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减”后家长的教育焦虑减轻了吗？

摘 要：教育焦虑是我国家长教育心态的真实写照。“双减”政策实施以来，家长们的教育焦虑表现出新的波动。子女学业成就和家庭综合资本共同影响着家长的教育焦虑。在“双减”背景之下，对我国江西省靖安县子女学业成就不同、家庭综合资本不同的13位初三学生家长进行半结构化的一对一访谈，采用质性研究软件NVIVO11.0对访谈材料进行编码分析，结果发现：子女学业成就不同的家长教育焦虑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其焦虑水平排序为中等生家长>优等生家长>后进生家长；家庭综合资本薄弱的中等生家长更焦虑；无论家庭资本如何，优等生家长普遍存在焦虑。其中，家庭综合资本较高的优等生家长考虑更长远的社会公平问题，更多关注孩子的长远发展；家庭综合资本较低的优等生家长的焦虑来源于子女当下学习状态的变化、补习费用上涨带来的经济压力以及难以提供辅导支持的责任压力。

关键词：“双减”政策；教育焦虑；子女学业成就；家庭综合资本

中图分类号：G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3-0072-13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3.007

2021年7月颁布的“双减”政策，撼动了近二十年来在高考制度影响下催生的“影子教育”系统，打击了许多畸形存在的学科类课外培训机构和公办教师有偿补课等现象，从国计民生的角度维护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双减”政策将“减负”问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如今，这一政策已实施超过两年，家长的教育焦虑是否得到缓解？“双减”后，子女学业成就不同、家庭资本不同的家长们对该政策持有何种态度、看法？如果焦虑仍然存在，那么背后的原因是哪些？探讨这些问题，可为进一步完善“双减”政策提供建议。

一、研究综述

现有研究多运用量化实证研究方法，通过案例分析揭示家长的焦虑现状和水平。余雅风认为：在“双减”政策实施过程中，家长的择校焦虑降低，而升学焦虑、学业成就焦虑仍处高位［1］。受儒家文化“学而优则仕”“重教苦学”价值观的影响，我国的教育焦虑呈现出本土化特点，来源于内外两个因素：向内是家长对子女未来竞争力不足的恐惧，向外是教育环境的裹挟，家长们陷入“减负”的“囚徒困境”之中［2］，呈现出持续性、动力性和蔓延性的特点［3］。

学业成就是影响家长教育焦虑程度的重要因素之一。家庭资本浸入式地影响学生学业成就，已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同。通过家庭资本为子女提供学业支持，以提升、巩固阶层地位是多数底层和中产家庭的朴素心愿。当前研究多通过量化实证方法，从单一资本或两类资本探讨家庭资本对于学生学业成就、阶层流动的影响。陈晶晶对614名初中生的家庭背景和学业成就进行量化分析，认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通过未来取向影响青少年学业成就［4］。李忠路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基线数据（CFPS2010），探讨了家庭背景影响儿童学业成就的路径和机制，认为社会经济资源通过提供有差异的教育机会，影响学生的学业表现。家长的教育参与和行为支持能够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和习惯，进而对其学业成就产生影响［5］。文化资本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起到了向上和保护伞的作用［6］，其对学业成绩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赵红霞采用中国教育追踪调查（2014—2015学年）数据，考察不同社会阶层的家庭文化资本对初中生学业成就影响的差异，认为家庭文化资本对初中生学业成就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具有阶层差异性：阶层越高，文化资本的影响越大［7］。刘莹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项目进行调研，得出的结论与赵红霞一致［8］。

