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蒙教材中的传统德育及现代启示

摘要：童蒙教材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经典，是古代儿童消除暗昧的启蒙读物。其中，《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都曾作为通俗的童蒙读物而流传。二者的影响，民间曾用“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对举来描述。尽管二者都以伦理道德为稳定的主线，但在著书目的、文体形式、具体内容及后世流传等方面皆有可比之处。聚焦二者的道德教育思想，有助于重审道德教育的童与蒙，观照道德教育的时与序，反思道德教育的文与质，守望道德教育的根与魂，以资现今道德教育实践与观念变革借鉴。

关键词：《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道德教育思想

中图分类号：[G40-012.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3-0100-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3-015

中国的童蒙教材上溯周秦，相传相袭，源远流长。其知识丰富，意蕴深厚，结构巧妙，朗朗上口，值得今人好好琢磨一番。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经典，它凝聚了古人的经验与智慧，是古代儿童消除暗昧的启蒙教材，对于传承、传播中华文化起了重要作用，也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近年来，随着人们日益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其教育，童蒙教材的整理、出版、研究、学习也不断得到加强，其独特的文化意涵与时代价值不断彰显。教育部颁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指出：“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基础。”[1]而优秀童蒙教材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一部分，具有特别的含义，或者说具有双重价值：其一，童蒙教材本身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可以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直接贡献;其二，作为当时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可以为现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提供思路上的借鉴。据此，本文主要立足于童蒙教材的第二重价值，挑选现通行本《幼学琼林》与《增广贤文》①两本蒙书，力图在对比分析其传统文化伦理取向的基础上，展现二者内在的传统文化意蕴与道德教育观念，以资现代中小学道德教育借鉴。

一、何谓“童蒙”“童蒙教育”“童蒙教材”

1.“童蒙”

有关“童”的解释，简单采《辞海》“未成年人之称”之意。而有关“蒙”的解释，可从《周易》蒙卦得解。《周易》蒙卦叠艮坎而成，卦象为前后受阻、进退两难、微昧暗弱的状态。结合《周易·序卦传》中的“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稚也”[2]815与《周易·蒙卦》中的“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2]125，可引申出“蒙”的两层含义：一是“蒙昧”之义，指事物萌生阶段大多所处的幼稚无知的状态;二是“启蒙”“发蒙”之义，即启发蒙昧、教育儿童的过程。上述如属不谬，“童蒙”可理解为初入学的幼稚蒙昧的儿童。

2.“童蒙教育”

“童蒙教育”，古代又称“蒙学教育”“蒙养教育”。古人常将8至15岁儿童的“小学”教育阶段称为“蒙养”教育阶段，一般指由专门人员对智慧蒙开之际的儿童所实施的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早期启蒙活动。它以识字为起点，重点在于伦理道德思想教育与基础文化知识教学。

3.“童蒙教材”

《幼学琼林》《增广贤文》皆属童蒙教材之列，或称蒙书，指我国古代为七八岁至十五六岁学童编写的在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中所使用的课本，大抵相当于现今中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课本。

二、《幼学琼林》之童蒙道德教育思想

古时称十岁为“幼学之年”，后引申为幼时的学业或者初入学的学童。《幼学琼林》又名《故事寻源》《成语考》等，一般认为其作者是明代的程登吉（一说邱濬），现通行本是清人邹圣脉在原本基础上增补而成。全书约三万字，分为四卷三十三类，基本呈现出“自然天地——人事——名物”的清晰组织结构。卷一前三篇《天文》《地舆》《岁时》主要从自然角度展现古人整体宇宙观念，后三篇《朝廷》《文臣》《武职》承接自然宇宙“天命”思想，铺展封建社会的统治图景，也是人类为实现自身延续发展，试图对以天文、地理、岁时、历法变化规律等为生存基础的探求。卷二主讲“人事”，从直系亲属开始，亲疏关系由近及远，由祖孙父子、兄弟、夫妇、叔侄，向外再转到师生、朋友宾主、外戚等，渗透着传统伦理观念。卷三、卷四由人及物，从人伦人事过渡到衣食用度、贫富生死、制度创设、文史宗教、花木鸟兽的阐述。

