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族史诗》英译本的译者主体性研究

摘要：由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领衔翻译的《苗族史诗》充分体现出阐释学所提出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中的重要作用。该书不仅是苗族文化史上的一个标志性经典文献，也为日渐成为国际显学的苗族古歌学搭建了译作文化交流的桥梁。本文以阐释学提出的翻译四步骤（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为框架，探析《苗族史诗》英译本译者主体性在文本选择、翻译策略、文化阐释等方面的具体体现，以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提供借鉴。

关键词：《苗族史诗》;阐释学;译者主体性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3-0044-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3-008

“苗族史诗”又称“苗族古歌”，是苗族的口传经典，叙述了开天辟地、铸日造月、万物生成、洪水滔天和族群迁徙的神话故事，是“苗族古代社会的编年史和苗族先民的百科全书”[1]314，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历史研究价值。苗族史诗的搜集整理工作早在1952年就已开始，著名苗族古歌研究专家马学良、今旦、田兵等先后整理出版了《苗族史诗》《苗族古歌》，完成了苗族史诗这部苗语口传文化经典的汉语书面转换。

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是国家软实力的根本体现，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外译是培育文化竞争力、展现中国形象、宣传中华民族价值观和扩大国家影响力的有力手段[2]。2006年，“苗族古歌”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同年，“苗族古歌”的外译也得以实现。美国学者马克·本德尔将马学良、今旦于1983年出版的《苗族史诗》进行了英译，在美国出版了该书的英译本，译名为Butterfly Mother：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 China[3]。2012年，马克·本德尔又与吴一方、葛融合作，翻译了吴一文、今旦以汉语译注的《苗族史诗》，后由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4]。该书被认为是“苗族文化史上一个标志性经典文献……为逐渐成为国际显学的苗族古歌学搭建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①。苗族古歌英译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苗族古歌以及苗族文化“走出去”的进程，使其在西方世界得到进一步传播。本文拟以阐释学的翻译“四步骤”为理论框架，探讨《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中的译者主体性，以及译者在阐释古歌中呈现的民族内涵时采用的翻译策略与方法等，以期为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和研究提供借鉴和启发。

一、《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研究综述

近年来，学界对《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翻译策略的选择与应用。吴一方以苗族古歌翻译中实际遇到的问题为案例，从文化背景、诗歌韵律、文化事象等视角探讨了苗族口传文学经典的跨文化传译[5];王治国从民族志视角分析了该译本在翻译民俗事象时使用的深度翻译、置换补偿等策略[6];朱晓烽基于民俗学的表演理论，从语境重构的视角解读了《苗族史诗》英译本的副文本翻译[7]。上述研究为民族典籍英译提供了多维度的翻译策略参考。

二是翻译模式与译者素养。刘雪芹梳理分析了《苗族古歌（苗汉英对照）》的英译概况和翻译模式，特别论述了通晓苗、汉、英三语的合作译者吴一方在该译本中的重要作用，探讨了译者素养和团队合作在少数民族典籍英译中的重要性[8]53-82。吴一文、刘雪芹详细分析了该译本在苗—汉、汉—英以及苗—英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及处理方法，阐述了合作翻译模式的成功之处[9]。吴一文表示，本德尔翻译过旧版《苗族史诗》，对苗族文化有深入研究，是最理想的外方译者人选;但在将苗文译为汉语再转译成英文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语言和文化的过滤，所以，通晓苗、汉、英三语的吴一方在翻译过程中对语言准确性的把握也非常重要[9]。刘雪芹认为，在翻译团队中，若“至少有一人精通口传文学源语，一人精通目标语，在转述时至少有一人精通中介语言，那这个团队亦可担起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翻译的重担”[8]72-82。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在少数民族典籍“走出去”的过程中，译者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少数民族典籍的英译质量，中外译者合作翻译的模式值得借鉴和推广。

综上所述，目前学界对《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翻译策略、翻译模式和译者素养方面，但鲜有学者关注该译本的翻译主体，即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对翻译的影响和作用。在当前少数民族文化“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典籍英译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不可或缺。

