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记忆建构：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的兴发路径及其优化
作者： 蒋红斌摘 要：
个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的公共关怀是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处于人生“拔节孕穗期”的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关怀状况，直接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学校是培养青少年学生思想品德的主阵地，理应承担起培育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的重任。公共关怀是一种兼具公共性、实践性、关系性和向善性的态度和行为。就此而言，集体记忆的建构是不容忽视的公共关怀促发因素，它赋予个体成员特定的身份，为个体成员提供践行公共关怀的体验情境与实践机会，从而实现共同体的凝聚和团结。这为学校教育兴发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关怀提供了新思路。时下，集体记忆异构，模糊的叙事文本框架、随意化的叙事主体和繁芜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解构了公共关怀的生发基础，强烈冲击着学校对学生公共关怀的培育。对此，学校教育需要从把关叙事文本框架的内容与基调、消除叙事主体的随意性、规范叙事方式等方面采取措施，更好地实现集体记忆建构对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的兴发价值。
关键词：
青少年学生；集体记忆；建构框架；公共关怀；兴发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4）06-0078-11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4.06.009
收稿日期： 2024-02-06
基金项目：
作者简介：
蒋红斌，女，湖南双峰人，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面对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基于促进民族团结和世界和谐的目的，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两大重要命题。他强调：共同体的构建就是人们在共同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形成共建美好世界的最大公约数［1］。个体必须具有将自身与其所属共同体联结起来的兴趣与情怀，才能将共同体当成行为目标，并为之付出努力。这种兴趣和情怀就是公共关怀。共同体成员的公共关怀，是共同体建设不可或缺的基础，深刻影响着共同体的建设。人是一种社会性存在，每个个体在社会中都归属于至少一个共同体。在特定时间与情境下，个体一定是作为某个共同体的成员而存在，也正是在对其所属共同体及共同体中其他成员的公共关怀中，个体才能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和准确的自我定位，从而获得自我发展的可靠依凭。因此，个体成员的公共关怀既是共同体存续与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个体自身的存在需要与价值体现，具备良好的公共关怀素质已然成为国家对当代公民的基本要求。青少年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他们的公共关怀素质不仅影响自身的发展，更关涉中华民族共同体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命运。正因如此，教育部在2022年专门将加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列为工作重点之一，强调以增进共同性为方向［2］，并在《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代中小学思政课建设的意见》中再次强调要落实相关课程内容，有针对性地进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3］。这些无疑都包含着对培育与提升学生公共关怀素质的重视。
每当社会出现道德缺陷时，人们总是会将其与学校教育联系起来，并寄希望于学校，盼望学校能加强、补充学生所接受的抑或没有接受的教育。时下，社会公共关怀状况堪忧，青少年学生的公共关怀素质亦不容乐观。学校是培养青少年思想品德的主阵地，理应担此重任，加强对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情意与实践能力的培育。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公共关怀的失落？表面看来，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难辞其咎。然而，社会环境必须通过必要的中介和路径才能对个人产生影响。在所有的中介和路径中，集体记忆的建构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不同的社会环境因素不断充斥到公共关怀集体记忆之中，或兴发公共关怀情感与实践，或解构人们的公共关怀情怀，误导人们的公共关怀行为。厘清这一点，重视对集体记忆特别是公共关怀集体记忆的建构，无疑是纾解当前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困境的新思路。