纵观之，从内容上可通过政治伦理教育、家庭伦理教育、社会伦理教育三方面来了解《幼学琼林》的德育思想。政治伦理教育主题涉及为官清廉、尽忠爱民、慎刑简政等。为官清廉，如“民爱邓侯之政，挽之不留”（《卷一·文臣》），“项仲山洁己，饮马投钱”（《卷一·文臣》）;尽忠爱民，如“岳公刺背间之字”（《卷二·身体》），“廉范守蜀郡，民歌五裤;张堪守渔阳，麦穗两歧”（《卷一·文臣》）;慎刑简政，如“失入宁失出，须当念及无辜;过义宁过人，务必心存不忍”（《卷四·讼狱》），“苛政猛于虎”（《卷四·鸟兽》）。家庭伦理教育是父子、兄弟、夫妇等家庭成员之间的伦理道德，主要集中在书中第二卷，约占全书四分之一篇幅，涉及孝悌、忠恕、尊卑有序等礼法秩序。社会伦理教育则是人际交往中所应遵循的伦理道德，在一诺千金、结草衔环、焚膏继晷、唾面自干等一个个经典故事中培养童蒙诚实守信、知恩图报、勤劳惜时、谦和宽容等品质。

而从道德教化方式上考察，作为一本典型的综合类童蒙教材，《幼学琼林》没有对童蒙进行直白的教化，而是在一个个典故、奇闻的字里行间向童蒙潜移默化地传达是非、善恶、美丑的观念。该书力图以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情理交融、德法共倡、榜样示范的方法隐性地传递道德伦理和文化品质，在知识的学习中融入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启发童蒙形成自己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

三、《增广贤文》之童蒙道德教育思想

《增广贤文》又名《古今贤文》《昔时贤文》，其作者不详，多半是民间创作的结晶。因其最早见于戏剧《牡丹亭》，可推知其最晚成书于明代。后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改编增补，才成现在人们所看到的《增广贤文》。现通行本全书约三千八百字，采取字数长短不一的语句相杂的形式，句式简洁，韵律感强，朗朗上口，易学易记。其内容亦十分丰富，集文史佳句、成语谚语、民间俗语等而成。文中看似简单浅近的语句体现了寻常百姓为人处世的智慧哲理，虽不免带有时代局限的封建糟粕，给人内容重复和章法凌乱之感，可《增广贤文》中提倡的伦理道德规范至今仍具有深远的启发与广泛的影响。

《增广贤文》的伦理道德思想，以书中所持的人性本恶观为前提，描绘了一个由金钱、谎言、利益构成的虚伪、丑恶、扭曲的世界。作者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百态：人心叵测、善恶难辨——“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亲情、友情经不住利益的考量——“无钱休入众，遭难莫寻亲”“有茶有酒多兄弟，急难何曾见一人”;正义由金钱所操纵——“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诸多社会阴暗乱象被冷冰冰地直接摆在读者面前。

以此作为逻辑起点，《增广贤文》向人们提供了一整套为人处世应恪守的道德规范，借由压抑自我求得自我保护。这套道德规范包括敬畏、依附、忍让、向善等细则。

敬畏所指的是既恭敬又畏惧的态度，常在面对权威、崇高或神圣事物时出现。书中敬畏的对象不一：一是对天地，“顺天者存，逆天者亡”;二是对鬼神，“万事劝人休瞒昧，举头三尺有神明”;三是对圣贤，“圣贤言语，神钦鬼服”;四是对官府，“惧法朝朝乐，欺公日日忧”。依附是一种不自主的从属关系：“养儿防老，积谷防饥”，抚育子女以求安养天年是子女与父母之间的双向依附;“闲事休管，无事早归”，漠不关心的社会群体是民众对“沉默的大多数”的依附;“见官莫向前，做客莫在后”，明哲保身、趋利避害是个体对自我私心的依附。忍让是抑制自我、独自承受的处世方略，“得忍且忍，得耐且耐”“忍得一时之气，免得百日之忧”，能忍人所不忍已是公认的为人准则和道德品质。善是古人修养的最高目标，也是《增广贤文》所弘扬的圣贤人格，所谓“作善鬼神钦，作恶遭天谴”“为善最乐，为恶难逃”。

