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夫·费里埃尔教育思想初探
作者： 王晨 洪小涵摘 要：阿道夫·费里埃尔是瑞士教育家，曾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Education，IBE）列为100位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①。他为欧洲“新教育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可谓是这一运动的推动者和宣传员。费里埃尔一生笔耕不辍，为向大众宣传新教育思想写下了许多著作。本文在回顾费里埃尔的成长经历及重要教育实践之后，以“活动学校”为中心，对费里埃尔教育思想的历史渊源、心理学基础、教学实施等几个方面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阿道夫·费里埃尔;欧洲“新教育运动”;“活动学校”;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5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1-0001-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1.001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各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教育运动”（New Educational Movement）。这场运动的理念与新学校的实践联系密切，新教育理念的倡导者试图通过新学校来建立起一种新的教育秩序，进而构建出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这场运动发端于英国，其标志性事件是英国教育家塞西尔·雷迪（Cecil Reddie）于1889年创立了第一所乡村寄宿学校——阿伯茨霍尔姆学校（Abbostholme School），正如康内尔（W.F Connell）所言，欧洲新教育运动早期在英国的效果最为突出。而世纪之交之后，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法国和瑞士等国家也纷纷建立起新学校，实践新教育理念[1]120。
欧洲新教育运动并没有固定的地理中心，在运动前期，其规模的扩大与思想的传播有赖于1899年建立的新学校国际事务局（International Bureau of the New Schools，BINS）的联络和组织工作。瑞士教育家阿道夫·费里埃尔（Adolphe Ferrière，1879—1960）创建了该机构，并且积极推进其运营和推广工作。这个机构创建的目的是，“在不同的新学校之间建立科学的互助关系，集中与它们有关的文件，并强调在这些未来教育学实验室中进行的心理学实验”[2]40。此后新学校建立的数量及其影响表明，最初的目的已经基本实现：到1913年，已经有一百余所学校登记在册，由点到面地扩大了欧洲新学校的网络。此外，费里埃尔还对新学校的特点进行了思考，提出了新学校的定义：“新学校首先是一所具有家庭氛围的乡村寄宿学校……孩子们的个人经历是智力教育的基础……并通过学生自治进行道德教育。”[1]249
如前所述，费里埃尔通过建立机构、收集与传播新教育的信息，在欧洲各国新教育运动开展过程中起到了联络作用。然而，我国教育学界虽然很早就关注到了欧洲新教育运动②，但却并未对费里埃尔这一重要人物展开专门研究①。因此，本文试图介绍费里埃尔这一失聪却对教育饱含热情的重要教育家的生平和教育经历，着重介绍其“教育使命”的缘起，以及在“教育使命”驱动下展开的一系列教育实践，并在此基础上阐述其“活动学校”教育思想。
一、“教育使命”的缘起
如若对费里埃尔的生平稍加了解，便会觉得这位教育家具备一种神奇的吸引力。总体而言，费里埃尔兴趣广泛，对多个学科领域均有大量的阅读和钻研，这也就决定了其教育思想并不局限于“就教育论教育”。在其教育著作中，往往可以看到各个学科的“印迹”，这与他的成长经历有着密切联系[2]4。
更值得一提的是，1944年1月23日，费里埃尔在其日记（Mon grand journal）中将自己的知识生活划分为由不同学科主导的4个10年：
“从1900年到1910年，我生活在形而上学中。从1910年到1920年，我住在心理学。从1920年到1930年，教育学成为舞台的中心。而我在这里，从1940年开始，一直到我的脖子，一直到我的灵魂，一直到我的思想，沉浸在哲学中。”[2]8
虽然费里埃尔将其“教育学人”的人生阶段缩短至10年（1920—1930年），但他与教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期。费里埃尔“教育使命”的确立，是其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以及个人志趣综合影响的结果。
费里埃尔生活在一个他称之为“繁荣大部落”的家庭中。他的母亲阿道芬·费里埃尔（Adolphine Ferrière）来自维也纳的一个银行家家庭，是一位优秀的画家和音乐家。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尔（Frédéric Ferrière）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对心理学有着浓厚的兴趣。此外，弗雷德里克·费里埃尔还参与了一些国际人道主义运动，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副主席。传记作者将费里埃尔的父亲描述为一个具有进取的科学精神和比教会更自由的宗教信仰，充满活力、富有战斗力的人[2]40-41。
富裕的家族为费里埃尔提供了自由派资产阶级特有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从5岁起，他就参加了音乐理论、体操、阅读和写作的私人课程。在少年时期，他常常跟随家人前往欧洲各地游历[2]41。孩子众多的大家庭为费里埃尔提供了早期的教育经验，作为兄长，他承担起了陪伴和教育“小家伙们”的责任。此外，费里埃尔还参加了众多的青年社团和实践活动，从中锻炼了他极强的领导力。14岁时，费里埃尔加入了阿尔卑斯山登山俱乐部，并且成为其中经验丰富的向导。从17岁起，他连续几年担任文学协会主席，并组织同学排练戏剧。而后，他在日内瓦学院（Collège de Genève）学习。根据费里埃尔的朋友彼得斯（Edward Peeters）的描述，作为一个学生，费里埃尔曾发誓永远不做老师：“宁愿做任何事也不做老师！”[2]44-45。1896年9月，费里埃尔进入日内瓦大学（Université de Genève）科学系学习。
