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理学对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影响

摘要：阳明心学的发展是一个完整的过程，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若以“龙场悟道”为界，探究王阳明前期思想进路的历程是无法绕开朱熹理学的。王阳明从前期探究朱熹理学到“龙场悟道”的转折，其思想的前后变化具有内在的必然性。正因为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有二十余年的潜心钻研，才有可能发现朱熹理学在学术思想上存在的某种缺陷与不足，这就成了王阳明在学理上标新立异的逻辑前提及创立新说的切入点。在阳明心学创立之前，王阳明受朱熹理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是当时学风的熏染，二是余姚地域文化传统的潜移默化，三是姚江秘图山王氏家学传统的浸润等。就王阳明而言，主要是受朱熹“天理”观、“修身”观的影响，这可从王阳明所撰的《山东乡试录》程文中得到明证。阳明心学并非作为朱熹理学的对立面而存在，更不是对朱熹理学的反对，两者之间在学理上仍有诸多同质性的联系。两者的差异主要在于学术思想认识路径上的分歧，而非道德伦理目的追求上的分野，这也成为“朱王会通”在学理上的逻辑基础和学术研究深化的前提。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思想进路;影响

中图分类号：GB248.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3-0109-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3-017

任何思想学说的形成均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有其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及转折点，阳明心学的形成与发展也不例外，有一个很长的孕育、发展和变化过程。就其阶段性而言，若以“龙场悟道”作为王阳明思想发展的转折期，则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每个时期内又可分为若干个发展的小阶段。王阳明前期的思想探索绕不开与朱熹理学（或称之为道学）之间的紧密关系，从外部说自然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传统等有关;从其学理的进路说主要应在“天道观”和“修身观”等几方面。深入研究王阳明前期的思想发展过程，对于正确诠释朱学与阳明学之间的内在理路，全面、完整、正确地解读阳明心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朱熹理学对余姚地域文化的影响

王阳明所生活的明代中期，朱熹理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渗透在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极大多数官员、学子认同的思想观念。当时学界的现状，正如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言：“有明学术，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反身理会，推见至隐，所谓‘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耳。”[1]文中所说的“先儒之成说”显然是指“程朱理学”，主要表现即为弥漫于学界、官场的“述朱”现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理学对社会学术思想的主控状况。王阳明的故乡浙东余姚，同样是朱学传播与浸润的重镇。王阳明在余姚度过了童年时代，十岁时离开故乡赴京求学①，此后，数度归故里。余姚作为其生命的根系所在，是其精神栖居的家园，亦是其接受朱学最初的土壤。

首先，姚地因读书风气之盛而称誉绍郡八邑，诸多学子以读书参加科举出仕为荣，科举几乎成为大多数学子的人生选择。在当时，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考生的必读书，也是考官评卷取士的主要依据。因此，余姚士子的功夫大多下在攻读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上，整个社会风气亦沾被朱学风气。明末文学家绍兴山阴人张岱在《夜航船·序》中特别点到余姚学子的读书风气：“余因想吾八越，惟余姚风俗，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及至二十无成，然后习为手艺。故凡百工贱业，其《性理》《纲鉴》，皆全部烂熟，偶问及一事，则人名、官爵、年号、地方枚举之，未尝少错。学问之富，真是两脚书厨，而其无益于文理考校，与彼目不识丁之人无以异也。”[2]张岱的上述说法，虽存在偏颇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姚籍士子以参加科举为取向的读书状况。这种浓郁的读书之风，其效果必然在学子获取功名的数据上反映出来。据清光绪《余姚县志》等史料统计：有明一代，姚籍弟子中进士者多达388人参见光绪：《余姚县志· 选举表》卷十九，光绪二十五年（1899）刻本。，这些中式者均为深研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士，从某种意义上也反映出余姚一地受朱学濡化的程度之深。难怪大学者梁启超赞评：“余姚以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以及海东。”[3]梁启超的这一评语中自然包括了王阳明等众多科举人物，这也说明科举人物并非人人都是思想僵化、毫无建树、只会死读书的“两脚橱书”。王阳明在理学风气浓郁的余姚地域环境中接受启蒙教育，耳濡目染，这对其“学成圣贤”志向的确立不无关系，亦是其思想探索的起点。

