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偕行 跨越发展

摘 要：

教育国际交流是贵州教育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下，贵州教育国际交流得到快速发展、不断突破，党的十八大以来更是呈现出繁花绽放之势。贵州通过留学、合作办学和交流互动等多种形式，不断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工作，搭建了多渠道、全方位的教育国际交流平台，促进了贵州教育事业的现代化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自2008年以来国家连续在贵州举办的十五届“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成为贵州教育国际交流的知名品牌，为全面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了积极作用。

关键词：

贵州教育国际交流；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留学；中外合作办学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1-0092-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1.010

教育交流是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是促进国家和地区教育发展的动力。教育国际交流则是教育实体在境内或者境外采取适当的方式和途径，吸收不同文化背景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参加的教育和科研活动［1］，交流主要有人员往来、合作办学、合作开展科研活动等方式。在科技力量的加持下，人们可以借助交通技术去更远的地方，了解更多的事物，可以通过信息沟通技术接收更便捷更丰富的信息，教育国际交流的方式越来越丰富，教育国际交流的时空越来越大。通过教育国际交流，不同地域、不同文化和不同国家的人们可以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实现知识互通、文明互鉴，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贵州的教育国际交流在这种大趋势之下起步、发展。

在近代中国，天朝中心体制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走向崩溃，中国由中心走向边缘。19世纪60年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教育运动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国际交流的大门，中国由“文化输出国”变成“文化输入国”。留学教育是洋务教育的重要内容，目的是培养“各习一艺”的新式专业人才［2］。一批又一批的青年志士负笈海外，学成归国的人士也源源不断。留学教育促进了中国新式教育的发展，留学海外带来了极具冲击力的新观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在政府的主导下，遵循和平外交政策和互相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世界各国发展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

在不同时期，依国家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际格局的差异，教育国际交流的内涵、形式和目标各有特征。依时间线梳理，近代以来，贵州的教育国际交流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清末至民国期间，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三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一、贵州教育国际交流的源起

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教育国际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是学者和学生的一种跨境流动。贵州向海外派遣留学生始于清末。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中国由此经历了受西方侵略压迫的百年屈辱史。在这个灾难深重的历史过程中，清末时局变易，中国转而向西方国家学习，“师夷长技以制夷”，留学是其中的主要方式。贵州遵义人黎庶昌是了解西学认识世界的先驱之一，他于1876年随郭嵩焘出使英、法等，随后作为公使两度驻节日本。据《贵州省志·教育志》记载，贵州巡抚林绍年于1905年两次奏请选派学生留学国外。这一时期，外派留学生的对象国主要是日本，如贵州籍国民党人何应钦就是赴日留学的代表。出于编练新军革新政治的需要，清末贵州留学日本的学生多数选择军事、法政和师范类专业，少数学生则选择理工类专业［3］。留日学生的专业选择倾向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

民国期间，贵州出现了第二波出国留学浪潮，以留学日本为主。贵州铜仁人周逸群曾在这一时期留学日本，回国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留学对象国选择除日本外还有欧美各国。留法勤工俭学是一种比较特殊的留学方式。当年，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有志青年为振兴国家实业、改良社会，赴法国勤工俭学，并成长为影响中国革命进程的共产党领导人。贵州安顺人王若飞先是赴日留学，后因时局转换，离日回国转而赴法勤工俭学，最后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

民国时期还有一批青年志士留学欧美学习科学技术。贵州贵阳人乐森璕于1934年留学德国学习地质科学，1936年学成回国到贵州大学从事地质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1955年调任北京大学，同年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省人民政府原副省长徐采栋，于1946年留学法国学习冶金专业，194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贵州大学工学院教授，从事化工冶金研究，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安迪伟于1945年留学美国空军西点航校，学习航空技术，后在爱国主义感召下由香港起义归国到贵州参加地方建设。

除出境留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西迁到贵州的浙江大学招收了3名印度留学生［4］。这也是贵州招收外国留学生的开始。

二、贵州教育国际交流的发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是贵州教育国际交流充分发展的阶段，发展特征和成效主要有以下两方面：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贵州教育国际交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业待兴。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使命是为国家建设培养更多的专业人才，为建设新中国提供智力支持。由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加之受到帝国主义的封锁，我国选择了“以俄为师”，向苏联人民学习建设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10月中苏友好协会成立，同年12月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借助苏联经验，建设新民主主义教育”［5］318-319的决定。在此背景下，社会主义新中国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选择全面借鉴苏联经验，教育国际交流活动主要以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为对象。公开资料显示，20世纪50年代，贵州派遣出国留学主要是前往苏联，留学人员绝大部分都是选择理工类专业。他们学成归国带回了先进的专业知识和科学技术，在各自岗位上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及贵州地方建设贡献了聪明才智，教育国际交流更增进了贵州对海外世界的了解。

20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受挫和中苏关系恶化，1966年6月开始，贵州和全国一样，教育国际交流工作基本中断。