若用今天的标准来考量，上述处世哲学的几个要则显然多有陈腐、落后之处，但这也恰恰是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特别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下层民众畏缩苟安的心理。古语云：“读经不讲，不如读《增广》。”《增广贤文》内容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经”，而其又能进一步做到与普罗大众最基本最深层的心理需求、人生经验相贴近，以至于不需讲解就能读懂。更独特的是，《增广贤文》中的伦理道德思想并未单一化地强制读者选择某种模式，而是以“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的非勉强态度引导读者自己作出选择。尽管此书内容良莠不齐，但其所体现的传统文化伦理，对中国人的民族心理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为中国古代社会奠定了传统的道德基础。作为传统文化中被选取出的“消极内容”，其也在传递着一种可供儿童反思批判的真实和包容的精神[3]。

四、《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之童蒙道德教育思想比较

《幼学琼林》与《增广贤文》是同一时代在民间广泛流传的童蒙读物。二者的关系，古人曾用“读了《增广》会说话，读了《幼学》走天下”的对举来描述。尽管各有侧重，二者的童蒙道德教育思想可以通过著书目的、文体形式、具体内容及后世流传等维度进行或显或隐的对比考察。

1.著书目的

清代学者王筠曾语：“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二千字，乃可读书。”[4]封建社会的儿童在学过《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后，便要去读经啃史，未免为时过早、要求过高。故此，在读经前的过渡阶段，《幼学琼林》等蒙书力图在增加识字量与历史文化典故知识学习的基础上，结合童蒙的个性心理特点，联系实际生活逐渐渗透道德教化内容。可以说，《幼学琼林》这样的启蒙教材是跨越识字阶段到阅读典籍阶段这条鸿沟的桥梁，是从认字学故走向读经识礼的过渡[5]。

《增广贤文》的开篇之句便清楚地表明了其著书目的，所谓“昔时贤文，诲汝谆谆，集韵增广，多见多闻”。它的“教诲”性质和它的学习价值从中展露无遗。其末句婉陈“奉劝君子，各宜守己，只此呈示，万无一失”，似乎意指其教育对象并不局限于童蒙，而涵盖各阶层人士，规劝人们在为人处世中寻得自我保护的道理。

2.文体形式

《幼学琼林》《增广贤文》二者文风的异同，既受写作目的的制约，也是对特定时代的适应。从性质上分析，《幼学琼林》内容服务于阐释与传承经学，典故数量众多，来源广泛，遍及经史子集四部文献，其教学语言是典型的文言教学，可归入古代雅文化教育的范畴。而《增广贤文》的文体则是典型的箴言体，以规戒他人为目的。其用语与《幼学琼林》相比较为浅近甚至鄙陋，与生活语言相去不远，其流行、应用广泛，是古代雅文化教育主流之外的一股力量的代表，不妨称之为世俗文化或俗文化，呈现出与世俗伦理的共鸣。

在文体形式的外壳下，二者掩盖的既可以说是学校文化与社会要求吻合程度的差异，也可以谓之世俗伦理与正统教化伦理的抗衡。不能忽略的是，这些不同的成分在客观上适应着某些社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要求，他们渴求以一种平等的生存状态被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所认同。

3.具体内容

封建时代的蒙学教材，基本上皆以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为书之两翼。《幼学琼林》以知识教育为显，道德教育为隐;《增广贤文》以道德教育为主，辅以一定的文化知识。

从道德教育主题上看，《幼学琼林》一书，思想道德文化相关的内容主要可分为政治、家庭、社交三方面，多渗透在其一个个文化历史典故、奇闻中，在童蒙好奇、惊讶的目光中，那些是非、善恶、美丑的观念便借此向童蒙潜移默化地传达了;《增广贤文》的伦理道德思想则以性恶论为前提，以冷峻的目光洞察社会人生百态，用劝导的方式向人们提供了一套为人处世应恪守的包括敬畏、依附、忍让、向善等在内的道德规范。

从道德教化方式上看，《幼学琼林》力图以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情理交融、德法共倡、榜样示范的方法，隐性地传递道德伦理和文化品质，在知识的学习中融入道德教育，潜移默化地启发童蒙形成自己的道德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广贤文》中的伦理道德思想也并未单一化，强制读者选择某种模式，而是以“善恶随人作，祸福自己招”的非勉强的态度引导读者自己作出选择。二者相较，《增广贤文》说理显得更直白，《幼学琼林》则更隐晦。

4.后世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