一、集体记忆建构：兴发青少年学生公共关怀的可能路径
简而言之，集体记忆即关于集体的记忆，是集体成员通过共同活动形成的关于集体、旨在发展集体的共同意识的过程与结果。正如涂尔干所指出：集体不是个人的简单集合，它拥有一种与其成员的个体特征不同的特征和灵魂，有着自己特有的思维方式、感觉方式和行动方式，有一种超越个人的特殊同一性，因而具有比个体更大更高的价值性和更丰富多彩的要求［4］。集体既需要其成员的公共关怀，又能成为一种仁爱的保护力量，反过来为其成员提供庇护。共同体在本质上就是人们在共同条件下结成的集体，因此，“共同体”与“集体”在概念上是同质的，其核心要义就是个体成员聚合以后产生的一种精神共同性和同一性。如此，集体记忆的建构其实就是赋予个体成员特定的身份，促使个体成员形成共同性认同，从而实现共同体凝聚和团结的过程和结果。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成员逐渐产生和形成了基本的公共关怀品质。也因此，集体记忆建构能够成为兴发公共关怀情怀、促生公共关怀行为的一种可能路径。
（一）公共关怀的时代构架
1.公共关怀的时代含义
公共关怀并不是一个新话题，学者们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分析，代表性的观点认为公共关怀是以利他的方式关心公共利益的态度和行为，即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时期，社会成员在公共生活中对人们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规范的主观认同以及自觉体现于客观行动上的遵守、执行［5］。这一概念界定强调公共关怀关乎公共生活，具有“公共善”性质，且是一种情感与实践的结合。当今时代，人们的利益关联越来越紧密，人际互动的理性成分越来越高，关系性特征凸显。因此，公共关怀的内涵与外延都有了新的发展，既包括共同体成员对所属共同体公共秩序的遵守、公共价值的认同和对公共事务、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也包括个体对共同体其他成员的事务与利益的关注和维护。关怀的对象不再限于共同体，而是同时包括了共同体内的每一个成员，是关怀者与被关怀者共同构成的关怀关系，以公共善为目的。公共关怀内化于个体是一种态度和情怀，外显于实践则为一种行为体现。这一界定同样适用于青少年学生，只不过他们的关怀发生场域以学校为主，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家庭与社会公共生活。从以上界定可知，公共关怀至少包括了公共性、实践性、关系性和向善性等时代要素。
公共性是公共关怀的基础要素，一是指公共关怀源于公共生活的需要，为了公共生活的可能，是成员之间共生共享、共同发展的黏合剂；二是指公共关怀最终关涉的不是单个个体的利益——既不是“我”的个人利益，也不是“我”以外的任何单个个体的利益，而是对共同体的共同事务和利益的认同与维护。那些看似对单个个体的关怀，实则具有公共意义，构成公共关怀。正所谓“德福一致”，当人人相善其群时，真正的利益共生、权利共享、责任共担便得以实现。
实践性是公共关怀的关键要素。单纯的理性思量或情感牵动既不能实现对他者利益的维护，也无法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和对公共利益的关怀。公共关怀终究要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行动中才具有现实价值，个体的公共关怀情意也只有通过具体实践行为才能得以体现，否则就会沦为纸上谈兵式的形式主义，或者是叶公好龙式的虚假关怀。
关系性是公共关怀的核心要素，也是当前社会背景下凸显的特性，对公共关怀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至关重要。内尔·诺丁斯特别强调：在本质上，关怀“意味着一种关系，它最基本的表现形式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连接或接触。两个人中，一方付出关心，另一方接受关心。……任何一方出现问题，关心关系就会遭到破坏”［6］。公共关怀更是如此，是个体在公共生活中与他人交往时，一方发出关怀信号与行动，另一方真实感受到关怀并给予相应的回应，从而主动建构的双向良好互动关系。共同体成员和共同体之间同样如此，个体成员通过公共关怀维护共同体的发展，共同体则为其成员提供归属与庇护。单向关怀通常“受外在环境和因素的影响比较大，也有可能形成被关怀者的主动依赖，关怀者的主观强制，并以关怀的名义越界和越权”［7］，因而可能不是真正的关怀，也难以持久。当下，陌生人社会取代熟人社会，血缘亲情缔结的人身依附纽带越来越松弛，公共关怀的关系性特征更加凸显。在共同体中，将成员联结起来的正是由彼此相互关怀形成的共同感。
