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实、诗心与文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三个维度

摘 要：中国古代文学是文学与历史相融合的学科，是文学作品在时间与空间中动态演进的文学历史。中国古代文学教学需要重视三个维度：一是历史维度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二是作为文学教育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三是东亚文献视域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史实、诗心与文献是中国古代文学教学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史实；诗心；文献；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3）03-0100-09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3.03.010

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了古代漫长社会里所形成的文学作品，如神话、散文、诗、词、曲、赋、小说等多种文学形式。中国古代文学不仅包含着丰富的文学形式，还包含着数量庞大的文献资料。中国古代文学既是中华民族诗性精神与人文精神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华民族漫长发展历程的历史记录。中国古代文学与历史、哲学、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需要注重中国古代文学的历史性、文学性特征。同时，还需要从地域空间层面强调中国古代文学在古代东亚的影响，特别是对古代朝鲜半岛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与价值观念上的形塑作用。本文从史实、诗心与文献三个维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一、历史脉络下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中国古代文学是在历史场域中演进的文学形态，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中国古代文学一方面以文学的方式承载历史，另一方面又是在历史时空中发展演变的文学形态。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是历史脉络下的文学教育。

《诗经》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根源性典籍，以诗的语言包含了丰富的历史信息，较为全面地记录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含政治、经济、徭役、军事、战争、农事、祭祀、婚姻、风俗与世态人情等。在对《诗经》的教学中，尤其要注重从历史层面阐释《诗经》中所记载的历史。

《诗经》以伸缩包容的诗性语言记录了西周王朝历史，如《大雅·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记载了西周王朝的开国历史：《生民》记载了“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灾无害，以赫厥灵”［1］190之后稷的奇异出生，以及后稷之于农业“茀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褎，实发实秀，实坚实好”［1］191的贡献。《公刘》记载了西周王朝开创者公刘率领周人由邰地迁徙到豳地的历史，《诗》云：“迺埸迺疆， 迺积迺仓。迺裹糇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1］196《绵》记载了古公亶父率领周人由豳地迁往岐山之周原，《诗》云：“绵绵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 ［1］179此是周民自西而南迁徙历史的诗意保存。“古公亶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 ［1］179记载了古公亶父率领族人在岐山之下定居的情景。古公亶父与姜女、族人谋划，占卜问龟与确定定居周原的历史过程和历史细节在《绵》中一一保存下来，于是一段遥远而模糊的历史凭借着《诗经》的记载，竟可以复原出那“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鼛鼓弗胜” ［1］180之“如鸟斯革，如翚斯飞” ［1］125的西周王朝轰轰烈烈的开国历史。《皇矣》叙述太王、王季、文王等周初贤君开国的历史。在“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 ［1］185的历史场域中，文王讨伐密国，以达到“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的治理效果。同时，《皇矣》还记载了文王伐崇的历史：“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祃，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1］186全文记述了文王在开国过程中，对于密国与崇国的征服。《诗经》中的诸多诗篇具有史诗的性质，傅道彬教授概述《诗经》的史诗书写与早期周民族的三次迁徙云：“史诗（epic）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和精神书写，是一个民族早期历史的产物，代表着一个民族创立期的宏大气象和思想意志。”［2］

《诗经》将西周初叶甚至更早的中国历史融入简练而精粹的语言中，是以诗存史的典范。如《邶风·击鼓》，汉唐《诗经》学与宋代《诗经》学的解释不同。以《诗序》为代表的汉唐《诗经》学从历史与政教的层面解释此诗云：“怨州吁也。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国人怨其勇而无礼也。”［3］128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从文学的层面阐释此诗中包蕴的情感，其云：“卫人从军者自言其所为，因言卫国之民或役土功于国，或筑城于漕，而我独南行，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也。”［1］18《诗集传》之后，清儒方玉润《诗经原始》亦从文学的层面阐释此诗：“卫戍卒思归不得也。”［4］现代学者程俊英先生亦将此诗解释为：“这是卫国戍卒思归不得的诗。”［5］45在教学中，可以从历史的维度来诠释此诗。《击鼓》诗句“从孙子仲，平陈与宋”包蕴了历史的信息。《左传·隐公四年》记载：“及卫州吁立，将修先君之怨于郑，而求宠于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郑以除君害，君为主，敝邑以赋与陈、蔡从，则卫国之愿也。’宋人许之。于是陈、蔡方睦于卫。故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3］128可见，在隐公四年，卫国讨伐郑国，以平息陈、宋之间的矛盾。“从孙子仲”之“孙子仲”是实有其人，《毛传》解释为：“孙子仲，谓公孙文仲也。”［3］130可见，《诗序》将此诗解释为“卫州吁用兵暴乱，使公孙文仲将而平陈与宋”是有历史依据的。以朱熹《诗集传》为代表的宋代《诗经》学强调从内在情感与心性的层面解释诗篇，故《诗集传》更为强调《击鼓》之戍卒有锋镝死亡之忧，危苦尤甚之感。自宋以后，解释者常从戍卒情感的层面解释此诗，此只是诗中所展现的情感层面。《击鼓》以诗的方式保存了卫州吁穷兵黩武，导致兵士思归不得，战死他乡。在历史和情感的双重维度下来理解诗篇所言“爰居爰处，爰丧其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中的生死离别之感，亦如胡承珙所云：“此诗是在出军之时，人无斗志而有怨心，死亡诀别，惟闻愁叹之声，即众仲所谓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矣者，正不必以再举伐郑未尝败衂为疑。”［6］在战争的历史脉络中，诗句“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更显示出战争面前死生离合的无尽悲哀。从历史的层面理解《击鼓》诗，可见《击鼓》写出了征战之人对于战争的切身之恸，如扬之水先生所云：“其实这一篇诀别辞，又何止于悲怨中的儿女之情，更是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死生之际，于生的至深之依恋，可以说，这是不为一时一事所限的人生之悲慨罢。”［7］32

