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的文化逻辑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委托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研究”（项目编号：21JZDW001）；2021年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项目编号：C2021200）.

作者简介：

杨孟哲，男，上海人，历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历史与理论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武汉 430079）

摘要：“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是一种独具中国特征和文化内质的理论抽象，它不同于西式的教育伦理，有其特殊的文化逻辑。“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自于中国优秀教育家自身的文化品质，它与革命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时代发展同向同行。在新时代，“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赋予了“教育家精神”新的意涵，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精神文化，进一步拓展其广度和深度，提升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创造力和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中国智慧和文化支撑。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人民教师；教育强国

中图分类号：G45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

（2024）03000407

2023年9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十九个教师节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首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将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家精神总结概括为“具有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的道德情操，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躬耕态度，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弘道追求”[1]。可以说，“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教育家群体、具体国情发展等因素都密不可分。这个极具中国国情特征和定位属性的教育家精神，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文化逻辑来源。

一、根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在中国这片古老的沃土上，能够产生出“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并非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从历史传承来说，这与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基础渊源深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就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而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上下数千年历史积淀所催生出的优秀典籍名言更是不胜枚举。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所概括出的“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很多语句就是凝练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籍语录。

习总书记最先提到的“心有大我、至诚报国”，实际上也一直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所倡导的规训。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对自己所生所长的鲁国、对西周、对周礼有着深切的热爱，这种爱国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教育理念中。所以大多都认为孔子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开创了教育领域的爱国主义和报国观念。顾明远先生将孔子的爱国主义总结为“维护大一统；热爱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热爱祖先；培养刚正不阿的民族气节。”[3]这种爱国情结，不单单只是体现在孔子身上。同在春秋时期的管仲，也在其论述中强调了对国家忠诚热爱的重要性。《管子·牧民》有云：“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4]他们正是在春秋时期便已经形成了较为直接朴素至诚的爱国主义情怀，遂成为影响后世重要的文化思想来源。后来的孟子也提出过“教人以善谓之忠”[5]的看法。《礼记·儒行》更是提出“苟利国家，不求富贵。”[6]他们所强调的都是将自己的价值和利益放在国家利益后面，真正做到忠贞报国。荀子对人民与爱国的关系论述得更为清晰，其言：“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7]他认为国家就是由人民、君子和道法组成的，缺一不可。在以后历代儒家代表人物和教育家的视野中，家国是不可分割的，国家危难等同于自身危难。所以后来的董仲舒、韩愈、柳宗元、朱熹、王夫之等人都在诗文或论述中，将国家置于最靠前的位置，正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当中舍弃小我、忘我报国的家国情怀。

第二，习总书记强调的“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也是有其历史来源的。这其中主要是出自南朝刘义庆的《世说新语》，载：“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8]刘义庆用这些词语，主要是形容时为南朝官员陈仲举的高尚德行。习近平总书记以此来指代教师品行的贵重，正是说明教师所彰显的言行举止会在无形中影响无数学子。正如《礼记·学记》中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9]教育最为艰难的就是尊师重教，只有这样，老师传授学问才能获得尊敬认可。荀子曾说“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实际上讲授的也是教师地位和言行的影响重大。教师的言和行，不仅是其个人行为举止的象征，也是学生模仿、学习乃至建立自身言行系统的关键所在。《礼记·文王世子》载：“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者也。”这说明了老师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不能仅限于学习的内容，还要教授“立世之德”，甚至德行更为重要，有“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孔子在教育弟子时就经常强调要从他人之处学习优点，每个人身上都有其长处，所以才能发出著名的“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名句。孔子向弟子传授的学习他人的优点长处，在他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也是如此践行的。孔子曾向师襄学习鼓琴，师襄教授孔子《文王操》。孔子在练习多日后，师襄认为孔子已经可以师成。但孔子又反复练习，直到在弹琴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文王的形象出现。而孔子的这种言传身教，深深地影响着他的学生们。唐代韩愈在《师说》里面，也集中说明了教师行为道德的重要性，认为教师不仅是授业解惑，还有“传道”的意义所在。可以说，人师是“以模范行为影响和带动学生，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成为被社会尊重的楷模和世人效法的榜样。”[10]中国传统社会中，正是有“行为世范”的优良传统，才使得学生尊敬推崇老师，进而带动整个社会尊师重长。

第三，总书记提出的“启智润心、因材施教”，在中国优秀传统当中也是极易寻见。孔子很早就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观念，即教育权利是对所有人都是平等的，而且人人皆可施教。孔子门下弟子众多，贤者七十二人，而又有孔门十哲。孔子认为颜渊等人德行至上，又认为言语方面子我和子路上佳，而评论政事有冉有、子路，文学方面造诣高深的有子游和子夏。这非常直接地说明孔子在培养学生的时候，并非是将他们全部归为一类，而是发现他们各自的长短，充分发掘他们的优势方面。朱熹在《论语集注》中评论“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11]正是孔子根据学生特点的不同，才能因材施教，也使得这些孔门弟子在历史上熠熠生辉。因材施教看起来容易，但做起来相当困难。如同柳宗元在《种树郭橐驼传》中所言，郭橐驼种树种得好，周围人都问其缘故，郭橐驼直言并不是自己有什么奇技使树木活得久，而是“能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焉尔。”[12]郭橐驼种树的事例，看似只是空谈一个种树，但它的隐喻完全可以延展到教育领域对学生的培养教育之中。教育学生本身就应该根据他们的特点和优点进行施教，顺应习性和规律去发掘针对他们自身的教育方法，定然不能产生教条主义，所有学生都是统一的教授方法，那样就会产生“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的南辕北辙结果。钟秉林先生也强调说“因材施教则是最为重要的教育方法，‘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多样性是世界万物的规律，尊重个性的差异与不同是教育的前提，实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是教育的目标。”[13]

