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实践反思与改进策略
作者： 陈时见 杜彬恒［摘 要］
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建设“双一流”和高等教育强国战略的重要任务。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经过了实验探索、深化推进和系统发展等阶段，在通识教育、机制创新、模式改革、制度建设、资源统整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也存在一些现实的矛盾和问题。因此，不仅需要全面总结现有的经验和系统分析存在的问题，而且需要结合新时代的发展要求，在教育理念、政策支持、体制机制和综合改革等方面着力优化发展路径。
［关键词］
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拔尖创新人才；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 G64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4634（2024）01-0025-08
人才是强国之本，教育是兴国之要。办好一流本科教育是全球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命题，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是新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校特别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才主力军作用，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培养高水平复合型人才［1］。从我国战略科学家成长来看，在具有深厚底蕴的名牌研究型大学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对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影响，领军人才与世界一流大学之间结成了一种彼此相依的密切关系［2］。从我国两院院士等学术精英成才来看，精英人才通过对优质教育与科研资源的获取不断进行学术产出和科研能力等资本的累积。128名院士本科阶段教育主要集中在浙江大学、北京大学等“双一流”建设高校［3］。从世界范围来看，诺贝尔奖获得者获奖前接受的大学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主要集中在少数世界一流大学［4］。系统接受高质量本科教育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的基础条件和关键因素。因此，加强本科阶段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至关重要。197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少年班，开启了我国高等学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征程。40多年来，通过“自上而下”的推动和“自下而上”的实践探索，由点到面、从少到多，开创了我国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探索的生动图景，取得了具有鲜明中国本土特色的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实践经验，为构建扎根中国大地的本科教育范式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经验积累。总结分析我国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改革经验，对于当前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着力提升本科教育质量，加快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历程
我国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历史轨迹与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高度契合，从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的改革历程和实践样态来看，主要可以划分为实验探索、深化推进和系统发展3个阶段，并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
1.1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实验探索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探索发轫于改革开放，在“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伟大号召中扬帆起航。早在1974年5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就提出“培养基础科学人才”的建议。1976年，“十年文革”宣告结束，全国百废待兴、举国思进，各条战线对人才的渴望十分迫切。同时，科教战线拨乱反正，国家恢复高考制度，全国科教工作者深切渴望和呼唤“科学的春天”。为动员全国科技界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1977年5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召开全国科学大会，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科学工作进行总结，统一思想认识［5］。为探索中国优秀人才培养的规律，培养科学技术领域的优秀人才，推动中国教育和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在邓小平、方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支持和推动下，1978年3月8日，新中国第一个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实验班——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正式开班［6］，这标志着我国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此后，教育部同意12所高校开办少年班，部分高校还在少年班基础上设立基础学科教学强化班等，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实验。此外，教育重大工程实施也为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发展动力。1993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置“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着力“为我国进入21世纪准备骨干人才”［7］。1998年5月，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的战略目标［8］。随之，教育部启动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实施“985工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进一步被强化并成为重要任务。1995年，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教改联读班，2002年成立ACM试点班以培养计算机专家人才。1998年，南京大学重新组建基础学科教育学院。同年，清华大学成立基础科学班。2000年，四川大学推出创新人才综合培养计划。2000年，浙江大学在混合班的基础上成立竺可桢学院。2000年，南开大学开办经济管理法律复合实验班。2001年5月，北京大学启动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计划，成立元培计划实验班。
实验班是实验探索阶段我国高校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组织载体和实践样态，主要表现出3个鲜明特点：一是体现了党和国家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精神要求。以实验班为载体的实验探索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教育和人才的高度重视，是在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国家教育改革重大工程的指引和驱动下进行的，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指导性改革和自下而上的自觉性行动相并行的发展格局。二是体现了高校办学传统和学科特点的实践要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发出历史先声，以国家重点建设高校等为代表的少数高校立足学校优势学科专业，紧跟国家战略需求和科技变革趋势，选择少数专业集中开展实验探索，形成了不同高校多样化创新实验的发展势头和实践特征。三是体现了本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成就是确立了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战略定位，构建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思想共识和发展理念，形成了优先选拔、集中资源、重点培养的培养思路，创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以实验班为载体、以理工科专业为主机制的改革推进机制，也为党和国家培养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精尖人才。
1.2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的深化推进
