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远人以安边”：明代贵州司学发展及价值

摘要：司学作为明代贵州学校教育中官学的重要类型，其存在对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影响深远。明王朝经营贵州以“怀柔远人”为先，恩威并施，宽猛得宜，司学教育的开展正好适应了“能得远人之心”的需要。明代贵州司学的设置、发展以及政府对司学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贵州土司的教育需求，推动了儒学教化，增强了贵州少数民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同时，司学的发展培育了诸多优秀的少数民族人才，达到了“教化安边”的目的，进一步巩固了中央对地方的统治，对促进地区文化社会的发展及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远人安边；司学；儒学教化；文化认同；价值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2-0098-11

DOI：10 15958/j cnki jywhlt 2024 02 011

司学作为明代官学教育中的一种，是根据土司的设置情况而在土司地区办学的一种形式，主要有宣慰司学、宣抚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等名目。它与卫学以及府、州、县学的区别是设在土司地区，教育对象是土司的子弟即“土生”［1］100。目前，学界关于司学的研究较为薄弱，大多把司学放在贵州书院史的发展中进行研究，如张羽琼教授在《贵州书院史》［2］45及其关于书院的相关研究中，对司学的发展情况稍有提及。此外，熊艳着重探讨了毕节地区彝族土司教育形式的多样性，指出其中既有传统教育，又有非传统教育即汉文化教育，土司教育加强了彝汉文化的交流［3］。龙昭宝、张旭认为：贵州土家族土司开展的儒学教育，使土家族经济社会发展快于该地其他少数民族［4］。陈季君主要分析了播州土司教育在当地的兴起以及对播州地区产生的影响［5］。彭寿清、李良品重点论述了明代土司地区儒学教育的发展以及对当地产生的历史作用［6］。陈冬梅、张坤美阐述了明清时期黔东地区中央和当地土司对儒学教育的重视，提出这在一定程度上密切了中央和地方的关系［7］。李良品、廖佳玲指出：明代西南地区土司朝贡既是中央王朝与西南地区交往的主要途径，也促进了儒家思想向土司地区的传播［8］。李良品还着重论述了关于土司教育的问题［9］。马丽亚等以贵州彝族土司为例，探讨了明代土司制度如何对贵州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产生影响［10］。上述研究成果虽对司学有所涉及，但未形成系统研究。本文拟对贵州司学的设置、明代贵州司学的发展及其管理和特点，以及明代贵州司学产生的影响及价值等作分析和探讨。

一、明代贵州司学设置

在贵州教育史上，明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明以前，学校教育发展较为缓慢，贵州土司子弟智力开发主要依靠传统的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通过长辈的言传身教来吸取和传承本民族文化。元朝曾一度在西南地区倡导儒学，彼时贵州毗邻湖广、四川、云南三省，政区归属时有变迁，儒学仅在元所设顺元路（治今贵阳）、普定路（治今安顺）、播州路（治今遵义）等地得到较为缓慢的发展［11］337。明朝建立后，贵州虽设有官学，但因各地文化发展条件不同，儒学教育在土司地区表现仍不突出。司学的设立具有双重因素，是在明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动以及土司注重培育承袭子弟的条件下逐渐形成。

统治者的重视和推动，促进了司学教育的开展。自元代设立土官制度以来，统治者极为注重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儒学教化。明初，朝廷为加强对少数民族地区土司的统治，采取怀柔政策，发展前代以来的“羁縻”制度，形成了与中央王朝直接制辖地区以流官统治相区别的一套政治体系，即土司制度，其统治重点在于恩威并用。在其地进行屯军管理的同时，也实行儒学教化，企图通过教育的手段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西南各土司：“凡有子弟，皆令入国学受业，使知君臣父子之道，礼乐教化之事，他日学成而归，可以变其土俗，同于中国。”［12］2366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明政府令播州宣慰使及所属宣抚司官各派子弟入国子监就读。其后两年，乌撒土官知府亦送子弟进京入国子监求学［13］。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谕国子监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遣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12］3025此举成为明朝初年贵州开发教育的重大举措。由此可见，中央对地方土司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司学的兴起。

