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陈时的办学镜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8年度教育学重大招标课题“建设教育强国的国际经验与中国路径研究”（项目编号：VGA180002）.

作者简介：

陶光胜，男，湖北襄阳人，教育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和教育政策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国家教育治理研究院，武汉 430079）

摘要：陈时是私立武昌中华大学的创办者，是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驱。陈时在40年的办学过程中沉淀了一套宝贵的办学经验，以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觉固大学之本，以业精于勤的精神建构塑大学之魂，以苞桑之固的制度磐石立大学之治，以和而不同的差异方略谋大学之特，以风不鸣条的时代气候筑大学之基。陈时的办学历程为研究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史提供了有益参考，也为推进当今民办高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智慧。

关键词：教育家；陈时；民办高等教育；民办高校；办学启示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5995（2024）03009008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中，深情希望“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办好一所学校，关键是校长和教师。教育家办学既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更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客观要求。陈时（1891—1953），是我国近现代著名教育家，中国私立大学的先驱，周恩来总理称其为“清苦的教育家”。1912年5月，陈时与父亲陈宣恺一起，毁家兴学，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这是中国第一所不依靠官府、不依靠外国人、纯粹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1932年，蔡元培在参观考察中华大学时曾经赞誉到：“常常听到陈校长在武汉办了一个中华大学，并设有大、中、小学三部，像这样完善的学校，中国确实罕见。中华大学的名称是和中华民国相同的，年龄亦一样，所以中华大学可以说是中华民国的大学代表者。我们知道陈校长办这所学校的动机和目的，以及惨淡经营的情况，兄弟对于陈校长热心教育的精神特别佩服！”[1]中华大学在1912年至1952年的40年办学历程中，培养了恽代英、林育南、陈昌浩、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光未然、万国权、陈庆宣等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史上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里写道，“历史是历史学家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跟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2]过往的历史是现实发展的镜子，现实走向是研究过往的引子。陈时兴办中华大学的40年，是中国教育大开大合、风云际会的40年，是中国教育从传统逐步走向现代的40年，也是与中国近现代民办教育心手相牵的40年。陈时作为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既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提供了绝佳样本，也为我们探寻教育家引领助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及民办大学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历史智慧。

一、固大学之本：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觉

毛礼锐认为“中国是具有数千年文明的国家，有丰富的教育史料，有悠久的大学教育的传统，应注意挖掘整理我们这个文明古国的‘土特产’。这些‘土特产’也具有世界意义。一部中国大学发展史，是一幅自从有了文字以来中华民族创造和传递精神文明的历史画卷。”[3]这些“土特产”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群体的“士志于道”。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在余英时看来，“士”的价值取向必须以“道”为依据，士要“能够超越他自己个体的和群体的利害得失，而发展对整个社会的深厚关怀。”[4]如北宋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士志于道”不但是先秦时代儒家知识分子的行为准则，而且也同样适用于后世各派的知识人，成为千百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符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国近代大学校长是中国传统‘士人’与近代知识分子的结合。”[5]他们对于“道”的坚守和追求，他们在办学中注入的深厚家国情怀和强烈社会责任，成为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经验。大学是社会的良心，是文明的灯塔，其本质是一个关于知识的特殊学术机构。传播知识、创造知识、运用知识，作育人才、阐扬学术、传承文明、服务社会是大学的使命，也是大学兴办者应有的初心。

陈时倾其所有，劳碌一生，辛辛苦苦治理中华大学，担任校长累计长达26年，其最朴素、最直接、最强烈的想法就是为国育才，挽救危亡。他说：“处在20世纪的年代里，一切是宜适应时代的需要，何况是次殖民地的中国，若不陶铸人才来弥缝补缺，挽救危难，国家前途更属不堪设想。所以本校就于民元应运而生。”[6]正是这种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鞭策着陈时为振兴中华而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在陈时的心中重逾千钧。他曾殷切希望，“当先生的负起当先生的责任。做学生的要做个像读书的学生。先生负责任，学生肯努力，互相勉励，教学认真，校誉日上，……这样才尽到大学的使命。”[7]1933年1月，《东方杂志》刊登了国内各界名流的新年梦想，陈时写道：“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武昌中华大学活动，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此校牺牲。我梦想此校在五十年以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耶路、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并发挥一个最高的大同思想，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的先锋勇士。”[8]办一所世界著名的好大学，是陈时毕生的追求和梦想。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中华大学演讲时说：“我和陈校长相比，自愧不如。办南开，我只是出点力。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在北方……想到中华，就想到陈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我们两校有许多共同点，正如陈校长所说，中华南开是亲如姊妹。”[9]

