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办刊人的文化意识与责任担当

摘 要：

创办于1930年的《骆驼草》以同人办刊的方式，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作家。他们有意远离政治，秉持文学的自由精神，提倡文学的闲适性与趣味性。刊发在《骆驼草》上的文章内容广泛，风格朴素，对中国文化和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体现出乱世之中知识分子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担当。

关键词：

《骆驼草》；《骆驼草》同人；文化意识；责任担当

中图分类号：G25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1-0100-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1.011

《骆驼草》为散文周刊，创刊于1930年5月12日，同年11月3日停刊，共出26期，为当时沉寂如沙漠的北京文坛点缀上丝丝绿意。该刊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实际编务由废名和冯至负责，主要撰稿人有周作人、废名、冯至、徐祖正、俞平伯、秋心（梁遇春）等。从这些名字可以看出，《骆驼草》是一份同人文学刊物，其撰稿人都是周作人的好友或学生。尽管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各尽其妙，但在文学观念上都趋向周作人提倡的闲适性与趣味性。

在《骆驼草》的发刊词中，开门见山的第一个主张就是“不谈国事”，而是要立志做一个“秀才”，谈谈“学术”“文艺”“思想”，甚而“讲闲话”“玩古董”都可以，“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1]，完全是一副不关世事、自得其乐的姿态。有学者将《骆驼草》与1920年代同是由周作人主持的散文周刊《语丝》相比，认为《骆驼草》时期的周作人已失去了其作为五四健将的批判精神，由凌厉尖锐转向了颓然消沉[2]。

在20世纪30年代政治高压的历史语境中，以周作人为精神领袖的《骆驼草》同人是不是真的完全退守到自我的精神世界，而对社会世事不闻不问？答案取决于如何理解《发刊词》中提到的“国事”。如果“国事”仅仅是指显见的重大政治事件，那么《骆驼草》同人确实是有意避之不谈的；但如果“国事”也包含一个民族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就不得不承认，《骆驼草》所刊发的“文艺”“思想”“闲话”等内容不仅关乎国家大事，而且与整个中华民族的未来命运息息相关。从办刊方式到刊发内容都可以看出，《骆驼草》同人具有强烈的文化意识和自觉的责任担当。

一、建构现代社会文化空间

可以说，从在日本留学期间协助鲁迅创办《新生》并编译《域外小说集》开始，直至晚年，周作人一生都致力于借助报刊传媒来建构中国现代社会文化空间。《骆驼草》的编务工作虽是由废名和冯至负责，但灵魂人物却是周作人。周作人不但是《骆驼草》的精神领袖，还是其实际上的鼎力支持者，除了向《骆驼草》大量供稿，还不断为该刊向朋友和学生约稿，《骆驼草》的内容和风格基本上为周作人所引领。所以，“对于周作人而言，《骆驼草》的创刊也构建了一个以印刷媒介为主要特征的交际网络，进而凝聚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文人。”[3]

总共26期的《骆驼草》中，周作人的文章就有20篇，包括散文、随笔、序跋、译介、通信等，这些文章涉及民风民俗、传统文化、学术考证、西方文学等。周作人博古通今、融会中西的深厚学养与平和冲淡、沉着闲适的老练文风，使这些文章同时兼具知识性、文化性与趣味性。这时的周作人确实回到了“自己的园地”来修他的“胜业”了，以其博学津津乐道于“河水鬼”“蝙蝠”，徜徉于“西班牙的古城”“希腊的古歌”，留恋于“八股文”“霓裳续谱”，专心致志，兴趣盎然。但细细体味周作人的这些文章，会发现他所谓的“闲话”并不闲，相反，他的野心很大：梳理中国文化的源头，并在古今中西的文化比较中，为中华民族开创一个健康活泼的现代文化空间。

