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的研究回溯与展望

摘要：相较于中小学教材，高等学校各学科教材的建设自主性较大，我国对高校教材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高校教材质量有待提高。高校教材是国家建构意识形态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高等教育知识选择的理念和逻辑生成的集中体现。高校教材建设涉及政府、高校、教师、学生、出版社等多个主体，是工具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系统工程。高校教材建设研究应以发生学为基本理念，凸显立德树人的重要意涵；以角色论为破题思路，着力构建多维协同的建设机制；以实践论为主要范式，重视调查研究，以保障高校教材建设质量。

关键词：高校教材建设；立德树人；研究回溯；理论遵循；研究展望

中图分类号： G642.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615（2023）05-0021-10

DOI： 10-15958/j-cnki-jywhlt-2023-05-003

在我国，高等学校教材是高校教学的基本依托，是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的重要载体。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重要时期，高校教材是影响青年学子成长成才的思想宝库和智慧经典。长期以来，相较于对中小学教材的关注度，我国对高校教材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加之高校各学科教材的自主性较大，高等学校教材质量良莠不齐，高等学校精品教材不多。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教材建设工作的重视，关于高校教材建设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回溯高校教材建设研究成果，可以为未来的高校教材研究与建设提供思路与借鉴，有利于提升高校教材质量。

一、研究回溯

（一）高校教材建设与意识形态安全研究

长期以来，学界较少从意识形态的视角对高校教材进行研究。近年来，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诸多学者站在国家事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开展教材研究。有学者认为，社会和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要在教材中有所反映［1］，教诲性是教材的根本属性［2］。葛兆光认为，各种文、史、哲方面的教科书，要塑造忠诚国民，培养人的文明和教养［3］。杜时忠主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需要选择合理的方法与合适的流程环节“进教材”，提出一种将价值观“融入”教材的概念［4］。韩震长期以来高度关注高校教材体系的完善，提出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5］，要总结中国经验、描述中国问题、表达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6］。顾海良提出，社科类教材要进一步提升彰显中国立场、中国智慧、中国价值的信念和信心［7］。田慧生强调，应从政治建设、质量建设、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环境建设五个方面进一步加强教材建设［8］。杜瑞军、李芒从我国高校教材管理的基本逻辑出发，提出需要依法确立教材管理作为国家事权的内涵，并从提升教材水平的角度明确了高校和教师的职责［9］。李太平等认为，教材通过建立学生的制度自信、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来实现国家认同的使命［10］。由檀传宝领衔的“国民身份认同教育教材开发研究”课题组融入合乎时代要求的先进教育理念，吸纳了教育学、心理学、美学等多学科前沿研究成果，对如何开发国民身份认同的教材提出了思路。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郑富芝提出，要在教材建设方面体现国家事权“一坚持五体现” “一坚持五体现”，是指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必须体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必须体现中国和中华民族风格，必须体现党和国家对教育的基本要求，必须体现国家和民族基本价值观，必须体现人类文化知识积累和创新成果。的基本遵循和实践要求［11］。

（二）高校教材建设与管理研究

钟启泉较早提出需重视大学教材建设与开发［12］。刘学智等就“大中小学教材的一体化建设和管理研究”这一课题开展研究，提出我国必须以教材质量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构建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的现代化教材体系［13-15］。2019年，李芒主持的重大研究课题“世界主要国家教材建设研究”开题，在教材的系统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意义［16］。杨丹提出，随着社会各领域发生深刻变化，高等教育改革进入深水区，且面临全球化、智能化等挑战，高校教材建设应处理好知与魂、术与道、教与学、质与量、引与培、源与流等六个关系，提升教材的思想性、科学性、民族性和时代性［17］。李奇通过调查学生对已有教材建设成果的态度，发现高等教育教材在适用性与科学性、编写印刷水平、定价与配套资源等方面存在问题，认为高校教材改革的重点在提高其实践性、时代性和语言流畅度，并提出适当引入原版教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18］。李虹从高校教材编写理念的创新、高校精品教材建设的长效机制、教材与“双一流”建设的关系以及高校教材建设应与新时代同向同行等方面做了探索，认为在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面临许多新形势的情况下，需要创新高校教材的建设与管理机制［19，20］。蔡颖蔚以南京大学为例，提出高等学校教材建设需要实现“价值引领”与“知识传授”同频共振［21］。我国高等教育教材建设考察团于2003年前往发达国家进行高校教材建设考察时发现，中外高校对“教材”一词的用法不同，我国一些高校教师将教材作为textbook来使用，而美国高校的教材则类似于teaching material的功能［22］。孙益在分析了德国、美国、英国、法国等发达国家研究生教材遴选与管理的历史、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对我国研究生教材建设提出建议，如设立专门机构管理研究生教材建设、重视高校基础课程教材的设计与编写、规范专业课程教材的选择与使用、注重教材的电子化等［23］。郭瑾莉等则从地方高校的视角提出，新时代地方高校必须全面加强党的领导，进一步推动教材政治建设；立足严格管理，加快完善教材管理制度与秩序；切实在教材特色和高水平编写人员上下功夫，打造更具影响力的精品教材［24］。金文旺等对首届全国高等教育类教材建设优秀奖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提出应多措并举促进不同学科、高校和地区教材建设多样化发展［25］。