做事情总有一个出发点。陈时创办和发展中华大学的历程向我们揭示了一个最为宝贵的经验：士志于道的使命自觉是兴办大学的根本。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再光辉，也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对于教育管理者而言，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是将来；无论是创办大学，还是发展大学，都应该时刻牢记大学所担负的使命，都应该时刻反省自身从事教育工作的初衷。方向性的错误，最后会发展为南辕北辙。特别是对民办高校的发展而言，无论是营利性民办学校还是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时刻将办学的公益性放在首位，是确保学校可持续发展的至关重要的战略决策。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我国民办教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对社会团体和公民个人依法办学，采取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2018年12月最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再次强调，“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国家对民办教育实行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依法管理的方针。”2021年4月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详细指出，“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样化教育需求。”截止到2022年，我国有民办高校764所，占全国高校总数的比例2536%。其中，普通本科学校390所，本科层次职业学校22所，高职（专科）学校350所，成人高等学校2所，民办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92489万人，占全国普通、职业本专科在校生的比例2527%。[10]

民办学校这些年的快速发展也暴露出很多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办学的方向性问题。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一些民办大学将学校的公益性抛至九霄云外，在一味追求办学利润的路上越走越远。这些学校盲目扩大规模，仓促开办专业，急于多招学生，乐于多收学费，自律精神不足，甚至将办学经费挪作他用或遭遇资金链断裂，在内涵建设上着力不多，办学质量低下。有的学校因此而难以为继，最终走向倒闭。早在1919年，陈时与恽代英谈及教育家问题时，就直言不讳的指出，有些教育家并非真心热衷教育，沽名钓誉、敛财猎官的大有人在。恽代英在日记中对此详细写道：“叔澄师谈及目前教育家之劣迹，或因黩财，或因猎官，或因渔色，积德终身，隳于一旦，令吾战兢。盖棺以前知成就何等人耶。”[11]德不孤，必有邻。陈时兴学的案例昭示我们，民办高校要想做大做强，做长做远，无论是举办者、出资人，还是管理者，都一定要有崇高追求和战略考量，一定要尊重和敬畏教育规律。当前，高等教育市场供给相对过剩，民办高校的社会信任还在进一步构建、办学格局还在进一步调整，此时更应该抛弃短视的利益观，抢抓机遇把质量建设放在极端重要的位置，把学校办出境界，办出水平。

二、塑大学之魂：业精于勤的精神建构

“在任何社会中，高等教育机构都往往是一面鲜明反映该国历史与民族性格的镜子。”[12]大学是复杂的有机组织，根植于独特的社会文化土壤。每一所大学都有自己的文化符号，都有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大学精神既是大学与大学之间相互区别的重要表征，也是大学发展重要的内驱力。办大学，图书、设备、建筑等物质设施必不可少，理念、文化、信仰等精神层面也不可或缺，要特别注重对大学精神的建构。