尽管多数研究认为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最高［9-11］，但仍有研究对家庭资本与家长教育焦虑的关系持不同观点。张墨涵、巩阅瑄均从家庭经济、文化资本角度出发，以量化实证的方法探究其与教育焦虑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教育资本与教育焦虑呈现负相关，中等教育资本的家长焦虑水平正常，而低等教育资本的家长更易形成过度焦虑［12，13］。周序从阶级再生产的角度指出：家庭资本对于精英阶层的巩固作用越来越明显，通过阶层内卷实现社会资源的代际传承与复制，加剧了阶层固化。不同阶层的家长焦虑并非呈现直线型相关，而是呈“n型”曲线：中产阶级家庭的焦虑水平最高，精英家庭和底层家庭的焦虑水平相对较低［11］。刘保中指出：中产阶级的教育投入优势和回报明显，该阶级的不同阶层甚至同一阶层的不同经济水平家庭都存在“教育鸿沟”和“教育鄙视链”［14］。可以说，不同家庭各有“卷头”和“卷法”。

当前国内家长教育焦虑问题研究的总体情况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研究问题上，多聚焦于不同阶层、不同家庭资本的家长教育焦虑的现状和水平，较少探究教育焦虑的产生机制。多从文化资本或经济社会资本的角度研究其对子女学业成就的浸入影响，缺少综合家庭资本对学业成就的影响探究。其次，在研究对象上，对中产阶级家庭教育焦虑的研究更为丰富，对底层阶级教育焦虑的关注稍显薄弱，缺少阶层之间的对比。再次，在研究方法上，多以量化实证研究来揭示不同阶层之间的教育焦虑，少以质性研究深入分析焦虑主体的真实心态。

本研究采用质性访谈方法，结合子女学业成就、综合家庭资本水平，围绕“双减”前后家长在子女教育方面焦虑的变化进行一对一访谈，运用NVIVO11.0软件对结果进行编码分析和可视化呈现。

二、理论基础

家庭资本深刻影响着学生的学业成就，这一点已获得教育界广泛认同。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指出家庭资本至少包括三种形式：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三者均独立对学生学业产生影响。根据其理论，物质资本可以通过家庭经济收入来衡量，为教育提供了基本可能，包括稳定的教育环境、学习资料和工具；人力资本可通过父母的受教育水平来衡量，代表父母提供文化传递的可能，包括对子女学业的辅导、学习氛围的营造；社会资本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中起到“搭桥”的作用，教育中若缺少了社会资本在其中的嵌入和传递，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就只是独立于学生教育之外的因素，不能浸入孩子的学业过程［15］。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家庭资本理论持有相似的观点，其家庭资本理论为研究家庭资本与学业成就提供了视角。他认为：家庭资本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是指家长以物质形式投资子女教育的资源［16］。家庭经济资本决定了家长在教育方面的支付能力，为孩子提供接受教育的基础平台。更多的经济资本意味着孩子能够获得更稳定的教育环境、更多样的教育选择、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等。家庭收入水平、家长职业是衡量家庭经济资本的主要指标。

家庭文化资本是布迪厄最为关注的一种家庭资本。他认为：家庭文化资本通过儿童预先文化教育的获得（例如从家庭中内化的能力和习惯，对文化物品、文化活动的重视态度，提前参加课外补习等）、学校的筛选功能转化为学业成绩上的优势或者劣势。文化资本和经济资本、社会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文化资本通过对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继承，实现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教育行为中产生的学术性收益，依赖于家庭预先投资的文化资本这一事实”［17］。大量的实证研究印证了布迪厄的结论：来自高知家庭更有文化教养的学生，更容易表现出优质的学术素养，更高的学业成功率［17］。家长的文化资本通过营造教育氛围、帮助孩子养成学习态度和习惯、培养问题解决能力、展现教育期望等方式传递给孩子，影响孩子的学习态度和学业动机，对孩子学业成就和未来成就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家长的文化水平、职业类别通常被认为是衡量家庭文化资本的主要指标。研究表明：相比母亲，父亲的文化水平与孩子学业成绩呈现更高的相关性［18］。

家庭社会资本是指家庭成员或家庭与他人建立在信任、规范、制度、责任等基础上的人际关系网络，会对儿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家庭社会资本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在家庭资本中起到协调和融合作用。有研究认为：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如果缺少嵌入其中的社会资本的联系和协调，那么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也很难发挥其促进作用［19］。即使父母收入和文化水平均较高，但缺乏时间和精力来关注子女的成长和发展，那么子女只是表面上拥有优厚的家庭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但这些资本并没有完全传输到其发展中，很难实现文化资本的继承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再生产。研究指出：子女的学业进步与家庭社会资本息息相关，包括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对子女学习的督促和辅导程度、子女上培训班与否以及父母外出务工与否［20］。