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全球竞争的加剧和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经济社会的快速变革，党和国家明确提出人才强国战略。200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2002—2005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人才强国的战略部署。同年11月，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教育要“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8］。同时，国家先后颁布科技、人才、教育3个中长期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与《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坚强的政策支撑和舆论支持。在国家政策的强力推动下，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进入到改革深化的新阶段。一是高校纷纷成立独立建制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机构，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实验区。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人文社科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清华大学建立生化基础学科班，大连理工大学成立大学生创新院。2004年，清华大学建立数理基础学科班。2005年，复旦大学成立复旦学院。2006年，四川大学成立吴玉章学院，南京大学将基础学科教育学院更名为匡亚明学院。2007年，北京大学在元培实验班的基础上成立元培学院。2008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创新实验学院，聚焦农科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12年，西南大学成立含弘学院，系统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二是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协同培养新模式。2009年，教育部牵头，联合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等中央部委正式启动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16所高校率先进行数、理、化、信、生5个学科试点。各高校在选拔机制、培养机制、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改革，形成积极的示范带动效应。同时，教育部联合中央有关部委先后启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卓越法律人才培养计划、卓越教师培养计划、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等，探索高校与相关部门、科研院所、行业企业协同培养人才的模式改革。
“特区政策”是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深化推进阶段的政策设计和实践策略，主要表现出3个特点：一是优先支持政策创新。该阶段，在人才强国战略和“珠峰计划”政策推动下，高校通过建立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为己任的“重点学院”，打造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实验区并实行特区政策，系统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大力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创新，使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态势。二是深化通识教育改革。这个阶段最主要的成就是遵循基础学科人才成长规律，着力破解专业教育存在的弊端，大力推进通识教育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夯实学生知识基础，拓宽学生知识视野，实行学科大类培养，加强科研训练，提升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形成基础学科人才和紧需人才培养同步推进的格局。三是细化人才培养机制。“珠峰计划”的教育试点不仅是一项为回应“钱学森之问”而推出的拔尖人才培养计划，而且是一项可以被称作面向新时期中国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前置性“开药方”教育实验［9］。在培养目标上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导，在细化构建人才培养机制中，着重推进“一制三化”（导师制、小班化、个性化、国际化），破解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困境，支撑培养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落实，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呈现体系化、协同化、集约化发展特征。
1.3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改革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进入到系统改革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教育要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提高“创新人才培养水平”，为我国实现人力资源强国和教育现代化奠定基础［10］。2015年，国务院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明确将“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作为“双一流”建设的首要任务。2017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联合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指出将“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创业教育方面成果显著”作为遴选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重要条件［11-12］。党的十九大报告更是明确提出，教育要“培养造就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13］。2018年，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联合印发《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对“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一系列举措并进行了详细部署［14］。同年，教育部召开新时代高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要求高校把本科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的基础地位”和“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15］。同时，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明确要求高校“深化科教结合，加强与各类科研院所协作，提高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能力”［16］。教育部联合有关部委实施“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计划2.0版，全面部署了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特别是对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进行升级，将哲学社会科学、心理学等学科纳入培养计划，扩大了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的学科范围、招生规模等。
整体协同是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系统改革阶段的政策标识和实践样态，主要呈现出3个特点：一是坚决夯实其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地位。这一阶段本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受到进一步的重视，其战略地位更加凸显，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不仅被纳入国家“双一流”建设和一流本科教育建设的战略框架之中，成为国家高等教育创新发展整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二是增强人才培养机制改革整体协调性。“拔”—“培”—“育”是体现模式优化成效的重要标志［17］。无论是培养体系改革还是体制机制创新，都应更好地同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相连接，能更有效地同高校整体性人才培养相统整。同时，在培养过程中注重招生、培养、评价不同环节的政策协同，以中学生英才计划为载体，更加突出大、中衔接，培养过程更加注重学科交叉和综合培养。三是协同推进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在“珠峰计划”实践基础上，以强基计划为抓手，更加突出招生选拔，以使命驱动，更加突出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推出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2.0版，拓展基础学科人才培养的专业范围，设立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基地，迈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步伐、步入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