《骆驼草》中有不少文章是关于民风民俗的“闲话”，《骆驼草》同人为何如此关注民俗文化？周作人在《水里的东西》中回答了这一问题：“人家要怀疑，即使如何有闲，何至于谈到河水鬼去呢？是的，河水鬼大可不谈，但是河水鬼的信仰以及有这信仰的人却是值得注意的。我们平常只会梦想，所见的或是天堂，或是地狱，但总不大愿意来望一望这凡俗的人世，看这上边有些什么人，是怎么想。”[4]趋于两极的“天堂”与“地狱”总是虚而不实的，只有居于二者之间的“凡世”才是实实在在可抓可握的，也是唯一可以改变的。五四时期，周作人提出的“人间本位主义”的“平民文学”，就是对凡俗人生的看重与强调，终其一生，周作人这一思想都没有改变。正是出于对凡俗人生的关注，周作人才大力提倡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在《水里的东西》中，紧接上面所引议论之后，周作人说：“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是这一角落的明灯，不过在中国自然还不发达，也还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发达。我愿意使河水鬼来做个先锋，引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调查与研究之兴趣。”［5］这就清楚地道明了《骆驼草》同人看重民俗知识的目的：引起国人对社会人类学与民俗学的兴趣。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传统文化和非遗文化的重视，使人类学与民俗学成为热门学科，周作人的远见卓识令人佩服。

《骆驼草》时期的周作人，除了关注民俗文化，还特别重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梳理。从《论八股文》《拥护<达生编>等》《反书石刻》等文章可以看出，此时的周作人一反五四时期反叛儒家文化的激烈态度，转而为《达生编》《戒淫宝训》《太上感应篇》等圣喻古书之价值进行辩护。周作人认为，研究中国文化应从其全体的平均成绩着眼，而不只是专注于最高成绩，才能较为接近真相。周作人刊在《骆驼草》上的文章，还有对民俗民谣的研究，如《〈蒙古故事集〉序》《重刊〈霓裳续谱〉序》等；有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如《西班牙的古城》《希腊的古歌》《古希腊〈拟曲〉》等。从这些文章可以看出，周作人在古今中西的比较中来追溯民族文化的源头，不是怀古，而是为了创建新的现代文化。正如他提倡研究八股文的理由之一：“八股文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中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5]他认为民国初年的文学革命原是对八股文的一个反动，并说：“假如想了解这个运动的意义而不先明了八股是什么东西，那犹如不知道清朝史的人想懂辛亥革命的意义，完全是不可能的了。”［6］那么，要打破旧有痼疾，寻求新的希望，重塑一个国家民族的形象，也得先了解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

在肯定传统文化价值的同时，周作人也不忘批判几千年来的专制文化在国人思想上形成的劣根性。周作人肯定八股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但谈到八股文的因袭与千篇一律时， 周作人说：“我们再来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6］在谈到中国古时“奉命说话”的做官处世之道与作文之规时又说：“我们不能轻易地笑前清的老腐败的文物制度，他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文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吴稚晖公说过，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我们在这里不觉得未可以人废言。在这些八股做著的时候，大家还只是旧日的士大夫，虽然身上穿着洋服，嘴里咬着雪茄。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6］ 这里，无论是主张作文的个性独创，还是声言文人的独立意识，其辛辣讽刺之口吻显现出了周作人“叛徒”的影子。由此，可以说周作人在“自己的园地”里自斟自饮，强调文学的个人性、超功利性与文人的独立性时，并非真的脱离了社会现实，完全退回到个人一己的狭小天地。所谓“不谈国事”“立志做一个秀才”，也许只是一个知识分子面对纷扰混乱的现实，清醒地意识到了文人所为有限的一种孤寂与无奈。

为什么“不谈国事”？作为曾经反传统的先锋，五四落潮之后，面对黑暗混乱的现实，周作人是否真的能够完全退避时代风云而追求属于个人内心的平静安宁？如果答案是肯定的，周作人尽可以心安理得、无所顾忌地谈他的“草木虫鱼”，完全用不着在这些闲散文章中荡开一笔来议论一番。如果发刊词中的“国事”仅指重大社会政治时事，那么周作人确实是“不谈国事”的，但不能说他真的不关心国事，否则，他何以如此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梳理和民俗文化的研究？何以要撰文介绍《政治大纲》这种研究民国各种政治政策的著作，甚而还曾想自己编一本？何以他的这些文章读来总有一种隐隐约约挥之不去的苦闷？《<草木虫鱼>小引》中的几句话很可以说明周作人的真实心态：“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6]又说：“我在此刻还觉得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7］在周作人看来，作文做人的要素是诚和达，不喜欢，不想说，不能自由说，索性就不说了，就谈点与“国事”无关的草木虫鱼吧。

如果“国事”不仅仅等同于社会政治，而是包含一切与国家民族忧戚相关的政治与文化，那么草木虫鱼与民俗传统就不是与“国事”风马牛不相及的。在周作人的影响和带动下，《骆驼草》刊登了不少关于民俗文化和学术研究的文章，如艾辛的《臭虫》、丁文的《故乡的蒺藜》、曹聚仁的《捧桥脚》、俞平伯的《三国志演义与毛氏父子》《从王渔洋讲到杨贵妃的坟》等。可以说，《骆驼草》周刊确实形成了一个探究民族文化的场域。

