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归因、乐商对幸福感的影响
作者： 张舒炜
[摘 要] 为了探究高职院校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乐商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为教师教学提供参考，采用乐商问卷、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和主观幸福感问卷，对高职院校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高职院校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乐商、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性别在外归因上无差异，但内归因倾向性男生显著高于女生。（2）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内归因倾向性、乐商均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但内归因（能力、努力）均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3）乐商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在内归因倾向性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起部分中介作用。
[关 键 词] 高职生;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主观幸福感;乐商
[中图分类号] G715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5）02-0165-04
一、研究背景
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职业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为提升高职学生心理健康水平，研究其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尤为重要。领悟社会支持指个体对主观感受到的被爱、被理解等支持的期望和评价。研究表明，领悟社会支持可正向预测幸福感[1]。归因方式指个体在过去的经验以及对当前事件期望的基础上，对自己或他人行为原因的解释和推断的倾向性模式。韦纳提出的“动机和情绪的归因理论”认为，成败的原因可归结为能力、努力、情境和运气四个因素[2]。黄子允等研究发现，大学生人际归因在能力、努力归因方面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运气、情景方面与主观幸福感呈负相关[3]。
随着积极心理学在中国的兴起，任俊根据24种积极心理品质提出了“乐商”概念，包括快乐指数、品味能力、消极事件体验力和快乐感染力四个因子[4-5]。研究证实，乐观与主观幸福感显著相关，且可以预测主观幸福感[6]。王保健等也发现硕士研究生乐商及各维度与主观幸福感的生活满意度和正性情感均显著正相关，与负性情感显著负相关;乐商对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的总效应和直接效应[7]。但目前针对高职院校学生乐商研究甚少，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检索结果不到5篇，因此针对这一群体，需做深入了解。
在乐商的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对大学生而言，社会支持对乐观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当得到朋友、教师表扬肯定时，他们会积极正向地感知自己，并内化为乐观的态度[8]。肖玉兰研究了高职学生发现，有积极的归因风格，这个人更乐观;如果常常认为问题是持久的、整体的，会觉得悲观，没有继续的力量[9]。
基于以上理论研究，高职院校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和归因方式有可能通过影响乐商，进而影响主观幸福感。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领悟社会支持和归因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以及乐商在其中可能存在的中介效应。若研究假设证实，则可给大学生课堂教学内容提供理论依据，帮助学生提升幸福感，成为祖国栋梁。
二、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向高职院校在校大学生发放问卷。共获得有效问卷1070份，有效回收率97.3%。其中男生454人，女生616人;独生子女288人，非独生子女782人。
（二）研究工具
1.领悟社会支持量表
本研究选用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由严标宾和郑雪修订，该量表共有12个自评项目，从家庭、朋友和其他支持三个维度，采用李克特7点计分法计分。得分越高，领悟的社会支持越多。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929。
2.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
本研究采用Lefcourt等编制的多维度-多归因因果量表（MMCS）。仅采用其中人际关系分量表，包含4个维度，即内控的能力和努力、外控的情景和运气。每个维度中包含3个成功、失败经历条目，共24个项目。采用5级评分，得分越高，越说明倾向于这种归因方式。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为0.861。
3.大学生乐商问卷
大学生乐商问卷采用任俊教授编制版本[4-5]。问卷采用Likert 4点计分，包括快乐指数、品味能力、消极事件体验力和快乐感染力4个维度，共18个项目，分数越高，说明乐商水平越高。任俊等人对问卷的信效度进行检定Cronbach’s α为0.91，分半信度系数为0.83，验证性因素分析（CFA）的模型适配度指标符合统计学标准，表明量表的结构效度良好[4-5]。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值为0.850。
4.主观幸福感量表
本研究采用Campbell等人于1976年编制的幸福感指数量表。量表包含8个情感题项（权重为1）与1个满意度题项（权重1.1），采用七点计分法，总分为两者加权得分，总分越高表明总体幸福感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954。
（三）统计方法
运用SPSS 26.0统计软件对回收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独立样本t检验和皮尔逊相关，通过PRO-CESS宏程序Bootstrap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
三、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
本研究中，通过大学生自评量表得到了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乐商、主观幸福感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单因素法检验共同方法偏差，第一个因子可解释的变异量为22.076%（<40%），小于40%的临界值，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差异性统计分析
为便于数据分析，将归因方式量表的内归因倾向性定义为内归因总分-外归因总分，即努力总分+能力总分-运气总分-情景总分。数据结果显示，高职院校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乐商、主观幸福感在性别上无明显差异。性别在外归因上无差异，但男生和女生在内归因的倾向上差异显著，即相较于女生，男生更倾向于能力和努力的归因（P<0.01）。大学生的领悟社会支持、乐商、归因方式、主观幸福感在是否独生上并无明显差异（见表1）。
（三）相关分析
