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代际学习:内涵特征、建设困境与突破进路

作者: 落鑫

摘  要:开展高质量的代际学习活动,实现老幼共融,是一体化探索解决我国“老龄化”与“少子化”挑战的重要手段,是新时代银龄教师的可为与当为。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体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现出当代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同时,代际学习具有民族性,我国代际学习体系的建立扎根于中国大地,反映出我国独特的代际伦理与文化特征,新时代代际学习应秉持优势视角并指向老幼共融。应然状态下,银龄教师参与代际学习应以社区为基点,有机嵌入托幼和养老机构的日常活动流程中,并建立起多部门协同育人机制。然而在现实中,支持银龄教师参与代际教育的政策法规待完善,老幼共融文化待建立,支持银龄教师参与幼儿园活动的专业发展路径待明确。因此,应加强法律保障与政策供给,提升代际学习在我国的社会认可度,将“代际+”与“+代际”有机结合。

关键词:老幼共融 银龄教师 代际学习

中图分类号:G4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995(2024)09-0027-07

基金项目: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课后服务体系的城乡对比与政策提升研究”(项目编号:2022P015);陕西师范大学2024年度本科教育改革“揭榜挂帅”项目;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人口高质量发展背景下高校银龄教师资源挖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BGA230259);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智库基金项目“吉林省知识型退休人才“老有所为”支持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24JLSKZKZB092).

作者简介:

落鑫,男,内蒙古包头人,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一、引言

当前,我国正同时面临着人口老龄化和低生育率的双重挑战。预计到2035年左右,我国将可能成为老龄人口占比超30%的重度老龄化社会[1],老龄人口占比和绝对数量给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日益严峻的压力。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走低,当前我国人口总和生育率已跌至破1.3%,人口生育意愿常年在低位徘徊,对人口规模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一定影响。[2]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口问题。为应对人口挑战,我国政府持续出台、优化了一系列与人口健康发展相关的政策。从“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生效,到积极老龄化社会的探索与构建,都为积极应对人口挑战、挖潜人口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统筹解决“一老一小”两个群体的挑战,发挥其各自优势的同时,实现“一老一小”群体共同受益、共同发展,成为我国相关领域的重要关注点。在应对人口发展挑战的过程中,有关国家纷纷转向代际学习,旨在通过教育手段,加强不同世代群体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增进“一老一小”福祉,并促进其共同发展[3]。

代际学习是指涵盖不同世代的个体或群体,通过结构化和非结构化的方式,在特定的环境中共同学习与发展的教育活动[4]。其核心目的是实现知识、技能以及价值观的在不同代际间的交互传递,从而优化代际关系,推动“一老一小”两个群体的和谐与健康发展。这一教育形式源自人口结构、政策导向、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教育领域的深刻变革,并与“一老一小”相关领域内的理论演进紧密相连。

在我国,代际学习以不同主题、形式和内容加以实践。2023年教育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以积极姿态应对老龄化,挖潜老龄社会潜能,推动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大国建设。《计划》界定了以银龄教师为代表的老年群体的教育资源优势、对银龄教师教育价值实现的路径进行了顶层设计与总体部署。[5]《计划》推动银龄教师支持普通高等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民办教育,是新时代我国代际学习的生动体现。

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的基础,对个体的终身学习和发展起着奠基性影响;在国际上,高质量的学前教育也是促进人口健康发展、提升生育意愿的重要手段[6]。在人口老龄化与少子化同时发生的今天,挖掘银龄教师等老年群体的教育价值,促进学前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老幼共融,可为一体化应对老龄化和少子化,实现多方共赢提供新的可能。

二、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的内涵与基本特征

全世界范围内,服务“一老一小”群体的代际学习体系已被广泛实践,成为具有交叉性、前沿性的研究热点[7]。在银龄教师的政策背景下,把握代际学习内涵,深入解析代际学习特征,有助于把握其本质与价值,为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实现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体系,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奠定基础。

(一)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的时代内涵

代际学习在人类社会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人类发展早期,以血缘为单位的家庭代际学习是个体积累生存经验、获得发展的基本手段。家庭、部落是以血缘为纽带形成的基本社会单位,也是代际学习发生的主要场景。人类从原始社会走来,正是通过代际学习让生产、生活经验得以传承,让历史记忆得以延续,从而逐渐发展出悠久灿烂的文明。

在工业革命开始之前,对世界已有经验的掌握和运用决定了个体改造世界的能力,代际学习更多呈现出知识经验从老年到青年群体转移的趋势。彼时,不同文明都不约而同将老年群体视为知识权威、智慧之源。在东亚儒家社会,“孝”观念被视为家庭和整个社会人伦之根基[8],《论语》中就有“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的表述。如果“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那么“孝”则被视为“仁”之根本,这深刻反映出东亚传统社会代际关系的基本特点。而在西方社会,老年人在传统上也被视为知识权威。在西方战争历史学经典《内战记》中,凯撒大帝曾说:“在一切事情上,经验是最好的教师。”他推崇经验的重要性,而老年人往往拥有丰富的人生经验,是天然的“良师”[9]。由此可见,无论中西,代际学习在传统形态上更多呈现的是老年群体向青年群体的单向输入,老年人是知识给予者,而年轻人则是接收者。

进入21世纪,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发展的模式。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大数据、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迅速发展,既有的学习样态与教育模式被重新塑造[10]。在这个过程中,年轻一代被视为数码时代的原住民,其数字素养较高,对数码产品、工具和媒体掌握和使用能力较好,成为老年群体学习的对象。这表明,代际学习发生了重要转向,老年群体在传统代际教育中的绝对权威受到挑战;而年轻群体则在部分代际学习内容上占据优势[11]。