《诗经》是融合历史与情感的诗意书写，如《邶风·燕燕》，这是一首送别诗。诗篇承载的历史让此诗的送别内涵更具深意。在《燕燕》诗的教学中，需要强调《左传·隐公三年》与《左传·隐公四年》的记载。《左传·隐公三年》云：“卫庄公娶于齐东宫得臣之妹，曰庄姜。美而无子，卫人所为赋《硕人》也。又娶于陈，曰历妫。生孝伯，早死。其娣戴妫，生桓公，庄姜以为己子。”［3］121又《毛诗正义》云：

四年春，州吁杀桓公，经书“弑其君完”。是庄姜无子，完立，州吁杀之之事也。由其子见杀，故戴妫于是大归。庄姜养其子，与之相善，故越礼远送于野，作此诗以见庄姜之志也。知归是戴妫者，经云“先君之思”，则庄公薨矣。桓公之时，母不当辄归。虽归，非庄姜所当送归，明桓公死后其母见子之杀，故归。庄姜养其子，同伤桓公之死，故泣涕而送之也。言“大归”者，不反之辞，故文十八年“夫人姜氏归于齐”，《左传》曰：“大归也。”以归宁者有时而反，此即归不复来，故谓之大归也。《卫世家》云：“庄公娶齐女为夫人而无子。又娶陈女为夫人，生子早死。陈女女娣亦幸于庄公，而生子完。完母死，庄公命夫人齐女子之，立为大子。” ［3］121

《燕燕》诗记载的是桓公为州吁所弑，其养母庄姜与生母戴妫送别的场景。戴妫大归于陈，归不再来。诗篇既呈现出两位母亲历经丧子之痛的生死离别，又展现了两位女性对于州吁所掌之卫国前途未卜的无尽忧思。此情此景之下，诗篇末章“仲氏任只，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写出了戴妫克制桓公为州吁所杀的个体之私情，劝诫庄姜以家国为大，缅怀先君，劝勉庄姜生发心系卫国存亡的公义之情。戴妫在卫庄公宠爱嬖妾以致宠妾所生之子州吁弑其子桓的历史情境，尚且能够以家国的大局劝导庄姜，诗云“先君之思，以勖寡人”，可见戴妫“其心塞渊”“终温且惠，淑慎其身”的宽厚胸襟，亦如扬之水所云：“《燕燕》末章所叙，见性情，见境界，见一真挚诚笃而不拘拘于尔汝之私的和厚胸次。”［7］26在历史的脉络下，可以诠释出诗篇所蕴含的历史与劝诫，公义与私情。

二、文学框架中的中国古代文学教学  张伯伟教授在讲述程千帆先生文学教育理念时讲道，“在文学的框架中谈文学”。在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只有“史”与“论”是不足的，还需要以文学文本为基础的文心的涵养。以“感”字当头，培养对于文学作品的美的感受力，在“感”与“知”的结合中形成合情合理的文学感受与文学批评。张伯伟教授总结程千帆先生学术方法云：“而千帆先生所努力探索和实践的则是诗学研究法。在这一研究法中，‘诗’不仅是研究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各种史料的运用不一定是用来‘证诗’之真伪、是非，更多的是提供读诗的参证和联想的凭借。” ［8］

如“感春”传统是中国古代文学中常见的主题，此一传统可追溯到《诗经》《楚辞》的作品。感春总是与流淌的时间与生命的理想相联系。如《诗经·豳风·七月》所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载阳，有鸣仓庚。女执懿筐，尊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迟迟，采蘩祁祁。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伤春的主旨在诗篇里得到呈现，在融融漾漾的春光中，写出了女子伤春之“伤悲”。再如《楚辞·九章·思美人》：“开春发岁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将荡志而愉乐兮，遵江夏以娱忧。”感春的主题在以屈原为中心的楚辞作家群的集体表述下，逐渐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感春传统。“后世对楚骚中伤春之音的祖述继承，往往因两个相关主题——时间与理想的展开，易于产生动人心魄的佳篇。”［9］如李白的《愁阳春赋》：