其次，姚江秘图山王氏家族的家学传承以儒学为主，这自然也包含朱子学的滋养。王阳明祖上奉行儒家处世为人的基本伦理准则，恪守“忠、孝、悌、忍、信”之伦理纲要，讲究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阳明之父王华，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科业有成，为明成化十七年（1481）状元，“以布衣魁天下”，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恪守儒教传统，忠孝两全，堪称楷模。王华处世为人的态度和行为方式，尤其是他的慈孝精神，对其后代的影响是很大的。王华对家族成员的教育重在理学思想的传承，并内化为家族的礼仪门风。阳明自幼受祖父王伦的庭训，十岁时赴京求学，又在父亲身边侍学，研习朱熹理学，这对王阳明一生的道德实践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王阳明的青少年时代深受朱学的濡化。

另据清光绪《余姚县志》记载：阳明之父王华与同邑道友状元谢迁、榜眼黄珣、姚城名儒陆恒等人相交甚密，这些人入仕前均为研读朱学的士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少年王阳明的为学之路。

再次，朱熹曾到过余姚，余姚亦是朱学的流播之地。南宋淳熙八年（1181）七月，时浙东大饥，因朱熹在江西南康救荒有方，宰相王淮荐朱熹赈灾，提举两浙东路常平茶盐公事。据《余姚四明黄氏宗谱》记载：朱熹在浙东路任职期间，曾应余姚梁弄乡贤黄道贲邀请到九姥山道院讲学。宗谱中记载了这件事参见《余姚四明黄氏宗谱》卷三十一，清道光二十年，木活字本。，这说明朱熹对余姚是有直接影响的。就王阳明而言，其晚年在家乡传道中受到朱学势力的阻碍，这可从相关史料中得到反证。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明正德十六年（1521）九月，王阳明归余姚故里省祖茔，日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示良知。姚籍学子钱德洪久仰阳明先生的道德文章、事功盖世，久思及门，但乡中那些执着于朱学的耆老对阳明心学颇为疑心。然钱德洪经过暗中观察后，对王阳明良知学说深信不疑，力排众议，还带领侄子及七十四位姚籍弟子拜王阳明为师，这些学子中很多均有朱学的背景。由此可知，即便到了阳明心学已风靡大江南北之时，在阳明故里朱学阵营的势力仍很强大。明末清初，大学者姚人黄宗羲以传承阳明心学为己任，而另一大学者姚人朱舜水则以朱学为圭臬，还传道东瀛，这也说明朱、王两大思想阵营在余姚的并峙与流播。

总之，王阳明所处的时代、地域环境及家学等多因素的文化背景，尤其是朱学在姚地的流播是考察王阳明求道进路的重要前提，否则，就难以真正解读阳明心学创立的学术背景。

二、王阳明对朱熹理学思想的自觉探求

王阳明自启蒙开始就接受程朱理学的熏陶，到二十八岁中进士，直至三十七岁在贵州“龙场悟道”前，其思想进路轨迹是以朱熹理学为主导的，主要的考察点为：一是少年时就立下“学成圣贤”之志，这成为其内生性的求道动因及人生价值追求;二是十八岁时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孝宗弘治元年（1488），先生十七岁在越。七月，亲迎夫人诸氏于洪都。”然而，据《姚江诸氏宗谱》（卷六）收录的《寄外舅介庵先生文》中记载：“弘治己酉，公参江西，书来召我，我父曰：‘咨，尔舅有命，尔则敢迟。’甫毕姻好，重艰外罹，公与我父，相继以归。”从“弘治己酉”看，时间在弘治二年（1489），时阳明十八岁，比《阳明先生年谱》记载的时间迟了一年。本书中关于此时间的确定，皆从王阳明本人所言，相应地，亦将王阳明携新婚妻子诸氏归余姚的时间提至当年十二月，时年王阳明十八岁。，迎新婚妻子诸氏自南昌返姚经广信（今江西上饶）拜谒大儒娄谅，得到娄谅指点，深契“圣人必可学而至”，对娄谅的教诲深信不疑。明弘治五年（1492），二十一岁的王阳明中浙江乡试后，专攻朱熹“格物之学”。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是年，为宋儒格物之学。先生始待龙山公于京师，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日思先儒谓‘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众’。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遂遇疾。先生自委圣贤有分，乃随世就辞章之学。”参见《王文成公全书·年谱一》卷三十五，上海涵芬楼影印，明隆庆六年（1572）新建谢廷杰刊本。从“遍求考亭遗书读之”一语可知，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研究是下了苦功的，但终因其对朱熹“格物”之论的内涵产生误解，“格竹”求道导致失败，王阳明一时陷入了思想困惑，便假托“圣贤有分”而“随世就辞章之学”，这应是王阳明为学思想探求的一次挫折。尽管年轻的王阳明在“学成圣贤”的思想探索道路上对朱熹“格物之学”难以参透，产生怀疑之念，但总体上还是在朱熹理学的进路上前行。直至王阳明二十七岁，即中进士的前一年，其仍在啃读朱熹的著述，且对自己“学成圣贤”之进路有所反思。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一日读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同②。由于王阳明对朱熹理学的本体功夫之说尚未悟透，怀疑朱熹的思想支离了“物理”“学理”与“心理”之间的关系，又慨叹“圣贤有分”“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对王阳明在“学成圣贤”道路上所遭受的挫折怎么看？笔者认为，不能由此认定这是其与朱熹理学分道扬镳的开始，应该说是对朱熹“格物说”不解的内心烦恼。王阳明入仕后，仍然是沿着宋儒的理路前行。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四年（1501），时任刑部主事的王阳明奉命在江北录囚后，专门上九华山访道。在地藏洞遇异人问道，经异人开示：“周濂溪、程明道是儒家两个好秀才。”事后，王阳明再次问道未果，于是发“会心人远”之叹。可见，王阳明把异人当作知己，仍执著于理学。

