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与元九书》的阅读价值

摘 要：《与元九书》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给友人元稹的一封书信，完整而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诗歌理论和创作理想，可以看作研究白居易心迹和思想的重要文献。该书信也对后世文坛和现实主义诗歌理论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着文学与审美、认知与了解、感悟与激励三方面的阅读价值。

关键词：《与元九书》 阅读价值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3.01.009

白居易是唐朝著名诗人，他的《琵琶行》《长恨歌》等脍炙人口，千古流芳。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研究白居易的文章层出不穷，他的人格魅力、独特思想、创作主张等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常读常新。

白居易是李白和杜甫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的一生是曲折的，他二十多岁进士及第，风光无限，但宦海沉浮多年后，白居易深感官场黑暗，政道崩坏。当他被贬江州，做了个有职无权的司马后，彻底陷入了人生低谷，心中满是忧郁与悲愤，正在这时，他的好友元稹寄来了《叙诗寄乐天书》，看完之后，他有感而发，在寒冬之时写下了这封洋洋洒洒几千言的书信。此封书信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文学与审美、认知与了解、感悟与激励三方面的阅读价值。

一、文学与审美：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没有专门的诗歌理论著作，他的诗论观点散见于其诗文作品中。其中，《与元九书》是历来人们最为关注的一篇。“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一句凝练了他诗文的创作主张，更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首先，白居易叙述了从上古时代开始诗歌渐次衰变的过程及程度。他首先对上古时代的文章表达了推崇，他这样写道：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菲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圣贤，下至愚骏，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

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宝也。

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汭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足戒，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

白居易鲜明地提出《诗经》是六经之首的观点，指出《诗经》“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他以果树的生长作比喻，对诗歌的四要素即情、言、声、义作了十分形象的概括。他认为情感是果树的根本，语言是它的枝叶，声律是它的花朵，义理是它的果实，其中“情”与“义”是思想内容，而“言”与“声”则是表现形式，外在形式一定要为思想内容服务。这是白居易对诗歌特性最为精准的理论概括，也是对文学评论和诗歌审美的精准把握。同时他指出先古圣人之所以能“垂拱而理”，正是因为他们抓住了这个根本，使诗歌成为感化人心的重要法宝。

然而，这一切都是为他后面的叙写作铺垫，盛赞《诗歌》之高妙，实为批判后世之遗失。

他认为从上古至今、《诗经》至梁陈诗歌，诗歌发展步入了下降的通道，越到后来越衰落式微，《诗经》的六义渐次消亡；即便唐代诗人群体巨大，但与《诗经》理念、标准、特性相吻合者几乎无人，甚至连大名鼎鼎的李、杜也不入其法眼，成为被诟病的对象。在白居易眼中，古典诗歌的发展史，就是对《诗经》精华、品质、特性、价值逐渐淡化、损毁、丢弃、否定的历程。

于是他非常痛苦：“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食辍哺、夜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夫！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他食不下咽，夜不安寝，想把崩坏的诗道扶持起来，迫切之心、悲愤之情溢于言表。

虽然白居易的这些批判难免有过激之处，甚至对李白、杜甫的看法也有失偏颇，但这正是白居易始终坚持的文学创作理想，是他终身捍卫的文学创作主张。诗道崩坏是他难以接受而又无法改变的事实，因而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呼吁、实践，想借自己的一臂之力去改变这样的局面，于是也就有了《观刈麦》《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

白居易很好地继承了现实主义的优秀传统，但他又不止于此，而是将诗歌该有的本质和核心鲜明地提出来，告诫后人应当在诗歌之中联系现实，而不是空谈，将现实主义的诗歌传统保存下来并发扬光大。

其次，从审美价值角度看，《与元九书》采用的其实是最容易流露个人感情的书信体，白居易又是历史上出名的性情中人，这封书信流露出白居易的情感美。

《与元九书》最突出的情感是想要振兴诗道却反遭命运打击的悲愤之情，这次的贬谪让白居感到悲痛万分，由于官场上无法施展自己的抱负，因此他在书信中对诗歌进行评析，与好友之间相互慰藉，在这般情况下还发出一句“微之微之，勿念我哉”，自我伤感又渴望得到他人的安慰，白居易抒发知音难觅的感慨和发自肺腑的深切悲伤，真情实感流入书信中，与文字相融合。这种落寞与慰藉情绪相交融，时运不济和知音难得相冲击，壮志难酬与自娱自乐的欣然相矛盾，让书信别具情感审美价值。

此外，从文章来看，白居易尊重事实、严谨缜密的写作风格也令人称道。这封书信中他旁征博引，列举了历史上大量的诗人及其作品。同时，他对晚唐时期的时事政治和发展状况也有非常客观的说明，论述有理有据，逻辑清晰，使人叹服。

二、了解与认知：并不快乐的“乐天”

白居易字“乐天”，他在解释自己何以为“乐天”的时候写道：“号作乐天应不错，忧愁时少乐时多。”这大概有点道家推崇顺应自然、清静无为、乐天知命的思想。然而，从这封信以及其他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却看不到白居易的“快乐”，不仅看不到快乐，更多的是孤独、怨愤、矛盾。