向善性是公共关怀的价值底线要素。一方面，这意味着公共关怀是一种伦理关怀，具有性质上的向善性；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公共关怀以公共善的实现为价值归依，具有目的的向善性。内尔·诺丁斯将关怀分为自然关怀和伦理关怀，自然关怀是不需要做出道德努力的关怀，几乎是人的天性，伦理关怀则不同，是以关怀者的道德为基础、需要做出道德努力的关怀［8］。公共关怀的利他属性决定了它是一种典型的伦理关怀，离不开关怀主体的道德支撑。而且，公共关怀不仅指向公共善，以增进公共福祉为优先追求，其本身也是公共善的组成部分。
2.公共关怀的兴发机制
公共关怀既是一种对共同体及其成员的关心、关注、爱护的情怀，又是一种将之付诸实践的行为品性，其兴发离不开必要的认知基础、情感驱力和现实触发条件。
公共关怀的兴发以公共认同为认知基础。公共认同即个体与其所属共同体之间“相互认可的一种主观性态度、认知与情感依附”［9］，既包括个体对自己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身份与角色的确认，对公共规则和公共事务的理解与支持，以及对增进公共福祉的内在把握，也包括共同体对其成员特定身份的赋予与承认。这种双向认同使个体与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产生情感联系，进而为生发公共关怀行为提供了必要的认知条件。它让共同体成员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与社会的繁荣休戚相关，他的幸福或者生命的维持，都取决于这个社会的秩序和繁荣能否保持。因此，种种原因使他对任何有损于社会的事情都怀着一种憎恨之情，并且愿意用一切方法去阻止这个令人痛恨和可怕的事情发生”［10］。
对共同体的归属感及由此而生的责任感，是公共关怀生发的情感驱力。归属感是个体对所属群体及其从属关系的划定和维系的心理表现，是个体感觉被团体认可与接纳时的一种感受。责任感则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以集体为优先的情感体验与感受。“一个生命的存活繁衍，是需要有一个生命系统来支撑，……，比如说，一只蚂蚱需要一块草地，一只青蛙需要一片池塘”［11］。人更是一种需要归属感的生物，归属于至少一个自己能愉悦地认同的共同体，几乎已成为人的一种自然需求。如果能获得一种双向认同，则更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有了公共认同和归属感，人便成为“相互义务的对象”，进而产生一种自觉维护共同体的责任感，这便为公共关怀的发生提供了强大的内源性动力。反过来，公共关怀又正是归属感得以获取和满足的条件。
特定情境场域的出现，是公共关怀实践的现实触发点。公共关怀是基于具体情境的道德自愿，只有在真实的交互境遇中，关怀行动才可能发生，关怀关系才能建立。具体情境和场域的出现，使得公共关怀成为一种可操作性品质，这是公共关怀发生的现实条件。经验亦证明：公共关怀一定是发生于具体情境之中，是人们在特定情境下所怀有的特定之情与作出的特定之行。在不同情境下，关怀者的关怀表达必有不同，并不存在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模板。
（二）集体记忆的建构对公共关怀的兴发
1.集体记忆及其建构框架
人们对集体记忆的探讨始于20 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于1925 年提出了集体记忆理论。他认为，集体记忆是集体中的成员基于当下公共利益与需求，对所在集体的共同经历进行回忆与重构，最终形成共同价值观念的过程和结果，“在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重构”［12］59。集体记忆的内容是某种社会内容的凝固，借助各种媒介保存和流传，在特定社会群体内共享共存，起着沟通个体与集体，联系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作用。
莫里斯·哈布瓦赫强调：集体记忆的建构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框架之内才能实现。特定的社会框架决定了哪些材料能进入集体记忆系统以及如何进入集体记忆系统，构成了集体记忆的材料及其演化方向。“在每一个时代，这个意象都是与社会的主导思想相一致的”［12］71，只有那些符合现实需要的质料，才会被筛选出来，成为集体记忆的源泉，同时也为集体记忆的建构划定边界。当然，这一社会框架绝不只是静态的记忆素材，“因为我的记忆对我来说是‘外在唤起’的。我生活其中的群体、社会以及时代精神氛围，能否提供给我唤起、重建、叙述记忆的方法，是否鼓励我进行某种特定形式的回忆，才是至关重要的。”［13］也就是说，集体记忆的建构框架实际上可拆解为三个方面，它们彼此结合，共同完成对集体记忆的建构：一是哪些材料能纳入集体记忆，这决定着集体记忆的内容和价值导向，可称其为叙事文本框架；二是这些材料由谁来决定与传承，这是建构集体记忆的人物中介，可称其为叙事主体；三是叙事主体通过何种方式完成对叙事文本的传承和传播，可称其为叙事方式。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叙事文本框架的确定、叙事主体的产生以及叙事方式的选择都有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