而土司对培育子弟的注重，以及良好的向学之风为司学的设立提供了教学环境。因贵州地处边远地区，受当地的历史、地理、民族等多方面的影响，土司接受汉文化的程度较低，中央对其进行直接统治较为困难，仍有大部分“化外之地”未纳入王朝版图。鉴于此，为控制地方土司，加强对贵州各土司地的统治，中央要求各土司管辖地皆设儒学，培育顺从朝廷的土司子弟，达到“因地制宜，以夷治夷”目的。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明太祖谕礼部：“边夷土官，皆世袭其职，鲜知礼义，治之则激，纵之则玩，不预教之，何由能化？其云南、四川边夷土官，皆设儒学，选其子孙弟侄之俊秀者以教之，使知君臣父子之义，而无悖礼争斗之事，亦安边之道也。”［12］3476可见，朝廷极为重视对土司承袭子弟的教化，通过设立儒学以达安边的目的。土司承袭子弟接受教化袭职后，还须习礼三个月方可上任。此种情况下，读书习礼成为土司子弟替袭的必经之路，迫使当地土司主动培养自己的子弟。由此，为司学教育在贵州的兴起提供了契机，司学逐渐成为除其他官学以外，具有地方特色的一种官方教育模式。

概言之，明朝在贵州土司地区推行儒学教化，为司学的设立提供了平台，宣慰司学、安抚司学、长官司学等在各土司地区逐渐形成。朝廷试图利用司学来传播汉文化和封建礼教，以此笼络当地土司及土民的思想。较为典型的如播州土司，其接受汉文化较早。“洪武十年（1377年），在元代播州路儒学的基础上，建立了播州长官司学，司学率先在播州土司地区兴起，后于永乐四年（1406年）升为播州宣慰司学。洪武十三年（1380年），建有普安土府儒学，后改为普安安抚司学。到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设立了贵州宣慰司学，后被废。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御史裴承祖奏请建立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学，到永乐五年（1407年）方建成。由此可见，司学在贵州各土司地相继设立。

洪武二十八年（1395年），监察御史裴承祖奏：“四川贵、播二州，湖广思南、思州宣慰司及所属安抚司、州、县，贵州都指挥使司、平越、龙里、新添、都匀等卫以及平浪等长官司宜设儒学，使知诗书之教。立山川社稷诸坛场，岁时祭祀，使知报本之道。”［12］3502朝廷采纳了这一意见，使得贵州各土司皆设儒学，贵州各长官司学遂得以相继设立。

综上所述，在朝廷和地方土司的重视下，明代贵州土司子弟的教育日益系统化和制度化，司学遂形成。有“贵州宣慰司学、播州宣慰司学、思州宣慰司学、思南宣慰司学、普安安抚司学、乌撒军民府学等，以及地方的长官司学，如平浪、九名九姓、施秉、龙里、邛水、沿河佑溪、烂土等长官司学”［2］43等。土司子弟入学后，接受中原的文化教育，被培养成符合中央统治需要的人才，朝廷达到“得远人以安边”之目的，中央统治得以进一步巩固。

二、明代贵州司学的发展

司学的开设，提高了土司子弟的文化素质，促进了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如水西土司成化大铜钟上表现出来的彝汉文合璧，说明了汉文在水西地区已经推广”［1］101。贵州是土司比较集中的地区，除水西、思州、思南、播州四宣慰司外，还有大量的土目和长官司，因此司学在贵州的发展比在西南其他地区发展更具优势。

（一）贵州宣慰司学的发展

贵州宣慰司学是贵州司学中发展较早的一类，其历史可追溯到元代。据郭子章《黔记·学校志》载：“在省城内东，元初建于今都司北，为顺元路儒学，皇庆间改建于今都察院左。”［14］406可以看出，儒学发展在元代已有基础，土官制度的设立、对尊孔崇儒的提倡，以及广设学校招收土司子弟入学，这些都表明司学在元代已初步萌芽。

明朝洪武年间，司学正式建立。吏部尚书王直在《司学记》中载：“贵州去京师万里，实古荒服之外，裔夷之区也。德威所志，无思不服，太祖高皇帝不鄙夷其民，既设贵州宣慰司抚治，又欲使皆复于善，诏立学校以教，贵州始有学，盖洪武二十六年也。学在贵州城之东北隅，有明伦堂，堂前辟四斋，以为讲肄之所，而未有庙。”［14］407从中可以看出，明朝通过在贵州设宣慰司学，教化当地人民，使贵州的学校教育逐渐兴起。且因统治者的重视，各方积极建设宣慰司学，如“都指挥使马烨、教授芒文镇迁建。后来都指挥金镇等扩修，布政使蒋廷瓒修缮三次，宣慰使安陇富、宣慰同知宋昂、训导王训各出资相助，安疆臣修尊经阁等。”［15］337可见，当时宣慰司学在贵州的发展较好，朝廷派遣宣慰司学训导教授土生，使贵州土司地区科甲之士辈出。

