖，而且是有很多启发的。综合性强，正是我们今日对语文课程的重要认识成果，而在那个时期他就提出“学习语文关系到做事”，是不是也体现在了今天的2022年版课标精神之中呢？

二、语文教学观：教师的活动应压缩到最低限度

对于一线老师非常关心的问题，比如怎么讲课文、怎样批改作文、怎样教文言文等，吕叔湘先生的建议是，对具体问题的回答，尤其是长期得不到解决的问题，需要退后一步，在根本问题上重新思索。吕先生认为的根本问题有两个，第一个就是“每一个做语文教学工作的人，必须首先认清他教的是什么”。从事语文教学就要认清语言和文字的性质，认清汉语各种形式（普通话和方言、现代汉语和古汉语）的分别和它们的相互关系。[8]

他认为，语文教学应该“语言和文字并举”，以语言为门径，以文字为重点，达到语言和文字都提高的目的。[9]如果只注重文字教学而忽视口语表达，就是“半身不遂的语文教学”。[10]吕叔湘先生认为，语文教学就是口语和书面语的教学。“小学应是口语教学和阅读教学并重”，“中学语文课以学习书面语为主是有理由的，但是也不能全然不理会口语的教学”，“应当以口语和书面语的统一体，即普通话和白话文的统一体为教学的对象，以听、说、读、写的全面发展为教学的目标”。[11]从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来看，“语言的训练对于文字的学习不但没有妨害，而且大有帮助”，“让学生在语言方面得到应有的训练，说起话来有条有理，有头有尾，不重复，不脱节，不颠倒，造句连贯，用词恰当，还愁他不会作文？”如果只等到作文课上才要求他布局谋篇，字斟句酌，那就是一曝十寒，文字的提高也就不可能太快了。[12]

他认为语文教学有一个总的钥匙，就是“活”，实而不死，实而能活。[13]教学的指向，就是让学生“会动脑筋”。给他一把钥匙，他拿了这把钥匙能够自己开箱子、开门，到处去找东西。你不给他这把钥匙，那有多少宝贝也没有法子拿到手。[14]

怎么才能让学生会动脑筋呢？吕叔湘先生认为，教师的讲解要少而精，讲是为练服务， [15]上课的时候，应该以学生的活动为主，教师的活动应该压缩到最低限度。[16]他特别反对作品分析，为此，他列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叶圣陶先生讲过的，在课本上自己读到一个故事叫《粮食》，讲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为了抢救一批粮食，牺牲了。当时有个学生读的时候热泪盈眶，但老师上课一分析时代背景、国际形势等，反而让这个学生无动于衷，眼泪出不来。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美国女教师教莎士比亚戏剧，学生看不出有什么好，她就让学生反复读，念来念去，大家就觉得这个戏是不错的，就下课了。所以，吕先生认为，文学的作用主要是感染，是作者的思想感情能够进入读者的脑子，使读者能像作者一样想，有同样的感情，这就算达到目的了。学习文学作品，主要是读，听人读，自己读，这样文学作品的作用才更容易发挥。[17]

在写作教学上，他鼓励学生说真话，叙述真情实感。小学应该重视写字和造句，对于内容的要求不要提得太高。[18]他不赞成精批细改，因为时间不够，并且徒劳无功。他主张挑几篇，有写得好的，有中等的，有写得差的，有代表性的作文，进行精批细改，其余的大致看一看，用两三句写出主要问题就行了。最为关键的是，不是改完就算了，而要用专门的一节课把精批细改的文章在课堂里评讲一番。有条件的话应该印发给每个学生，听老师讲，他的毛病在什么地方，这一段问题在哪里，这一句有什么不好，这个字为什么用错了。如果觉得不公平，可以轮流，一学期改一轮。[19]面批也是很好的办法。吕叔湘先生说，精批细改等问题，闹了30多年都没解决，[20]其实到今天，有多少学校能够按照这样的思路来批改作文呢？可能每位老师心里最清楚。教学活动要压缩到最低限度，并不是让教师不教，而是要少而精，把更多开展语文实践的时间交给学生。阅读教学是这样，习作教学也是这样。教师每篇作文都批改上满满的红字，学生看了，还有什么成就感可言呢？

三、语文教材观：应增加语言生动活泼的课文

吕叔湘先生在语文教材的编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在1980年第二次中学语文教材改革座谈会上，他指出，编写教材要处理好阅读、写作、语文知识三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好现代文和古文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普及和提高的关系。[21]而对于阅读与写作，他并不赞同阅读为写作服务，要以写作为中心来组织教材这种观点。他认为，阅读的基本功能，除了为写作提供范例之外，至少还有：1.提高欣赏文艺作品的能力；2.陶冶性情，品德教育，并且品德教育最好的凭借就是文学作品；3.扩大学生知识面。[22]而且，阅读本身也是应该培养的一种能力[23]；阅读需要学习，因为会读书和不会读书的人收获不同。

1947年，吕叔湘先生在开明书店编写中学语文教材时，就主张将白话文和文言文分开编排，免得学生弄不清白话文言，写文章文白夹杂。同时，教材中的白话文不仅要有文艺作品，还要有供研读的说明、议论类文章，以及供作文仿效的实用文。这样教材就分为三本，每本的目标都很明确。吕叔湘先生说：“我以为教材可以分三本，一本是为阅读和欣赏用的白话文读本，一本是为学习文言用的课本，一本是把作文指导和范文结合在一起的作文教材。” [24]

我们今天没有采用分编的形式，但是这里面所包含的语文教材的明确指向，却是值得我们不断思考的。吕叔湘先生还对教材选文提出了很多具体的意见。他认为当时的统编教材有一个缺陷是，“专门因语言生动活泼而入选的太少”，为什么不可以选几篇主要取它的语言好？[25]他列举了一下，说语言大师老舍的只选了两篇，曹禺的只选了一篇，《红楼梦》只选第四回，《儒林外史》只选“范进中举”。他认为，《老残游记》可以选，《儿女英雄传》中第38回安学海逛庙一段，文字生动，极为风趣，也可以选。

有论者认为这种教材编写的思路很好，今天没有落实很遗憾；也有论者认为现在的方式更科学，分编的思路行不通。其实，这些问题都有讨论的空间，即使今天没有采用吕叔湘先生提出的分编思路，但是分编的初衷和理由仍然值得重视。而并不是说，都是过去时的问题，如今已不存在了。很多问题，随着时代进步、观念变化，情况不一样了。比如吕叔湘先生说当时教材选文少，不够，主要是因为纸张供应不充分，但是现在我们的物质已经很充裕，也并没有把教材编得很厚。所以，今天我们学习吕叔湘先生的思想，也要秉持他“活”的思维方式，追寻他从问题的根源来思考的这种致思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