（三）高校教材形式创新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智慧化教材应运而生，许多高等教育学者、高校教材的编写者和教材管理者从高校教材建设与新技术结合的角度提出高校教材形式建设的创新思路。李辉认为，高校精品教材建设要结合“精品课程”建设需要，以电子教材建设为先导，创建高校教材规划与建设的新机制［26］。张炜提出，在借助纸质教材完成知识的有限呈现后，可以通过网络信息技术来实现新形态的课程平台，促进教材的表现形态发生变化［27］。张家军等提出，新形式教材（智慧化教材）的价值逻辑起点，是依托智能技术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28］。但随着网络化、多媒体教材的出现，电子化教材的价值逻辑和负面影响需引起重视。李芒关注到电子教科书不能丧失教育性这个核心考察标准，一些电子教科书会对学生的学习状况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电子教科书目前无法彻底取代纸质教科书［29］。根据金文旺等对高等教育类教材建设优秀奖的统计分析，在高校优秀教材中，数字教材总体偏少，高校教材的形式创新及新形式教材建设的质量有待提高［25］。

（四）高校教材的出版和选用研究

部分教材出版社及出版人对教材出版质量展开研究。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出版实践中开创了“研编一体化”的先河，促进了教材编写者与出版者的同步互动，提升了一线教师和教材出版工作者共同促进教材质量的意识和素养。黄强认为，新时代的教材建设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出版社要以人民为中心，真心诚意做好教材出版服务相关工作，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教材的科学性，加强教材的立体化和数字化建设［30］。饶涛探讨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针对高校教材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包括深耕优势学科、对接社会需求、加快高校教材出版转型升级等［31］。王军认为，面向新时代的高校人才培养与大学教材出版，必须与当今时代对人才提出的不同定位和要求相契合［32］。药蓉认为，新时代大学出版社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一部分，其教材建设思路应围绕“有质量”展开，从教材的品牌建立，到教材内容保障、形式创新等各个环节都要做到行为规范、品质优先［33］。部分高校教材管理者对教材的选用和供应展开思考，建议制定便于操作的高校教材选用标准和严格的审批程序，对于不符合规定的教材，教材管理部门要严格把关；同时创新教材供应管理模式，引入竞争机制等［34］。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还涌现出一批由资深专家领衔开展的重大教材研究项目，包括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等国家智库承担的大中小学教材建设实施细则、管理办法、发展规划等课题；同时，国内一大批高校一线教师从不同学科的角度阐述了高校教师如何结合课程建设编写学科教材，涉及不同学科教材编写者的编写思路、设计、方法等维度的研究，以及各学科如何结合学生的思维特点来编写教材，从而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等；另有研究剖析了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对教材的选择、解读和反馈的意见建议等。由于涉及的学科范围广泛，学科与学科之间差别较大，本文不再赘述。

（五）研究述评

综上所述，国内诸多学者专家对教材中包含的教育、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等因素进行了探索与分析；更有一些高校一线教师、高校教材管理者和出版者关注到高校教材的编写、管理、选择以及教材形式的变化和教材出版的重要性等。现有研究深化了学界和社会对教材建设的认知与把握，唤起了教育工作者对教材的高度重视，同时为高校教材的编写、选用和出版提供了有益思考，也为未来研究奠定了基础。从研究视角来看，既有研究更多集中在中小学教材建设，较少关注在大学生价值观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的高校教材建设；更多关注“马工程”教材、“思政课程”教材、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对同样承担立德树人使命的专业学科教材缺乏关注。从研究内容上看，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提高重视、意义阐释等方面，而对如何建构优质的高校教材质量保证机制，如何在高校教材中体现党和国家对高等教育的基本方针和政策要求、体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价值观等方面，还缺乏具体的实践措施。从研究方法上看，少有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较少挖掘立德树人在高校教材中的建设路径、有效方法等，研究陷于空泛化。正如阿普尔提到，近年来对教科书的学术研究不少，但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仍然用赖特·米尔提出的“抽象经验论”这一概念来概括［35］，一些研究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落实机制。

申继亮提出，“我国新时代的教材建设将面临全球化、大众化、信息化等多元挑战”［36］。如何将立德树人与高校教材有机结合，提升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高校教材体系建设中的落实效果，形成高校教材质量保证机制，是新时代高校教材亟待解决的重要命题。高校教材建设必须回应时代要求，积极探索解决教材建设机制等现实问题，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作出贡献。

二、理论遵循：一种具有特殊意涵的系统工程

高校教材是高等教育的中心环节，它既是国家建立意识形态共识和文化认同的重要载体，也是高等教育知识选择理念和生成逻辑的集中体现，是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系统工程。

（一）发生学与高校教材建设：立德树人之本质意涵

要深入把握高校教材建设的本质意涵，需要引入发生学理论。“发生”不同于“起源”，“发生”是逻辑推理概念，“起源”是历史时间概念。发生学理论注重研究对象中主要的、根本的、必然的因素，是以逻辑推断研究事物产生和发展的学问。高校教材建设必须引起重视的依据是什么？这是高校教材建设必须讨论的问题。教育心理学家皮亚杰对于认知过程的考察开启了发生学方法在教育学领域的应用，目前，这一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人文社会学科。根据布迪厄率先定义的“文化资本”这一概念，可以认为，书本（教材）是一种客体化的文化资本（Objectified cultural capital）［37］。阿普尔提出“官方知识”（Official knowledge）的概念，认为“教科书除了传授专门的知识和技能，还负责传递和塑造国家的意识形态”［38］。可见，教材在塑造国民价值观中发挥着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