二、阐释学视角下的翻译“四步骤”与译者主体性

阐释学译自英文“Hermeneutics”，也可译为“诠释学”，是关于理解、解释及其方法论的学科。阐释学不仅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哲学思潮。从古希腊的古典阐释学到近现代以施莱尔马赫、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乔治·斯坦纳为代表的现代阐释学，颠覆了人们对“文本至上”的认识，并在较早时期就开始讨论译者的主体性问题，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指明了新的方向。1813年，施莱尔马赫提出了“二元翻译论”（即读者接近作者或作者走向读者），认为只有发挥译者主体性，才能使读者和作者之间的理解成立[10]141-166。译者在翻译时要把握文本和作者的思想，而这个依靠译者的主观选择来重建客观文本的过程，就决定了译者的主体性必须到场。翻译和阐释学之间存在必然的联系：语言是理解得以实现的普遍媒介，理解的途径就是解释;而翻译就是在两种语言之间斡旋，是最能体现阐释学观点与方法论的学科和手段。海德格尔把“解释”和翻译等同起来，认为每一种翻译都是解释，而所有的解释都是翻译[11]181。阐释学派代表人物乔治·斯坦纳在其著作《通天塔之后：语言与翻译面面观》中提出了“理解也是翻译”的概念，认为译者翻译原文，实质上就是理解原文之后的再创作。他将翻译的过程视为阐释的运作，并把翻译划分为信任、侵入、吸收和补偿四个步骤[12]287。简言之，“信任”指译者认为需要翻译的作品是有意义的，有翻译价值的;“侵入”表示译者打破源语的外壳直达内里，将核心意义抽离本体并尝试将其融入译文;而“吸收”则表示将“抽离”的内容经过同化、安置并最终接纳的吸收过程。译者的翻译在前三个步骤中会经历两次失衡：一是在译者和原文建立“信任”后，二是在“侵入和吸收”后。从而，第四步的“补偿”就是指为恢复原、译作之间的平衡而进行的语言、文体等方面的处理。

不难看出，斯坦纳强调译者的能动性及其在阐释过程中的主导地位，“其阐释学翻译思想突出译者的个人体验、文化和历史背景等对原文的浸润，认为翻译是对原文的再创造。”[11]170首先，译者在审美判断的基础上选择想要翻译的目标文本，这让译者需同时具备“原文读者”和“译文阐释者”的敏感度。“作为读者，译者需要调动自己的审美、情感和想象力等文学能力来解读源语文本中的留白，阐释的多元化就在不同译者的期待视野和解读方式中产生;身为阐释者，译者需要发挥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能力，发掘作品的思想内涵和美学意蕴，分析作品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13]在翻译中，译者需充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全面把握原文的语言、思想、审美和文化，并在译作中合理诠释，展现原文内涵和语体美感。最后，译者应尽力恢复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平衡。译者每一次的解读和阐释，往往使得译文和原文之间出现矛盾、冲突甚至产生变形，为此，译者需要通过进一步调整文字、风格等作出相应补偿来平衡两者，以使译本能够更好地展现原文，或使原文升值，从而达到翻译的目的。

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是沟通源语与译语、源语文化与译语文化的桥梁。“主体性”是指主体的本质特性，这种本质特性通过主体的对象性活动表现出来[13]。译者主体性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体现的一种自觉的人格意识及其在翻译过程中的一种创造意识”[13]。译者的主体性呈现在对原著的理解分析、语言转换以及译文创作的活动中，能动性是其中最为突出的特征。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发挥是举足轻重的，因为翻译也是一种阐释。“当把注意力放在翻译的主体——译者身上时，关注的焦点就不再是翻译结果，而是整个翻译过程，其中值得关注的是翻译主体及其能动性对翻译活动的决定性作用。”[14]