对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乐商与主观幸福感四个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其中乐商和领悟社会支持呈现显著正相关（r=0.540，P<0.01），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r=0.567，P<0.01），与归因的外控维度呈现显著负相关（情景r=-0.128，P<0.01，运气r=-0.196，P<0.01），与归因内控倾向性呈现显著正相关（r=0.168，P<0.01）;领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r=0.516，P<0.01），与努力归因呈现显著正相关（r=0.102，P<0.01），和运气归因呈现显著负相关（r=-0.099，P<0.01），和内归因倾向性呈现显著正相关（r=0.105，P<0.01）;情景归因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负相关（r=-0.135，P<0.01）;运气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负相关（r=-0.195，P<0.01）。内归因倾向性和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正相关（r=0.188，P<0.01）（见表2）。
（四）中介效应分析
1.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乐商的中介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领悟社会支持可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β=0.111，t=19.680，P<0.001），也可以通过乐商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β=0.145，t=14.270，P<0.001）。乐商在领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3、表4）。中介模式如图1所示。
2.归因方式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乐商的中介作用
通过回归分析，内归因倾向性可直接预测主观幸福感（β=0.084，t=6.253，P<0.001），也可以通过乐商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β=0.197，t=21.696，P<0.001）。乐商在内归因倾向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上起到部分中介作用（见表5、表6）。中介模式如图2所示。
四、讨论
（一）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乐商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
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高职院校学生的性别及是否为独生子女，在领悟社会、乐商与主观幸福感上无显著差异，这与之前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一致[10]。在归因方面，高职大学生整体内外归因差异不大，外归因略高，说明他们整体更倾向于觉得与人相处大多靠运气和即时性人际场景，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不太一致。刘晨辰、吕亚运的研究发现大学生在归因方式上总体倾向于内归因[11]，但彭丹蕾在高职学生中研究发现更倾向于外控性归因[12]。原因可能是高职生在学历人际上受挫更多，进而采用外归因的方式保护自己。是否存在本科与高职的人群差异及其原因还有待研究。另外，相比于女生，男生更倾向于把人际波动归结于努力和能力，可能是因为高职男生在人际关系中更外向主动，而对外探索的经验也让他们更有信心。
（二）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归因方式、乐商与主观幸福感的相关分析
数据结果表示，大学生领悟社会支持、内归因倾向性和乐商都与主观幸福感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学生体验到更多的人际支持，可以缓冲现实生活压力与挫折，从而影响主观幸福感。乐商越高代表着有更多的积极事件，观察生活中的美好，并体会到快乐，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研究结果还发现，高职院校大学生虽然外归因倾向（运气、情景）与主观幸福感呈现显著负相关，但内归因倾向（能力、努力）均与主观幸福感无显著相关。说明学生觉得人际的努力和能力并不会影响幸福感，人际的效能感可能偏低，这与前文研究结果一致。
（三）乐商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表明，乐商在领悟社会支持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之间，在内归因倾向性和大学生主观幸福感起部分中介作用。当一个人感受到身边的支持越多，他就越能更好地应对困难，增强解决问题的信心，从而更积极乐观。同样内归因倾向性越高，个体面对人际困难的自我效能感更强，更倾向于积极地解决问题，从而体验到更多的幸福感。
五、教育启示
本研究扩展了高职学生中的乐商研究，为提升学生主观幸福感提供了一些方法。第一，高职院校教师可以鼓励学生多参与班级、院系、学校各种活动，拓宽交往面，以获取更多的人际支持。第二，教师可以在课堂中教授一些人际相处的技巧，引导学生思考人际关系中个人的努力，学习如何经营关系而不是被动地碰运气，培养学生的交往能力，提升学生的人际效能感，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第三，本文的中介效应也证实了可以通过乐商来预测主观幸福感，可以在日后的教学中可以通过培养大学生乐观积极的心理品质来提升幸福度。
参考文献：
[1] Mcdavid L，Cox AE，Amorose AJ.The relative role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parents in adoles-cents’ leisure-time physical activity motivation and behavior[J].Psychology of Sport & Exercise，2012，13（2）：99-107.
[2] 燕智博.中小学教师人格特征、归因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D].烟台：鲁东大学，2016.
[3] 黄子允，邹帅，王严崧.大学生的归因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校园心理，2022，20（2）：121-125.
[4] 任俊，彭年强，罗劲.乐商：一个比智商和情商更能决定命运的因素[J].心理科学进展，2013，21（4）：571-580.
[5] 任俊，彭年强.大学生乐商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中国特殊教育，2014（3）：85-90.
[6] 温娟娟，郑雪.大学生气质性乐观、解释风格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心理研究，2011（5）：90-96.
[7] 王保健，贾林祥.心理韧性在硕士研究生乐商与主观幸福感间的中介作用[J].江苏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43（4）：135-141.
[8] 张庆义.领悟社会支持、体育锻炼行为与青少年乐商的关系研究[D].曲阜：曲阜师范大学，2021.
[9] 肖玉兰.高职生气质性乐观、归因风格现状与干预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1.
[10] 何宇涵.社会支持与大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4（2）：76-81.
[11] 刘晨辰，吕亚运.大学生归因方式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J].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5，28（1）：17-22.
[12] 彭丹蕾.高职学生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归因风格的中介作用[D].深圳：深圳大学，2018.
◎编辑 栗国花
作者简介：张舒炜（1990—），女，汉族，四川成都人，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