本研究中的家庭综合资本是指囊括了家庭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的综合性资本，它展现的是父母为子女提供学业支持的可能性和有效性，其教育作用有以下几方面：一是父母文化水平；二是家庭收入水平；三是父母职业，父母对子女学业辅导参与程度，是否为子女报辅导班以及父母是否外出务工；四是父母对子女的学业期望。

三、研究设计

本文先采用半结构化的访谈方式，对筛选后符合条件的家长群体进行一对一访谈，获取原始访谈资料，再使用NVIVO11.0软件，对文本进行编码和分析。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将“初三学生家长”作为研究对象。初三学生面临着“普职分流”的压力，家长更可能思考“双减”的影响，对“双减”政策的矛盾感和焦虑感更为明显。

在家长地域的选择上，为了使访谈结果更具代表性，本研究选择笔者较为熟悉、较方便接触到访谈对象的地区作为筛选地域——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的城镇地区。宜春市统计局2023年2月公布的数据显示：靖安县2022年GDP为829 493万元［21］，常住人口12.18万人［22］，人均GDP 6.80万元，经济发展属于中下游水平。靖安县的中心城镇地区基础设施完善，人民安居乐业，基础教育建设小有成效。

“子女学业成就”是选取家长群体的划分指标之一。学校选取江西省宜春市靖安县城镇区域随机分班的最优公办中学——靖安县第三中学。在该校往年的优秀毕业生中，不乏披荆斩棘考上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的学生。该校共有三个年级，2022—2023学年在校学生总数为1 900人左右，该学年初三学生人数接近600人。将预访谈的家长按子女成绩划分为优等生家长、中等生家长和后进生家长三类。其中，优等生为初三上学期期中考试、期末考试和随机一次月考成绩均在年级排名前10%的学生，中等生为同等筛选条件下年级排名为40%～60%的学生，后进生为同等筛选条件下年级排名为后30%的学生。这三类范围的学生成绩波动较小，是一个较为稳定的学生群体，而其他学生的成绩上下波动的幅度比较大，不能构成一个稳定的学生群体，较难体现学业成绩上的差异，因此，这部分学生被排除在本次筛选样本之外。

按照抽样的学生比例，以1∶2∶3的比例对家长群体进行预访谈。随机抽取优等生家长6人，中等生家长12人，后进生家长18人。对预访谈的文本材料进行筛选、分析，剔除观点相似以及表述模糊、前后矛盾的文本，最终选择的访谈对象信息见表1。

（二）数据整理

根据调研地区2022年经济统计年鉴，该地区城镇家庭平均可支配收入为39 930元［23］，以此为标准划定各访谈家庭的收入等级。年收入在该地区家庭可支配收入均值之上的，划定为第一级，赋分3分；与均值基本持平的，划定为第二级，赋分2分；低于均值的，划定为第三级，赋分1分。

以往研究表明，父亲的受教育水平、职业类型与子女的学业成就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24］。参考夏婷［24］对父亲受教育水平的划分和赋分，本研究将父亲受教育水平为本科及以上的，赋3分；中专、大专的，赋2分；高中及以下的，赋1分。参考赵红霞［7］与刘欣［25］的阶层分类，将父亲的职业类型划分为工人阶层、个体劳动者阶层、中产阶层。工人阶层包括服务业、工商业、制造业和生产行业的普通职工、技术工人及司机；个体劳动者阶层主要指个体户；中产阶层包括律师、医生、工程师、教师、企业管理人员、国家事业单位职员。参考赵红霞［7］的研究结论，对父亲的职业类型为公务员、教师的，赋3分；个体户、会计的，赋2分；服务员、工人、货运司机的，赋1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