东风归来，见碧草而知春。荡漾惚恍，何垂杨旖旎之愁人。天光青而妍和，海气绿而芳新。野翠兮芊绵，云飘飘而相鲜。演漾兮夤缘，窥青苔之生泉。缥缈兮翩绵，见遊丝之萦烟。魂与此兮俱断，醉风光兮凄然。若乃陇水秦声，江猿巴吟。明妃玉塞，楚客枫林。试登高而望远，痛切骨而伤心。春心荡兮始波，春愁乱兮如雪。兼万情之悲欢，兹一感于芳节。若有一人兮湘水滨，隔云霓而见无因。洒别泪于尺波，寄东流于情亲。若使春光可揽而不灭兮，吾欲赠天涯之佳人。［10］

在东风归来、碧草知春的时节，诗人以豪迈之姿、细腻之笔描绘了一个感春而伤春的时节与情感世界。在此诗的教学中，要从作品感发人心的层面进行。在天光青妍、海气绿芳、野彩翠芊、云飘摇相、青苔生泉中感受春光之旖旎、缥缈与跳荡。在此景此情之下，诗人以“魂与此兮俱断，醉风光兮凄然”写尽了“目击千里兮伤春心”之境。诗人在感于时节的春心中激发了青春易逝而理想难酬的春愁。曹虹教授对此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评述，她说：

“目极千里”的春光，令人欲陶醉其中，却为之凄然魂断。“春心荡兮如波，春愁乱兮如雪”：迷乱的春愁，带着青春的浪漫和生命的热情，不同于悲秋怯寒的枯槁与萧瑟。……这种悲苦之恋，常具有岁月易逝、理想难酬等象征意味。［9］

可见，对于李白《愁阳春赋》的理解，首先是以作品为中心，从文学的层面深入理解文本中所包含的自然风物、时节变化，并在此基础上体会诗人在更迭变化的岁时中所表达的人世万情与悲欢离合，体察诗人于不曾相见的湘水滨之佳人中所寄寓的理想难酬的无奈。在文本五彩斑斓的意象中，体会诗人激昂的生命感与岁月易逝、理想难酬的失落感。

在深入理解文本的基础上，可以看出文学发展演进的轨迹。《愁阳春赋》对旖旎荡漾之春光的描绘，与《离骚》中屈原自绘其美之态“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汩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有相似之处；《愁阳春赋》在这迷乱的春色中生发的关于湘水滨佳人的向往和追求，与《离骚》所云“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有相同之感。如果将此种“理想”与“美人”相联系的意象溯源，可以追溯到《诗经》，如《秦风·蒹葭》。在秋水长天一色的叙述中，诗人在“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道阻且跻”“溯洄从之，道阻且右”的时空阻隔中，孜孜不倦地追求那“在水一方”“在水之湄”“在水之涘”的“伊人”。《郑笺》将“伊人”解释为“知周礼之贤人”［3］422，《诗序》《郑笺》从政治教化的层面将“伊人”解释为贤人。明戴君恩认为，诗人于诗中所写的“伊人”不过是一个象征，是诗情可以凭借的意象而已，他说：“溯洄、溯游，既无其事，在水一方，亦无其人。诗人感时抚景，忽焉有怀，而托言于一方，以写其牢骚抑郁之意。”可见，从文学的框架出发，《蒹葭》诗的“伊人”具有多维的阐释空间——可以是诗教脉络下持掌周礼之贤人，可以是在水一方的美人，亦可以是“道阻且跻”却仍然溯游而从之的理想，既达到了诗无达诂，又呈现了某种一以贯之的精神，如扬之水所云：“诗人只是倔强于自己这一份思的执著，读诗者也果然觉得这执著之思是这样可珍贵。若一定要为‘伊人’派定身分，怕是要损失掉了泰半诗思，虽然诗人之所思原是很具体的，但他既然把这‘具体’化在茫茫的一片兴象中，而使它有了无限的‘可能’，则我们又何必再去追索那曾经有过的惟一呢。”［7］135-136可见，在文学的框架中研究文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文学有一个源远流长的“美人”意象传统与叙述传统，如《诗经》中的“美人”、《楚辞》中的“美人”、唐诗里的“美人”、宋词里的“美人”、元曲里的“美人”，小说如《聊斋志异》《红楼梦》里的“美人”，这些“美人”已经超出男女之性别区分，是诗人关于诗情、关于美、关于理想的凝结点。从文本出发，在文学的框架中研究文学，在文本的基础上发现文学现象，可以揭示出文学与文本发展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