据《黔记·学校志上》记载：“元以前，黔故夷区，人亡文字，俗本椎鲁，未有学也。黔之学自元始，元有顺元路儒学，有蔺州儒学。明洪武二十六年，设贵州、思州二宣慰司学，永乐间废田氏，思州宣慰司学亦废。已而，思南、思州、镇远、铜仁、黎平五府学以次建焉，各卫、州、县学亦以次建。”［14］395足见贵州宣慰司学的大致发展脉络，从元朝萌芽到明初建立再到明永乐年间废思州、思南二宣慰司，宣慰司学逐渐被废除，最后被贵州府、州、县、卫学所取代。

（二）播州地区司学的发展

播州地区历史底蕴深厚，儒学较为发达。自杨端从唐末入播以来，播州地区历任统治者较重视对儒家文化的学习。在文化建设中，该地一直强调将忠孝作为祖训，这为明代在播州地区推行土司文化建设找到了方向。

据《遵义府志·学校志一》载：“遵义府儒学在城东门外凤凰山之麓，明洪武十三年（1380年），在元代播州路儒学的基础上，杨铿时建立了播州长官司学，到明永乐四年（1406年）间，升为播州宣慰司学”［16］。此时，朝廷鼓励播州地区选派土司子弟进入国子监学习，给予优待，使播州地区土司文化教育走在前列。除此之外，还派遣训导对土司子弟进行专门教导，“如贵州宣慰司人越升，通晓儒学经典，博闻强记，并对教育事业有着很高的热情，从而特授他为播州宣慰司学训导”［11］352。

播州宣慰司杨升十分注重司学的发展。永乐初年，杨升召集当地长官司等募集资金倡修学校，使当时播州地区文风盛行，司学得到较好发展。明永乐年以后，播州地区的司学发展逐渐衰弱，甚至表现出停滞不前的状态。“播州自开司学以来，只洪武年间赵仕禄中过进士，到永乐时大多只是中举人，无一生员中进士。”［17］这与当时播州地区统治者的管理密切相关。土司制度本是中央王朝在一定时期内对少数民族边疆地区采取的一种治策，随着汉文化在土司地区的广泛推广，儒学教化效果显著，人们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土司制度的弊端随之暴露，社会矛盾急剧加深。如万历年间，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朝廷派遣主将李化龙平播，杨应龙兵败焚火自杀，此事件波及甚广，播州文化教育也受重创。受该事件影响，朝廷于万历二十八年改流置府，废播州宣慰司学，由遵义府学取而代之。

（三）水西地区司学的发展

相关典籍中习惯将安氏土司管辖的地方称为水西，与水东土司相呼应。水西之名最早见于元代。据《大定府志·旧事志》载：“额归，普色盖当宋之未造，复侵有贵州，乃分其地为水东、水西二部。”［18］可见水西之地名在元以前是不存在的，元朝在贵州设立了八番顺元宣慰司，同时在其地设立亦溪不薛宣慰司进行管理，这说明元代已有司学建立的基础。“明代初建时，改八番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管理水东、水西两个地方。明末，发生奢安之乱，平定后朝廷招抚贵州宣慰使安位，安位一心归顺朝廷，献出了部分地方，朝廷遂将贵州宣慰使司降为水西宣慰使司。自此以后，水西土司一直沿用到清代，甚至到新中国成立前仍有土目的遗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水西土司才彻底消失”［19］。从水西土司存在的时间可以看出，水西土司能够长期存在，与它的文化发展水平分不开，也与水西土司的管理制度息息相关。

土司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发展，使水西地区的文化发展较好。在原有的传统文化教育中融入儒学教化，使水西土司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水西地区主要为彝族土司，对土司子弟进行文化教育的方式多样。一种是传统的教育方式，即“通过家庭教育、毕摩教育、家支教育”［3］等方式进行。此种教育方式虽在维护土司家族利益方面起到很大作用，但也存在局限性：不能使土司子弟接受系统、完备的知识体系教育。因此，在中央王朝“得远人之心”的教化与政策下，另一种教育方式——儒学教育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