二、关注底层人民的苦难与悲哀

在《骆驼草》那些自由笑骂、随心而谈的诗文中，有一些与社会现实密切相连，关注底层人民苦难与悲哀的作品。如诗歌有冯至的《晚餐》：“又到了黄昏的时候/又摆上一份晚餐。/我喘了一喘气，/不得不吃呀/为了明天。//笼里有鸡鸭/圈里有猪羊/牢狱里有囚犯/医院里有垂死的病人：/它们也都望着眼前的黑暗/吃着它们的晚餐。//感谢吧——/在这黄昏的时候/吃着我今日的晚餐。”[7]玉诺的《谁的哭声》：“谁的哭声呢？/地母的哭声？/新鬼的哭声？/麦子的哭声！/牲口的哭声，/人儿的哭声。/黄金一般的麦子，一牛恁深——/要不是大路和河流，就长成了一块；/久饿的人民，早已垂涎着；/但是/人马盘了，战沟盘了，飞机盘了，/炸弹盘了，汽车盘了，死尸盘了。/农夫拉去了，耕牛抓去了，/黄金般的麦子死在地上焦在地上了。”[8]这两首诗都写到了饥饿、死亡，反映了社会现实的黑暗与混乱。尤其是第二首，直指战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动乱与不幸，其语言和主题都不是退避时代忧患的“隐逸”与“趣味”了。散文如第9期永坤的《毛太太》和第16期玉诺的《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花王的政论》，都是写老百姓在匪、兵的骚扰下无法安宁地过日子的故事。《毛太太》中的毛太太是一个佃农，不爱整洁，脾气暴躁，但干活麻利，勤劳善良，不仅要“管理家政”，还要到田里干活，维持一家五口人的生计。丈夫毛老爷因为干活做事总是笨拙迟缓，毛太太便常恨恨地但也是亲切地骂他“死晕鳖”“老砍头的”。可是有一年的春天，毛老爷去砍柴时被土匪捉走了，毛太太要依靠过一辈子的人不见了，从此生活在担惊受怕、忧心焦虑的困境中。“毛太太又跑到山岭上去了，她在那里痴呆一般地伫立着，两只深陷的眼睛，只望那将要沦落的夕阳，晚风一阵阵的吹着，她毫不感觉凉意，随后颓然的坐在一棵大树下的青石板上，又不住的望着在空中朝西飞去的几只暮鸦。”[9]玉诺的《云破天清的月夜和麻花王的政论》直指军阀混战造成百姓生活不得安宁：“我”夜间在拍门声中醒来，正兀自心惊，在应答声中才知原来是驻城的军队撤走了，街坊们正相互通知去领回被兵强拿走的东西。到了住兵院子，听到几个街坊的谈论：“永远咱这里再不许有官”“无论哪一个官走了咱都不想他；除下派款，派公事，打人罚人以外，没有用他的时候。”[10]言语中反映出军队对老百姓生活的骚扰破坏，传达了民众对统治者的极端不满与厌倦，以及对于平安宁静生活的渴望。

《骆驼草》中哪怕是一些抒发个人情绪的散文和诗歌，也反映了现实的黑暗与苦闷。如秋心（梁遇春）的爱情之叹与生死感慨，尽管读来伤感迷蒙、忧郁低徊，但却并不是虚无缥缈的无病呻吟，而是深味不合理的黑暗现实之后的忧伤哀怨。“生来就盲目的绝对不知道光明和黑暗的分别”“只有深知黑暗的人们才会热烈地赞美光明”“所以天下最贞洁高尚的女性是娼妓”“因为她们的一生埋在黑暗里面”“受尽人们的揶揄，历遍人间凄凉的情境，尝到一切心酸的味道”[11]，这是对社会黑暗的强烈抗议，有一股压抑着的愤懑与叛逆。冯至这时发表的诗歌和散文，正如他在1985年版《<骆驼草>影印本序》中所说是“情绪低沉”的，诗歌《送》《发》《日落》等是向爱人诉说恋情的爱情低语，散文《老屋》《父亲的生日》《C君的来访》等，是对时光流去、亲人老逝、自己不知何去何从的感伤，调子显得低缓沉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