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陆地区区域比较优势系统分析与转化研究

［摘要］区域差异是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区域差异形成的区域比较优势不仅需要甄别，而且需要转化。新时期，推动我国内陆地区把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胜势，更好地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以理清山西省区域比较优势的具体体现为切入点，对山西省在政策、区位交通、资源、产业四个方面13条具体的比较优势进行了系统分析，探讨了山西省在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存在的能源产业优势发挥不足、文旅康养资源优势发挥不足、产业空间集聚优势发挥不足、毗邻京津冀的区位优势发挥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是山西省的个性问题，在广大内陆地区也具有普遍性。由此，提出了加快能源产业转型升级、推动优势产业关联发展、充分发挥空间集聚效应、积极融入国家重大战略等建议，以期为广大内陆地区分析与转化区域比较优势提供理论框架和发展思路。

［关键词］内陆地区；区域比较优势；竞争优势；山西省；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 F12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6-0603（2025）03-0137-08

区域差异是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而言，区域差异会成为某一地区所具备的优势。对于一个地区而言，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胜势，更好地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关系到当前，也关系到长远，关系到本地区，也关系到全国大局。当前，中国已步入新的发展阶段，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主题，新的国际国内形势要求我们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持续推进对内开放以畅通国内要素、商品循环流通，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以健全内外贸一体化调控体系。而新时期新征程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不仅取决于东部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成功转型，还取决于内陆地区树立全新的发展战略，形成科学、合理的发展路径。这就要求内陆地区必须突破市场体系不健全、中低端产能过剩、资源配置效率不高等发展瓶颈，结合自身实际，找准区域比较优势，将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发展胜势，更好地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发挥作用。山西省作为典型的资源型地区，是全国唯一的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也是全国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国家多重政策叠加，赋予山西省先行先试、蹚路试水的使命。推动山西省在发挥好煤炭及相关资源型产业这一比较优势的基础上，构筑多点产业支撑、多元优势互补的转型发展体系，不仅能够有效保证如期实现资源型经济转型目标，也可为内陆地区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现代化提供有益的经验借鉴。

一、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在新发展格局下，内陆地区对外开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同。广大学者的研究表明，内陆地区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善当地区域竞争力。根据罗斯托瓦尔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内陆地区通过对外开放的方式能够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进步。比较优势理论作为国际贸易理论发展的基石和主线，是指导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原则，它不仅解释了国际贸易的动因和流向，而且对于社会分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从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H-O要素禀赋理论，到新贸易理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等都说明了根据不同区域自然环境、经济结构、文化传统、交通条件等方面的差异，进行合理的区域分工和专业化生产，从而发挥区域比较优势，这样更有利提升开放水平，也更能发挥对外开放对区域发展的推动作用。

1776年，古典贸易理论创始人亚当·斯密提出了绝对优势理论，即不同的产品由于生产要素和条件的差异造成了劳动生产率和成本的差别，这些自然资源优势和独特的生产要素优势，让一些国家拥有在生产贸易方面的独特优势。大卫·李嘉图在斯密的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比较优势理论，他认为劳动生产率的不同导致各个国家生产同一种产品具有不同的机会成本，那么只要一个国家生产某种产品的机会成本低于其他国家，这一国家在制造该产品的领域就具备比较优势，不具有或者只有较少比较优势的国家则应选择比较优势相对较大的产品进行生产。赫克歇尔和俄林对古典贸易理论进行了完善和发展，提出资源禀赋理论，即H-O理论。他们认为在各国生产同一种产品技术水平相同的情况下，两国生产同一产品的价格差异来自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差别，一国应产出并对其他国家销售自己相对廉价和丰富的要素密集型商品。其后，以保罗·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兴起，认为规模经济、经验的积累、动态创新都能为一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带来比较优势。在不完全竞争的客观实践中，如果政府对国内主导产业进行适当的扶持和政策干预，将有利于促进国内的经济发展。