王阳明对宋儒之学的研修功力之深不仅体现在学问的长进上，更体现在对宋儒“天理”观的践行上，有两件事可证：一件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五年（1502），时年三十一岁的王阳明因病告假归越，在宛委山阳明洞天修炼导引术，功夫有得，因静坐之法而起离世之念，但终因孝亲之念未断而毅然舍弃出世妄念。这是王阳明用“天理”战胜“出世”之念的自身救赎，也可以说是对朱熹“天理”观的一次精神回归。王阳明在“阳明洞天”修炼的思想升华，显示其在思想探索上从向先儒所撰的经典中求道转向从生命体验与社会实践上求道，而这一转变往往被当代论者所忽视。另一件事，据《阳明先生年谱》记载：弘治十六年（1503），王阳明从绍兴城南委宛山移疾杭州西湖，养病净寺、虎跑寺之间，用“爱亲本性”之论开示坐关僧人还家孝亲，由此深刻体验了推己及人的“天理”之本性，亦成为弘治十七年（1504）应山东监察御史陆偁之邀，主试山东乡试撰写程文的道德践行之底气。弘治十八年（1505），王阳明依据自己对孔孟儒学及宋儒理学的把握开始授徒讲学，并结交翰林院庶吉士广东增城人湛若水共倡圣学，这标志着王阳明对孔孟儒学、象山心学与程朱理学的重新审视及梳理，为“龙场悟道”奠定了必要的学理基础，而促成阳明心学生发的外因则是正德元年（1506）发生在朝中的反阉党斗争。

通过以上对王阳明思想探索历程的简要梳理，可以发现，王阳明自十一岁立志“学成圣贤”始，至正德元年反阉党斗争失败被贬谪贵州龙场驿这二十余年中，王阳明的思想探索始终与朱熹理学相伴随。科业、佛道、文学、兵学、书艺等均没有成为王阳明精神栖居的田园，而朱熹理学则是其所寻求的主要思想资源。

三、朱熹“天理”学说对王阳明“天道”观的影响

宋代理学家们为建构庞大的形而上理论体系，完成终极性的理论架构，提出了许多富有时代特色的本体论、工夫论概念，并作了系统的论证。如北宋理学宗主周敦颐提出的“太极”、张载的“太虚”“二程”及南宋朱熹的“天理”等学说，而南宋陆九渊则提出了“心即理”学说。比较而言，朱熹的“天理”观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对王阳明的思想进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朱熹认为：“天理只是仁义理智之总名，仁义理智是天理之件数。”[4]239从中可知，朱熹的“天理”观要旨是反映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具有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指向。不能认为朱熹对“天理”含义的诠释仅仅是为维护专制社会三纲五常伦理服务的。朱熹还认为天地之间存在形上之“道”和形下之“气”。他说：“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4]239根据朱熹的这一解释，世界万物具有“道”与“器”的属性，两者是相互依存的。朱熹又认为：“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4]239朱熹的这一解释，从道德判断的角度上看揭示了作为认识主体之“心”是内敛性的，“天理”是“心”之“本然”状态。道德认识与道德判断的正确与否，能充分反映出“心体”与“天理”之间的互通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