第四，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中的“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乃是出自《礼记·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人一能之，己百能之；人十能之，已千之。”[14]这里强调的就是勤能补拙的学习信条，不会因为困难而退缩。《礼记》里面关于勤学的记述，不胜枚举。而孔子关于勤学的论述，也极多，比如孔子说“学如不及，犹恐失之”就是强调对于学习知识内容的迫切性；又比如孔子说“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则是对这种笃学和“道”的坚守。但是只有勤学，对于教育本身来说是不够的。北宋欧阳修说“立身以立学为先，立学以读书为本。”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兼具学习和拓展两条道路的方式。而东晋陶渊明则说“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在这个基础上，陶渊明更加注重钻研分析。具体到当代教育的范畴，无论是对老师教学内容还是对书本内容，实际上就是学习环节中的一种知识更新和再吸收。可以说，在传统中国时期的教育家们，在教授知识的时候就已经不仅限于书本内容，而是根据知识进行了二度创作消化，通过自我教学方法将知识传播给学生。并且，学生在接收老师的知识内容后，也会进行自我更新和析疑，从而真正地达到一种知识内化。

第五，“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古代师教文化中也是一种传统。孔子对待学生和教育的态度，强调的是“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要保持对学习和教育学生的热情。并且，孔子在教育方面说“吾未尝无诲焉”，体现了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孟子则把教育的乐趣看作是人世间的一种快乐，他认为君子有“三乐”，父母在和兄弟无灾是一乐，无愧于天地和别人是一乐，而能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5]则是另一乐趣。孟子的看法，就是把“乐教爱生”置于人生的重大事项，正与其性善论的思想不谋而合。不仅是孟子，荀子也反复强调学习和老师热爱学生对一个人成长的重要性。同时，荀子认为学习是要不断坚持，如果中间断断续续，则会让学生“纵性情而不足问学”，那样就会成为小人。唐代柳宗元发出“君不见南山栋梁益稀少，爱材养育谁复论？”[15]的壮语，寓意国不可失才，强调国家需要人才的重要性。北宋黄庭坚则说“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16]黄庭坚提出世上千里马很多，但是能够发现千里马的九方臯却很少。换言之，就是优秀的人才和学生需要好的老师去发现。中国传统的“乐教爱生”不仅仅是对学生传布知识，还是把教育学生看作是人生大事甚至乐事，而像柳宗元和黄庭坚等人更是认为培养人才对国家是极为重要的，要为国家积极发掘人才。这都说明传统文化中的培养教育人，已不单是一种职业规训，而是一种文化自觉，是一种甘为人梯的精神内核。

最后，总书记指出要有“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不缺乏的就是“胸怀天下”的格局和情怀。古代中国的家国同构，是将个人的小家庭与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礼记·礼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就是代表了周礼所认定的崇高的社会路线。《大学》中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一种代表古人内心的政治理想追求，更是将自身学习与家国天下紧密结合。孟子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也是体现了国与家的关系。北宋范仲淹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心怀天下情结，而南宋陆游也有“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情呐喊，再加上明代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共同构成了古代士人和文化者的家国理想定位。这些无一不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胸怀天下”的民族精神。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肯定不能缺失胸怀天下的格局，并且这种情结来源于我们的文化血液，“从优秀传统文化中继往开来，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化育天下，从而在‘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人’的过程中培养凝聚精神力量，树立文化自信，坚定人民信仰。”[17]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的历史决议当中，“党中央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18]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2]而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根植于传统文化，更离不开对传统文化的汲取和内化。

二、与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方向一致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饱受近代局势动荡的基础上形成特有的教育家精神，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进发展，更与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文化密不可分。从外在看，这种教育家精神是近代以降历史背景积累所形成的可贵的文化精神财富。但从内里看，只有中国存在这样的教育家精神，才是推动教育强国，实现民族复兴的强大基石。

2021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一百年来的党的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以建党精神为原点，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的伟大精神谱系。这些精神谱系，实际上也是教育领域不可或缺的文化思想来源。比如井冈山精神当中强调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持在艰苦地区进行卓越斗争，这与教育本身勤学笃行和甘于奉献的精神密不可分。又如苏区精神里面体现出的一心为民和无私奉献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种文化精神对应到教育领域中，与教师乐教爱生及无私奉献的教育价值追求也是一致的。伟大长征精神体现的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落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也是与教育的自主性和因材施教有关。遵义会议精神里倡导的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这对教育和教学方式的反思很有帮助。

中国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是由弱变强、由小变大，带领全国人民取得革命胜利的关键性阶段。在此期间，更是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精神和教育理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铸造了艰苦奋斗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而在抗战过程中，又体现强烈的爱国情怀和民族气节，形成了抗战精神。同时，红岩精神中有刚柔相济和锲而不舍，西柏坡精神展现了敢于斗争、戒骄戒躁。进入新中国以后，我们又相继显现了抗美援朝精神中奋不顾身的爱国主义；两弹一星精神有热爱祖国、无私奉献；改革开放精神出现了开拓创新、勇于担当的守正创新；特区精神是一种敢为天下先的拼搏创业精神。在面对各种灾害和困境时，抗洪精神和抗震救灾精神展示的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下万众一心、坚韧不拔的伟大精神。脱贫攻坚精神开拓创新、不负人民；伟大抗疫精神是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伟大精神，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文化都有巨大的示范意义。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里的至诚报国、行为世范、勤学笃学、求是创新、甘于奉献、胸怀天下，在这些伟大精神层面都有其对应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