1899年，20岁的费里埃尔迎来了他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在其父亲的陪同下，费里埃尔拜访了法国社会学家、罗歇斯学校的创办者埃德蒙·德莫林（Edmond Demolins）。这次拜访激发了费里埃尔的教育热情，德莫林建议其致力于一项与他的身体状况相符的任务：创办一个用以记录、联结、组织、推动欧洲地区进行新教育实验的机构。因此，1899年，费里埃尔创办了新学校国际事务局。
德莫林所著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起源》（A quoi tient la supériorité des Anglo-Saxons）一书似乎给费里埃尔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书中关于新学校的章节“阿伯茨霍尔姆”（Abbotsholme）和“贝达尔斯”（Bedales）引发了他强烈的好奇心，他急切地想要知道新学校的实际情况。
根据他重建的日记和家庭通信，1900年8月13日，费里埃尔和他的家人一同前往利兹（Hermann Lietz）在德国创办的第一所新学校——伊森堡（llsenburg）。直至1901年4月19日，费里埃尔在该校担任青年志愿教师，而他的两位堂弟则作为学生陪伴着他。1901年10月5日，利兹在图林根（Thuringe）建成了第二所新学校——豪宾达（Haubinda）。直到1902年3月，费里埃尔一直待在豪宾达[2]22。21岁的费里埃尔被利兹的个性与活力所吸引，利兹在新学校进行的“教育冒险”被他称为“形成中的星云”。
德莫林的建议使费里埃尔在踏入新教育领域之时便充当了“联络员”的角色，而在利兹建立的两所新学校的教学实践丰富了费里埃尔对新学校的认知——他将利兹创办的乡村新学校定义为“实践教学实验室”，而这也是他所归纳的新学校的30条原则的其中一条①。
总之，与德莫林和利兹的交往，“唤醒”了费里埃尔的“教育使命”——怀着这一使命，费里埃尔积极实践、主动传播思想，推动了新教育运动的发展。
二、作为教育实践家的费里埃尔
1902年，离开豪宾达之后，费里埃尔在日内瓦大学文学和社会科学学院学习。在此期间，除了进行长时间的思考和哲学阅读之外，他还定期访问欧洲的几所新学校。一战期间，他隐居在布洛奈（Blonay）的一个山间小木屋中。优渥的家庭和可观的收入使费里埃尔可以毫无顾虑地从事教育实践。费里埃尔参与了罗伯特·努斯鲍姆（Robert Nussbaum）于1911年创建的新学校的活动，并在他的小木屋里接待了一群在瑞士避难的孩子[2]68。
然而，1918年，费里埃尔的人生遭遇了巨变，他的小木屋发生火灾，导致大量新学校的文献资料和手稿被烧毁②。1919年，受到奥地利货币体系崩溃的影响，他固有的经济收入受到重大冲击，40岁的费里埃尔必须开始考虑谋生问题。但持续的打击并未使费里埃尔放弃自己的“教育使命”，在火灾发生之后，他重建小木屋，并竭尽所能地还原被烧毁的文献资料和手稿[2]69。
作为一名积极参与新学校实践的教师，渐进性耳聋成为他参与儿童直接教育实践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在费里埃尔周围逐渐形成的无声环境是一种严酷的、难以忍受的折磨。1920年9月，费里埃尔在贝克斯（Bex）附近建立了一所新学校，他将其称为“活动学校的实践”实验室。但由于实验的计划过于复杂和激进，再加上费里埃尔在1921年彻底丧失听力，他与7名学生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由于很难把握费里埃尔的意图，学生们的学习变得被动且迷茫[3]384，这使得费里埃尔的痛苦达到了顶峰，也成为他一生的遗憾。在1953年写就但未发表的文章中，他以沉重的笔调表达了这种遗憾和内心的不甘：“我还能听到一点声音的话，以我的听力，我本来可以成为一名教育家，但我没有。”[2]16
接二连三的意外以及疾病的困扰虽然使费里埃尔饱受折磨，但他从未放弃自己的教育理想，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当我说，到目前为止我的生活是艰苦的——由于耳聋而艰苦，由于缺钱而艰苦——我不是为自己抱怨：我是为了我想做的、我可以做的、我不能做的工作而抱怨。”[2]73
1921年对于费里埃尔而言是特殊的一年，是他开启自身“新时代”的一年。这一年，费里埃尔在5周内写出了《活动学校》两卷本——这部作品被翻译成14种语言[2]17。同年，费里埃尔与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克拉帕里德（édouard Claparède）等人于加莱共同创立了具备国际性质的教育机构——新教育协会（New Education Fellowship，NEF）。在新学校国际事务局所作的贡献使费里埃尔顺理成章地当选为副主席，并参与协会章程的起草。
1922年1月，费里埃尔成为NEF官方杂志法语版（Pour l'Ever nouvelle）的编辑。自此，费里埃尔主要采用信件的方式与外界交流。自这年开始，一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年，费里埃尔每天收写信的数量是10到15封[2]74。1923年，他阅读了大约70种不同的期刊，到1930年达到110种，目的是建立档案并在他的作品中借鉴、参考。费里埃尔经常参加协会的国际会议并作重要发言③。从1928年到1931年，他游历了东欧国家、土耳其和南美，宣传新教育思想[2]75。
1924年，时任卢梭学院（Rousseau Insititute）④教授的费里埃尔和保罗（Paul Meyhoffer）与国际联盟及国际劳工组织的高级官员阿瑟·斯韦策（Arthur Sweetser）、路德维克·拉吉曼（Ludwik Rajchman）合作创立了日内瓦国际学校（International School of Geneva），其目的是在新教育运动的进步教育原则基础上提供国际教育。费里埃尔用自家庄园的一间小木屋为第一批学生提供住宿，试图将日内瓦国际学校作为新教育理念的“教学实验室”。费里埃尔负责起草了学校的教学章程，并于1924—1926年间担任该校的教育顾问[3]385-3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