翻译涉及不同语言之间的转换，转换的成果——译作则展现了译者对源语的理解和阐释。现代阐释学首先对翻译活动中译者的主体地位进行了探讨，指出了翻译研究的发展方向，也为翻译研究中译者主体性这个议题引来了更多关注。从译者、原文和读者三方互动的角度出发，译者解读原文形成译作，而读者通过阅读译作去了解原文。译者在翻译时必然要经历阐释这个阶段，从而将译者、原文和读者联结成一个闭环。因此，可以说，正是阐释让翻译的目的得以实现。从阐释学派的诠释来看，译者的经历背景和阅读环境等皆会影响其对源语文本的理解，进而对其翻译活动产生一定影响，这恰好体现了阐释学强调的译者主体性在翻译过程中的作用。

三、阐释学视角下《苗族史诗》英译本中译者主体性探析

《苗族史诗》和其他的长篇叙事诗一样，在搜集、转录、编辑、翻译和出版的过程中都经过不同程度、不同方面的“过滤”[15]。从译者和翻译过程的角度出发，本德尔提出了“Processing”（加工、处理）这个概念[15]，认为口头文学正如天然的食材或纺织原料需要经过加工才能成为产品，译者在翻译处理的过程中也存在着“妥协”和“变形”的情况，而这也是《苗族史诗》文本化传播的固有特点。乔治·斯坦纳的翻译阐释四步骤中，每一步都解释了译者的主体性，都有译者主观因素的参与[16]144。本文从信任、侵入、吸收、补偿四个维度探析《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中的译者主体性。

1.信任：译者对原著作者及源语文本的态度

译者作为翻译主体，需要对翻译材料进行主体性判断和忖量。译者对源语文本的肯定是翻译的前提，只有在译者认为原文是严肃的、言之有物的、具有翻译价值的情况下，译者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自我专业背景和经验认知来阐释原文。

苗族史诗整理与研究项目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其目的就是为了将苗族口头传统文化的主要经典以书面化的形式完整地保留下来，借此弘扬苗族文化[14]。《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领衔英译者马克·本德尔是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教授、文学博士，其主要研究兴趣和方向是中国传统表演及相关文学，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文化。本德尔还讲授东亚文化和东亚传统表演课程，并多次组织主题涉及少数民族史诗、中国说唱文学、口头和书面民族诗歌的研讨会。本德尔到广西大学任教后，逐渐开始了解我国西南少数民族的情况，对翻译文本的挑选也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17]。不管是出于专业需求还是兴趣使然，像苗族史诗这样兼具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风俗、歌舞等价值的口头文化经典，本身就对本德尔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意识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浪潮也在不断席卷与影响着苗族文化，在思考如何对这一少数民族“活的历史”进行保护和传扬的问题时，本德尔将目光转向了苗族史诗的翻译和研究[18]。

作为一名热爱中国民族文化的外国学者，本德尔在少数民族文化研究与译介方面建树颇丰，对中国民族文化在国外的传播贡献良多。今旦、马学良的《苗族史诗》出版后不久，本德尔就主动联系编者希望将其英译[9]。1985年，本德尔在贵州省贵阳市和《苗族史诗》编者之一的今旦见面，并走访了黔东南苗族聚居区，了解了诸多包括古歌传统表演方式、苗族神话、礼仪、纺织、银饰制作等苗族文化知识[4]。在这一过程中，苗族史诗在本德尔的心目中分量渐增。2006年，美国哈克特出版公司（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出版了本德尔翻译的名为《蝴蝶妈妈——来自贵州苗族的创世史诗》（Butterfly Mother： Miao （Hmong） Creation Epics from Guizhou，China）一书。从出版译著这一视角来看，这是本德尔第一次和苗族史诗建立信任关系。他根据苗族史诗的特殊文化价值和地位，结合自身专业、兴趣，搭建起了和苗族史诗“信赖”的桥梁。因而，当2008年今旦和吴一文为最新修订版的《苗族史诗》寻求与本德尔的英译合作时，他给出了肯定的答案[4]，促成了第二次“信任”的建立。本德尔表示，由于苗族古歌歌手日渐减少，苗族的这一口头传统和其传承人即将离开曾经的舞台，《苗族史诗（苗汉英对照）》也将变成当下这一时代的丰厚遗产[18]。在源语文本的选择上，本德尔充分彰显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而他与原作以及原作者之间建立信任的过程，是其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