当今社会,“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在代际学习中实现优势互补、老幼共融应是代际学习的发展取向。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雷蒙德·卡特尔(Raymond Cattell)根据其研究将个体的智力分为流体智力和晶体智力[12]。前者以生理为基础,包括感知觉、记忆、运算速度、推理能力等,往往随着年龄增加而衰退;而后者指向人的经验、学习等社会文化因素,与个体的生活阅历、环境塑造息息相关,并随着知识的增长而逐渐增强。在该理论框架下,银龄教师与幼儿“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各自优势不同且互补,是可以彼此学习、共同发展的群体。因此,银龄教师参与的“一老一小”的代际学习,既存在传统社会中年轻群体向老年群体的经验学习,也有银龄教师向年轻群体的新技能的学习,应呈现出“一老一小”彼此互学、老幼共融的时代特征。只有把握了该特性,才能以历史的观点审视代际学习在文明发展中的演变,理解以代际学习应对当今时代问题的必然性。

(二)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的文化特色

代际学习不只在时间维度呈现出阶段性发展特点,也受所在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之深刻影响。例如,美国社区教育体系起步较早,有较为浓厚的以社区开展教育活动的传统,因此,以社区空间为依托的代际项目较为发达,且代际活动参与者往往包括社区组织、当地居民团体、社会中心等[13]。此外,当代美国文化崇尚年轻,对独立、创造、活力等品质有较高价值追求。美国的大众流行文化更是崇尚年轻,认为年轻阶段比老年阶段具有更大价值[14]。因此,美国年轻一代在面对老年群体时,更倾向于保持独立;老年人群权威感相对较少。因而, 在“一老一小”参与的代际学习活动中,两个群体相对平等,甚至年轻群体可能占据某种社会心理上的优势。

我国历史悠久,尊老爱幼是印刻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重要品质,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代际学习的样态。一方面,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对于老年群体价值作用的体认。尊敬老人是中国社会公德的重要组成,老年群体被视为社会价值传递的中流砥柱,此种传承保持了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和连续性,并为我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不竭力量;而在中国家庭中,老年群体是家风的引领者、守护着,如前文所述,由敬老发展的孝文化成为儒家家庭伦理的核心。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和社会实践中,形成了诸如“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当益壮”、“老马识途”等表述,体现出珍视老年群体贡献、尊老敬老的文化特征,因此银龄教师具有天然的权威感;“活到老学到老”等俗语,则道出了中国文化对于老年群体持续发展可能性的体认,使银龄教师再学习在文化上成为可能。

另一方面,爱幼是中华民族的又一特征。在家庭中,长辈关注儿童发展,并在其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知识技能等方面给予儿童全面照顾、教育指导,帮助其系好人生第一粒扣子。与此同时,儒家传统伦理强调秩序,认为长幼有序。《荀子·君子篇》就提到:“长幼有序,则事业捷成而有所休。”强调 “一老”和“一小”应扮演各自角色,守护好其秩序、边界和规则,才能办成事业[15]。因此,“一老”和“一小”两个不同群体在社会地位上存在天然差异,表现在银龄教师参与的代际学习活动中,老年人往往被视为在知识经验上具备天然的权威性。

在今天,代际活动的开展既受到本地传统文化观念的深刻影响,又不可避免的呈现出时代特征。科学技术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变革、社会组织方式的革新都让中国的代际学习呈现出新的样态和可能。

(三)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的价值旨归

新时代下,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其首要价值应指向老幼共融,意即通过代际学习,使得银龄教师与幼儿均取得发展。这有别于我国传统社会“长幼有序”的代际等级格局,是我国尊老爱幼传统在当代的新表现。在这里,尊老不是盲目服从,也不是基于社会地位上的天然优势,而是强调老年人群价值的最大发挥,与积极老龄化要求一脉相承。爱幼,既是给予其关怀,也是通过各种活动促进其在认知、社会性、情绪情感上的全面发展。在此价值取向下,代际学习活动中幼儿的特质如活力、创造性、好奇心可点亮银龄教师的生活热情,但幼儿同样受惠于银龄教师的经验、耐心和见识。他们是拥有独立价值、平等受益的学习伙伴[16]。

优势视角应成为代际学习活动价值实现的基本路径选择。现代社会以法律和行政命令的手段,对从事生产活动的年龄加以规制。“一老一小”两个群体分别在一般性工作年龄的前段和后端,其直接创造的经济价值较低,因而在社会话语、权力等方面远离社会主流,处于相对弱势地位;而基于优势视角的代际学习体系,其出发点和实现手段均从激发“一老一小”各自优势出发,改善了“一老一小”的社会形象,有助于达成老幼共融的价值追求。

在数字化时代,作为“数码原住民”的儿童往往具有更高的数字素养,他们熟悉数码设备使用,愿意对其进行探索;此外,儿童的天真活泼、乐于交往、善于创造、喜欢运动等特质都是其优势品质,可点燃银龄教师的生活热情,为其带来活力与希望,增强其心理韧性;而银龄教师生活经验丰富、具有细心耐心、宽容平和等特质,一方面为幼儿增加了与不同代际人群交往的机会,另一方面也给幼儿向银龄教师群体学习生活经验、传统文化创造了机会[17]。这都让两个群体彼此学习、共同发展成为可能。

三、银龄教师参与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的应然样态

实现代际学习之价值,服务好我国银龄教师和幼儿两个群体,应如何在社会中打造良好的代际学习生态?应建立怎样的体制机制以科学引导代际活动的开展?如何去构建完善合理的代际学习活动策略?对其应然样态进行探讨,可为构建老幼共融的代际学习体系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