国内关于比较优势理论的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大部分学者肯定了新兴的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并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但是也有很多学者对比较优势理论的严苛假设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单因素比较优势未必能形成竞争优势，资源禀赋、既定的技术等外生因素越来越无法解释各国竞争力及其变迁，一国的市场化水平、开放度等也是决定增长战略的重要因素。依据比较优势理论，我国许多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梯级产业转移的构想。任太增（2001）指出除了要素禀赋外，地区制度环境的差异也决定着地区比较优势。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上要取得对东部沿海地区的比较优势，关键不是如何发挥其要素丰裕之所长，而是尽快弥补其制度环境之所短。由杨小凯（2003）等人创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引入了专业化经济和交易费用作为核心概念，认为无论国内贸易还是国际贸易都是折中专业化经济与节省交易费用之间两难冲突的结果。贸易产生的经济条件是分工经济大于交易费用，随着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贸易由地区贸易发展为国内贸易，进而成为国际贸易。向国成、韩绍凤（2005）将以杨小凯为代表的超边际经济学贸易理论称为综合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其实现了比较优势由单因素向多因素、由注重外生向外生与内生并重、由国内国际贸易理论分离向国内国际贸易理论统一转变。提出经济主体应该在充分利用外生比较优势的基础上，致力于专业化基础上的内生比较优势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交易效率的不断提高。张帆、潘佐红（2006）利用中国1997年31个省（市、区）19个产业的生产、需求和资源禀赋资料，检验了中国各省生产和贸易类型到底是由比较优势决定还是由本土市场效应决定的问题，发现本土市场效应在决定中国地区间生产和贸易的类型上起着显著作用。林毅夫（2017）提出发展中国家以现有要素禀赋为基础，能把比较优势做大做强。只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将对区域经济增长具有重大作用。郑文博（2019）基于新兴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构建了包含内生和外生技术、资源禀赋以及交易效率等多因素的比较优势模型，为比较优势理论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和数理分析思路，认为一个地区即使技术落后，但仍有可能存在具有综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先寻找这样的优势产业，再挖掘能够长久发展并构建综合比较优势强的产业。范铭殊（2019）指出比较优势是在动态变化之中。经济增长固然需要比较优势的支持，但是经济增长的过程也是与比较优势不断互动的过程。经济增长可能激发和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当然也可能造成新的比较劣势。曹国强、谢建国（2023）采用2000—2015年BACI数据和海关数据，检验了中国地区比较优势的演化模式，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多数地区的比较优势演化呈路径依赖模式。过高的路径依赖强度会导致低端锁定现象，使地区生产结构无法进一步升级，创新和对外开放是实现路径突破的重要渠道。樊纲（2023）提出由于落后国家的“初级要素丰裕比较优势”较为脆弱，难以维持持久的较高增长，应当利用较低的成本、较快的速度学习、引进先进知识与技术的“后发优势”，增加知识要素，实现可持续的较快增长。

综上所述，比较优势理论经历了绝对优势理论、相对优势理论、要素禀赋论、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理论、基于分工的比较优势理论、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理论六个发展阶段。广大学者的分析视角实现了从单因素向多因素、从注重外生转向内外生并存、从静态到动态、从产业间到产业内的转变，为本文分析、甄别山西比较优势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为山西如何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开放水平提供了分析依据。

二、区域比较优势的内涵与转化

比较优势是指一国或地区在绝对优势基础上相对较大的优势，在绝对劣势基础上相对较小的劣势。基于技术差异、禀赋差异、需求差异、分工差异、制度差异形成的比较优势，是不同学派和理论发展阶段从不同研究视角对区域比较优势内涵及运行机理开展的研究，为进一步探索贸易理论、区域政策、国际分工、市场结构等区域竞争力提升路径方面的问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着重探讨推动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视角下的区域比较优势甄别与转化问题。