他是孤独的。人的生存离不开社会，个人的发展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人与人之间构成相当复杂的社会关系。当某种社会需求得不到满足，或者对社会关系的期望与现实状况产生落差时，个体就会感到孤独。在这封书信中，我们能够感受白居易对诗歌的追求是他鲜明的社会需求，他深刻了解民生疾苦，于是想通过现实来反映当时的社会，体现着对封建当权者的批判和对百姓的同情。但正是因为他对于诗歌使命的过分追求，对于执政者过于理想的期盼，才让他始终处于不为人理解的现实状况之中，这种落差使他深陷孤独之中。其实，从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十分清楚地梳理出他的思想轨迹，非常清晰地了解他被贬谪江州的原因。自古以来，封建统治者往往乐见歌功颂德之人，对于这种直言犯上、喜欢唱反调的人常常有排斥心理，白居易此次被贬，正是因为诗歌中有对于当朝政治的指点，得罪了当朝统治者。

于是他写道：“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为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余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不仅别人瞧不起自己、攻击自己，甚至连老婆孩子都认为自己是错的，身边没有懂自己的人，这是何等的孤独！

他是怨愤的。在被贬江州做有职无权的司马之后，白居易的心境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思想与价值观也发生了重要变化。迫切的社会需求长期得不到满足，在孤独之余就会产生深深的怨愤。从这封信里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他对自己心中理想的崩塌是忧愤的，正如前文所说：“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然而现实的残酷又让他这种“欲扶起之”的愿望不能实现，怎能不产生更深沉的怨愤！

他对于当朝统治者也是怨恨的，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思想要求自己，在书信中他明确强调了诗歌应当为人民而创作，他在诗歌中就是联系人民和社会的疾苦。他这样写道：“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但是这次贬谪对他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如果说他原来对于统治者还抱有一丝希望，希望能够通过诗歌与文字来改善民生，正如诗中所写：“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那个时候的白居易应该是满怀期待的，那么现在他又是彻底失望的，在此之后，他的人生从兼济天下的阶段走入了独善其身的阶段。于是他发出怨叹：“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他也是矛盾的。虽然他自嘲自己愚笨，虽然他认为自己现在的困顿是应当的，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声名很在意。请看这一段文字：“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余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倡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

自己的作品成为官方考试模板，自己的诗作传唱大江南北。这些成就和辉煌的叙述，难掩他自己的自得，然而转念想到自己如今的处境，又不得不感慨忧愤，自嘲自解。以致晚年的白居易将原来对于百姓的同情和对当朝权贵的不满转化为对人生的消极和自我排遣。

此外，一方面他向好友倾诉自己的痛苦心迹，一方面又觉得自己这样的境遇不值得同情，比起他人来说还是很不错的，要对方不必太挂念自己：“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三、感悟与激励：勤奋刻苦、不忘初心的学习标杆

通过深入了解这封书信，我们也能够收获许多感悟与思考。不光是白居易对于文学创作主张的理论高度，他非凡的文学成就、勤奋刻苦的学习态度、矢志不渝的文人风骨、为民请命的施政理想都值得我们钦佩和学习。他像一个标杆，矗立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给后人指明了方向。

首先我们来看看白居易刻苦治学的程度：“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这样的用心专一、勤奋刻苦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后来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哪怕出身贫苦、身世凄凉也刻苦读书，奋发图强。正是有了这样的勤勉与坚持才会有自身学识的丰厚，才会有治国安民的才能，才会在历史中留下印记。当今的我们不管处于哪个年龄段，大多数人所受的苦恐怕很难与之相提并论，所以不能养尊处优、放松懈怠、止步不前。

再来了解白居易一生不忘初心、矢志不渝的精神。白居易本身是一位进士，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开始步入仕途，可以说是青年有为，前途无量。但他不会为了自己的仕途而见风使舵、阿谀奉承，哪怕遭人诽谤、排挤也在所不惜。他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主张，并用一生来践行，至死不渝。他笔耕不辍，时常钻研诗歌写作，成为中国历史上不朽的诗人。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正处于人生的低谷，但他没有将哀怨通通甩给自己的好友，而是依旧从诗歌与人民出发，论述诗歌应当反映社会现实与人民疾苦，告诫世人要言之有物，即使最后被贬，他的初心始终不变，这种精神实在令人敬佩。

另外，他一直以关心民生疾苦作为自己的施政理想。作为统治阶层而能有这样的情怀实在难能可贵。白居易在为官任上始终为百姓着想，坚持为民请愿。他在信中回忆道：“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任翰林时如此，遭受贬谪时依然如此。“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等一批为民请命的诗篇从他的胸中喷涌而出，一片赤诚之心日月可鉴。能够正确反映社会黑暗、民生疾苦，从书信中加以强调，白居易可以说是第一人。

新时代的中华儿女也应当树立为人民、为国家而奋斗终生的目标，勤奋刻苦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在人生路途上，始终保持一颗为民为国的初心，矢志不渝。要让理论和知识武装我们的头脑，用我们的智慧来造福人民、贡献国家，这才是有价值的人生，才是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人生。

“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 唐宣宗的赞颂不是偶然的，白居易是现实主义创作史上的一座高峰，对当世和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与元九书》让我们对白居易有了更多的了解，也有了深深的感悟，他勤奋刻苦、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他以民为本、博大仁厚的情怀，他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永远值得学习、传承、发扬。

参考文献：

付兴林《论白居易〈与元九书〉的文学、认识、审美价值》，《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