1930年元旦节，中华大学举行喜迎元旦暨大学立案批准庆祝会，陈时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盖私立学校若非精益求精、实事求是，则不克成立。本校虽不能骤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哥伦比亚等大学相比，然我总理有云‘有志竟成’，心窃向往，希望其实现于将来。”[13]中华大学之所以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路前行，并取得较大的办学成就，跟陈时营造的坚韧进取、成德达材、兼容并包的大学精神密不可分。在这种精神的感召下，学校师生显现出蓬勃的创造力、强大的凝聚力和惊人的战斗力，也因此得到社会的同情和支持。中华大学的精神建构是成功的，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物质设施的不足和匮乏，成为驱动学校发展的重要力量，为现今办学提供了宝贵经验。大学管理者要善于立足教育的本质和规律，广泛借鉴全校师生和社会的智慧，对学校办学思想、办学目标、发展路径、文化特色、精神风貌等进行高度概括和抽象凝练，并根据时代发展和校情变化，与时俱进做出调整。要高度重视校歌、校训、校史、校仪等工作，善于对学校文化元素进行整合优化，创造富有深刻精神内涵的、个性化的、规范化的校园形象符号系列，打造包括理念文化识别系统、视觉文化识别系统、行为文化识别系统等在内的一整套学校形象识别系统SIS（school Identity system），使大学精神有载体、有内涵，易识别、易传承。

陶行知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评论一所学校，首先要评论它的校长。”校长是大学精神的培育者、象征者、弘扬者和传承者，在大学精神的塑造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如果说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校长就是塑造灵魂的灵魂人物。蔡元培、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等许许许多民国著名大学校长的经历启示我们，教育家办学是学校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回顾中华大学的办学历程，陈时做到了温度与力度的共存、职业与事业的统一、底色与特色的融合，在实践中成长为一位当之无愧的教育家。陈时对中华大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引领和助推作用，成为中华大学的“晶核”。德国著名社会学家、政治学家马克斯·韦伯提出，“任何一种组织都是以某种形式的权威作为基础的，权威能消除混乱、带来秩序，没有权威的组织是无法实现组织目标的”[14]。他认为，权威与权力是有区别的，权力是无视人们的反对，使人们被迫服从的能力；权威则意味着人们在接受命令时是出于自愿，而非强迫。韦伯又把权威分为三种类型：“传统型权威源于历史，克里斯玛型（即超凡魅力型）权威来自个人的非凡品质，法理——理性型权威则建立在一套非人格化的规制基础上。”[15]中华大学薪酬微薄、经费困顿，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刘凤章、严绂苹、邹昌炽、鲁济恒等一批学者仍然愿意与陈时一起同甘共苦、共舟共济，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陈时用自己一心向学的教育情怀和真诚待人的人格魅力，感召了一批具有共同精神信仰的志同道合者，一起为建设中华大学和实现教育救国的梦想而努力，其事迹可歌可泣。陈时作为校长，仅仅依靠其身份和岗位所带来的制度性权力是无法让这些老师心甘情愿地留在中华大学的，他所能仰仗的其实正是他自己的超凡魅力。陈时在中华大学建构了一种个人魅力型权威，他的品格、能力和威望赢得了师生的拥护，特别是他教育救国的理想信念、毁家兴学的感人壮举、坚韧不拔的苦心经营、以诚待人的高尚品格、超越私利的服务和牺牲引发了巨大的情感共鸣，带来了较高的价值认同，在中华大学这个特定的“场域”树立了一种自然的威信，赢得了广泛的尊重，获取了深切的同情，并在客观上带来了一批认同陈时行为理念的坚定追随者，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中华”现象、“中华”文化、“中华”人格，最终达成了陈时所期望的“师生们联合起来，作一种发扬‘中华’精神的运动”，把学校建设好发展好。

作为教育家，要有崇高的教育理想、坚定的教育信念，深厚的教育情怀、执着的事业追求，科学的教育认知、清晰的办学思路，高尚的人格品质和开创性的事业建树。当今时代，无论是公立大学还是民办大学，推行教育家办学，既是学校所需，更是时代呼唤。对于民办大学而言，与公立大学相比，起步较晚，历史较短，积累较少。劣势也可以转换为优势，民办大学的体制较为灵活，包袱相对较轻，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以市场化机制延聘一批热爱教育、尊重教育的教育家作为学校校长、院长。在时间、空间、环境上给予充分的信任、充足的耐心和鼎力的支持，支持他们依法独立行使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职权，支持他们大胆探索，创新教育理念，革新教育模式，变革教育方法，形成教育特色和办学风格，最终助力民办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实现弯道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