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历史深处挖掘新宝藏于古文献中开辟星疆土
作者： 王渝生
席泽宗（1927.6.9—2008.12.27），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文学家和天文学史专家。在国际天文学界，他的名字总是与超新星联系在一起。他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爆发记录的证认及整理工作，长期受到国际上的高度重视，蜚声于天文学和科学史两界。他长期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涉足于天文学思想、星图星表、宇宙理论、外国天文学史等许多重大方面。数十年来席泽宗还为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组织管理工作贡献了自己的精力和才智，是中国科学史事业的开拓者之一。
席泽宗于1944年进入兰州国立西北师范学院附属中学（现西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在这里他读了许多课外读物，其中有张钰哲写的科普著作《宇宙丛谈》，正是此书使席泽宗对天文学发生了兴趣。那是32开本的一本薄薄的小书，但文采斐然，让席泽宗痴迷不已。于是，他找来更多的天文学书籍，悉心研读，还夜观天象，并默默许下此生献给天文的宏愿。当时，中山大学拥有国内唯一的天文学系，席泽宗把目光瞄准了那里。
后来，席泽宗在上海考取了中山大学天文系。1948年元旦，他在广州《越华报》发表了他的第1篇文章《预告今年日月食》。此后他一边学习，一边在广州《建国日报》《前锋日报》《南方日报》、香港《大公报》等多家报纸上发表了几十篇通俗文章。
1951年，席泽宗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现科学出版社）担任《科学通报》的编辑工作。在这里他遇到了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恰好主管编译局的工作。竺可桢在学术上对这位勤奋的年轻人提携有加。
1954年，中国自然科学研究委员会成立，席泽宗成为下设研究小组的兼职成员。1956年，国务院制订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即“十二年科学规划”），他是科学史规划的3位起草人之一。1957年元旦，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正式成立，他参加了该室的创建；1957—2008年历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研究员；1983—1988年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3年当选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995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席泽宗长期从事古代天象记录的现代应用、中国出土天文文献整理、天文学思想史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整理等工作。
席泽宗发表的大部分著作、论文及翻译、主编的书籍目录已经载入《古新星新表与科学史探索——席泽宗院士自选集》（2002年）的“席泽宗著译目录”中。尤其是针对古代新星和超新星研究所发表的《古新星新表》（1955年）、《中、朝、日三国古代的新星记录及其在射电天文学中的意义》（1965年）等文，为当时天体物理学的前沿问题提供了史实和佐证，成为20世纪下半叶研究宇宙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的重要参考文献。
什么叫超新星呢？古代叫做客星，就是突然爆发出巨大的光芒，过一段时间又暗了，像一个客人一样。但是在20世纪40年代开始出现的射电天文学，就发现在中国古代天关星的附近，有一个蟹状星云，它还在不断膨胀。射电天文学家就推测，它是900～1000年以前一颗超新星爆发的遗迹。但是西方国家没有那么长的记载历史，查不出它的证据，于是写信求教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竺可桢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当时20岁出头，刚刚大学天文系毕业的席泽宗。
席泽宗就在古籍堆中辛勤耕耘，终于找到了90条中国历代新星、超新星爆发的记录。然后就发现有一颗北宋1054年在天关星附近爆发的超新星，结果被指认就是现在的蟹状星云。距今2024年则有整整970年了。席泽宗主要的成就就是这个，这说明历史为现实服务，传统为未来服务。
著名画家“师牛堂主”李可染在1987年根据李政道先生讲述的超新星爆发的故事，创作了科学水墨画《晓阳辐射新学光》，画中四射的光芒寓意科学的未来，小牧童则寓意年轻的中国科学家。
席泽宗院士是科学史界唯一一位纯粹从事科学史研究获得院士荣誉的人。在他80岁时，天上有一颗小行星以他的名字命名，叫“席泽宗星”。
席泽宗很重视天文学史的科普工作，在他的自选集中并没有把《古新星新表》这篇论文放在卷首，而是把他早期的甚至是学生时代的科普作品排在最前面。他的为文如同其人，朴实无华，平易近人。就是在写科学专著时，也写得尽量通俗，就是外行人也能得其概貌，不至于坠入云雾之中。宋健院士在《席泽宗院士自选集》的序言中曾说席泽宗“学贯中西，融通古今，提高和普及并重，科学性和普及性均好”。
席泽宗信奉孔子得意门生颜回的学习态度“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他说：“颜回的这种艰苦学习精神是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失色的。”他还对法国小说家莫泊桑的一句名言情有独钟：“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
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学习、工作了20多年。席泽宗院士是我们的老所长，他尊重科学，尊重科学家，尊重所里研究人员的兴趣，尊重专家的不同观点。与人谈起所里的发展时，席先生总是强调“要务实，做实事”，即使在去世前不久，他仍笔耕不辍。他的这些品质，向来为科技史研究同行所称道。
我在担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副所长期间，陪同席泽宗院士出访，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95年到英国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参加了李约瑟追思会，参观了英国的射电望远镜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