20世纪70年代初，在毛泽东主席的擘画下，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后，中国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国逐步转向西方国家。以中日建交和中美建交为标志，中国的外交打开了一个新局面，教育国际交流事业有了更为丰富的选择。1979年开始，出国留学人员逐年增加，教育国际交流系统恢复［5］339-341。

2.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贵州教育国际交流

1979年，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的重大判断。为了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民间教育国际交流被提上了议程。1981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教育部和外交部的报告，同意成立“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协会的成立创新了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的组织形式，开辟了教育对外开放的新渠道，建立了民间教育国际交流的新平台。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积极配合政府外交，在承担国家重大外事任务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与众多国家和地区的教育组织建立了交流合作关系，是组织、协调、规范和引领我国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活动的重要桥梁与纽带，是增进中外了解、互信和友谊的重要途径，是展现当代中国良好形象的重要舞台［6］。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在全国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覆盖广泛的民间教育国际交流活动，教育国际交流呈现出主体多元、渠道多样、内容丰富的特点。在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的引领和指导下，贵州教育国际交流事业不断发展，贵州积极参与留学深造、合作办学、学术交流、师资培训、师生互访等教育交流项目，引进和传播了先进的技术与经验，促进不同文化的交流融合，拓宽教育现代化建设的国际视野。

首先，交流互鉴形式多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加快贵州教育发展，迎头赶上世界教育发展潮流，贵州加大了教育国际交流的力度。

贵州教育系统选派人员“走出去”，到教育相对发达或有特色的世界各国各地区考察学习，既有时间较短的访学和交流，也有时间稍长的教育培训和学历提升，内容包涵教育管理、教育理论和科学研究等。通过考察学习，贵州教育界以先进经验为借鉴，以教育发展为根本，积极变革教育理念和方式。

同时，贵州各高校及相关科研机构积极把境内外专家学者“请进来”开展学术交流，建立了一批教学科研合作平台，促进了贵州科技发展与学术进步。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贵州省教育主管部门等也邀请境外高校、教育机构来黔介绍发展经验和展示教育成果，开阔了贵州教育工作者的国际视野，推动了贵州教育的发展。

贵州各级各类教育积极参加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举办的一系列有影响的教育国际交流活动和项目，比如“中外师生文化交流（AFS）”项目，让贵州学生走进国外学校；又如1993年起开始实施的“美中友好志愿者”项目，先后有百余名美国青年教师来到贵州学校承担外语教学任务，培训英语教师；再如自2000年起，贵州积极参加每年一届的“中国国际教育年会”，加强了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教育交流，达成了多项合作。

其次，留学工作充分开展。随着时代的发展，改革开放的中国对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的需求是巨大的，国内外局势的转变为中国、为贵州的教育国际交流事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向海外派遣留学生，贵州也恢复了中断二十多年的公派留学生工作，“留学热”旋即形成。

在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为推动省内留学规模和质量的双发展，贵州教育主管部门在语言能力提升和经费支持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以及“留学热”的影响，公派留学之外自费留学的人数逐步增多，并逐渐成为了留学的主力。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指出：“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7］这一时期，贵州留学生主要选择西方各国，留学专业仍以理工类为主，文史、管理和艺术等专业成为新选择。大多数留学生学成归国，为贵州现代化建设作出了贡献。

之后，贵州留学工作又有了新的转变。1993年，贵州省高校开始系统性接收留学生。据资料记载，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接收外国留学生到贵州学习［8］。此阶段，贵州高校接收的外国留学生主要以访学和进修为主。2006年，贵州高校开始向外国留学生提供本科学历教育。2008年，教育部批准贵州大学为接收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生院校，可以招收本科、硕士和博士层次的留学生。

就留学生来源地而言，进入贵州各高校的留学生来自世界各国，以及我国港澳台地区。其中，来自东盟各国的留学生占多数。在专业的分布上，来自欧美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的学生，多数选择语言和文化研究等专业；来自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的学生，除语言和文化专业之外，还会选择国际贸易、国际金融、旅游管理和政府管理等专业。

再次，交流平台创新开拓。贵州高校积极探索对外交流与合作渠道，服务教育发展。1992年，遵义医科大学就与泰国泰安综合医院共同举办了临床医学单科专业函授教学班，向台湾学员提供医学培训。随着经验的累积，1999年以后，遵义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还陆续招收了台湾地区的学生。

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贵州省教育厅在1999年设立了贵州省教育国际交流中心。交流中心的成立为贵州教育国际交流增加了新渠道。与此同时，民间的教育国际交流也频繁开展，活动日益增多，贵州教育的开放理念不断深入，教育国际交流活动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到更高的阶段。

2002年，贵州的中外合作办学迈出了崭新一步，贵州大学与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席库提米分校合作开设“项目管理硕士学位教育项目”。该项目开办以来，至今为贵州培养了两千多名专业硕士。

“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的举办，标志着贵州教育国际交流进入新历程。2008年，在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系框架内，中国教育部、外交部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贵州大学具体承办了最初三届“交流周”活动，为此后“交流周”的连续举办和持续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交流周”不仅拓展了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教育交流与合作内容，还搭建了让中国与东盟各国人民相互了解、共同发展的教育交流平台，是贵州教育国际交流发展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