（一）区域比较优势的内涵

区域比较优势即主张遵循和发挥比较优势的区域发展思想，其核心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主要产业的要素密集度要与该国或地区的要素禀赋相一致。区域比较优势的理论内涵可以归纳为以下两个方面：第一，比较优势原理虽然因贸易理论而广为周知，决定着开放条件下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但事实上同样决定着封闭经济条件下单个经济体合理的产业、产品和技术结构的情形。区域比较优势所比较的要素禀赋结构，实际上刻画了一个经济体的预算约束和要素相对价格，密集使用相对丰裕且相对便宜的生产要素，不仅是成本最小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所有要素都能得以充分利用的必然要求。第二，区域比较优势是一个动态而非静态的概念，比较优势发展战略内在的要求，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技术结构的物质资本密集度，需随着人均物质资本水平提升而相应提高，发挥和运用区域比较优势能够实现地区资源禀赋及生产条件的最优配置和最大化合理利用。

（二）区域比较优势的转化

区域差异是区域比较优势的基础，从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区域差异会成为某一地区所具备的优势，如何把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关键在于选择合理的发展路径。就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而言，其比较优势体现的区域发展的能力和潜力，表现为要素禀赋的丰裕度，强调的是发展的潜在可能性，而其竞争优势体现的则是区域发展的实力，是生产力各要素综合协调的结果。比较优势本身只是竞争优势赖以形成的客观条件，但并不一定会转化为竞争优势，竞争优势是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发展和深化。比较优势能否顺利转化为竞争优势，抑或比较优势转化的路径是否合理，关键是看交易成本、要素结构、技术创新、政策环境等决定因素是否实现了优化，这也是下文对区域比较优势实证分析和对策建议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三、山西省区域比较优势的系统分析

区域间差异化的资源禀赋和要素集聚，对比较优势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过去山西的发展优势集中表现在能源、文化优势等方面，近年来，随着山西经济发展的基础愈发坚实，山西省的比较优势变得更加多元和突出。笔者结合实地调研和数据分析，甄别、归纳出山西省四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分别是政策比较优势、区位交通比较优势、资源比较优势和产业比较优势。

（一）政策比较优势

在比较优势理论中，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强调交易效率对比较优势的影响，而交易效率的提升和地区的政策环境密切相关，通过政府宏观指导并调控产业选择和产业升级能够有效推动区域比较优势转化。山西省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老工业基地，作为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在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改革和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对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加快破解制约资源型经济转型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障碍和结构性矛盾，走出一条转型升级、创新驱动发展的新路，努力把山西省改革发展推向更加深入的新阶段，为其他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经验，山西省需要甄别和梳理区域的政策比较优势，具体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

一方面体现在山西是全国首个全省域、全方位、系统性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验区。2009年5月，党中央提出了推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这一时代课题，并批准设立“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赋予山西“先行先试”的改革试验权。2012年8月，国务院印发《山西省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总体方案》，部署了产业转型、生态修复、城乡统筹、民生改善四大领域转型任务，提出了十个方面的配套改革举措。国家发改委在2016年的评估报告中也明确指出，山西转型综改试验区初步构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推动了山西省的转型发展，形成了统筹布局煤炭管理体制改革、扎实推进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探索推进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等经验做法。2017年9月，国务院印发《关于支持山西省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的意见》（国发〔2017〕42号），提出八个部分三十条任务。其中，国家赋予山西的政策有七十八条，政策含金量极高[2]。

另一方面体现在山西是全国首个党中央赋予的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2019年5月29日，中央深改委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山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见》，强调推动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是保障能源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治本之策。山西要通过综合改革试点，努力在提高能源供给体系质量效益、构建清洁低碳用能模式、推进能源科技创新、深化能源体制改革、扩大能源对外合作等方面取得突破，争当全国能源革命排头兵。这是党中央从世界能源大势和新时代能源战略全局出发，赋予山西的国家使命，是继2017年国发42号文件之后，近年来党中央针对山西改革发展的又一次顶层设计和大力支持，对于实现从“煤老大”到“排头兵”的历史性跨越，带动全省高质量发展，为全国能源革命提供示范引领，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