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条件

摘要：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条件主要涉及四个方面：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促发伟大建党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伟大建党精神，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们的革命实践创造伟大建党精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伟大建党精神。这四个方面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建党精神;理论来源;历史依据;实践基础

中图分类号：D2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4-0034-06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4.006

全面深入研究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条件，有助于我们正确并全面地把握伟大建党精神产生的客观条件与必要性，更加坚定贯彻伟大建党精神的自觉性与坚定性，厘清“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中国共产党到哪里去”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1]中国革命先驱们的早期革命实践活动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重要条件，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文明史、中国近代仁人志士百年抗争史、中国共产党浴血奋战百年奋斗史等皆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即伟大建党精神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临的民族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孕育等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民族矛盾促发伟大建党精神

伟大建党精神形成于20世纪初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近代中国社会犹如一盘散沙，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以及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上升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中华民族百年苦难史催生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构成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历史背景

从《南京条约》的签订之日起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900多项不平等条约，被要求赔偿17.6亿两白银，而且被迫打开国门，开放通商口岸。“直到1917年，中国被迫开放的通商口岸已达92个。列强在租界内实行殖民统治，享有立法、行政、司法、财政等方面的特权，中国政府对租界内部事务没有管辖权”[2]，中国劳工被称为猪仔，毫无人权可言。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中国人民遭受的种种屈辱与磨难，决定了实现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和国家富强是近代中国人民的重大任务。而这段屈辱的近代史催生了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使命，救亡图存的使命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现实依据。

2.中国仁人志士的艰苦探索，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

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华民族面临着生存危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3]为了战胜劫难，从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到1911年的辛亥革命，不甘心做亡国奴的仁人志士前仆后继、不怕牺牲，向西方列强和国内封建统治者、剥削者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这一斗争过程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肥沃土壤，使得革命先驱们可以从中汲取养分，在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过程中少走弯路，使得伟大建党精神得以在此后的革命实践与建党活动中生根发芽。

3.中国仁人志士对各种救国方案的选择与践行，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近代以来，中国仁人志士对救国方案的选择与践行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奕、文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领导的“洋务运动”。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是“器不如人”。简单地说，这个方案主要是学习、运用及制造西方的武器来对付西方侵略者，提倡实业救国。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实业家和官绅，他们在振兴民族工商业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与西方强大的工商业巨头进行了斗智斗勇的抗争。二是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领导的“戊戌变法”。“维新派”认为中国落后源于“制不如人”，倡议通过改革政治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在此过程中，谭嗣同等人与保守派进行了殊死搏斗。三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虽有反对西化、近代化的局限，但在反抗外敌侵略、唤醒广大人民群众觉醒方面有促进作用，为几十年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四是孙中山的“民主共和方案”。孙中山提出了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方略和“三民主义”。为了实现民主共和，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成员、革命军与晚清政府、北洋军阀等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这四个比较典型的方案都以失败而落下帷幕，说明改良、宪政、议会等制度模式与当时的中国国情不符。他们试图先改变技术，而后改变制度，最后改变思想，再加上仁人志士反抗侵略的斗争没有科学理论指导，没有坚强的政党做后盾，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核心，所以这些探索都失败了。相反，中国共产党人先改变思想，而后改变制度，最后改变技术，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有铁一般的组织纪律，有“三大法宝”做后盾，最终获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伟大建党精神是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多种救国方案的失败中产生的。仁人志士在探索各种救国方案时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所进行的不怕牺牲、英勇顽强的斗争，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蕴含伟大建党精神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使“五四运动”时期的中国先进分子认清了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中国人民的本质，确立了走苏俄革命道路，与工人阶级建立联系，实现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等革命路线，并决定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我们党所坚持的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科学性、实践性、人民性、斗争性等鲜明特征，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理论来源。

1.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与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相契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科学真理。我们党从一成立就以此理论为指导，建立组织，引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巨大成功。我们党自觉汲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髓，科学凝练出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想内核，内化在党所坚守的理想信念之中。我们党所坚守的理想有两个：一是短期理想，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其目的是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二是终极理想，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其目的是为世界谋大同。这两个理想共同构成我们党的精神支撑，同时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旗帜，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引领。

五四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先进分子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论与辩证法，科学分析出近代中国社会危机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指出解决中国问题的根本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党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主张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规律。所以，二者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高度契合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了源泉。

2.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与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建党精神相吻合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性，体现于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实践活动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工人运动，建立共产主义者同盟，以《科学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为指导，提出一系列的科学思想、组织章程和革命纲领，以极大的革命热情自觉投入全人类的解放事业中。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推翻了沙皇的专制统治，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党的早期革命者借鉴了上述革命活动模式，先唤醒广大无产阶级，接着把他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并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最后以暴力革命模式成功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

我们党为了担起历史使命，坚决兑现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国家富强的承诺，在建党之前作了较为扎实的实践探索。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信仰选择并非一蹴而就。毛泽东同志早期对西方的“乌托邦主义”与旧式的自由主义思想有较深的兴趣，并研读相关书籍，后来受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时期先进分子的影响，接触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书籍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之后，才确定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他曾经说：“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4]陈延年、陈乔年一开始比较欣赏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并亲自主持互助社实验，实验失败以后才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党选择走马克思主义道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经历了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党充分认识到了实践之于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实践之于民族复兴的重要性。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特征。

3.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性与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建党精神相契合

充满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品格，内化于马克思主义者为无产阶级解放去奋斗的实践中，蕴含在其批判性的理论著作中，与其鲜明品格融为一体，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马克思的一生是不懈战斗的一生，斗争性贯穿于马克思的一生，无论是理论战线还是革命实践，都有马克思的伟岸身影：在《马克思的自白》中，他把斗争解读成幸福，把违背真理的屈服理解为不幸;在《莱茵报》工作期间，他所著的大部分评论性文章，无不是直接抨击普鲁士当局的专制主义，痛批普鲁士当局的种种恶行，借以唤醒麻木的普鲁士人民;在《福格特先生》[5]中，他对波拿巴主义的代理人卡尔·福格特的诽谤性著作《我对总汇报的诉讼的答复》进行了抨击，通篇闪耀着马克思主义斗争哲学的理论光辉。

“斗争性是马克思主义遗传给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因”[6]。我们党在至暗时刻应运而生，面对民族生存危机发出了最为响亮的呐喊。我们党用了28年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了新政权，但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据民政部统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里，牺牲的全国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达370多万人，无名烈士达70万人之多，平均每天牺牲370多人。”[7]斗争精神贯穿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与伟大建党精神浑然一体，拓展了伟大建党精神的内涵。

4.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与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相一致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共产党人与其他阶级政党的区别在剥削没有消灭之前是不会变的。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共产党人坚持的利益与人民利益的一致性，是不分民族的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二是共产党人来自于人民，必须紧紧依靠和团结人民，始终代表全世界所有无产阶级的利益。这与我们党的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是一致的——党的初心使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党用百年的时间践行初心使命和根本宗旨，这表明我们党已经把人民性融入自己的血液之中，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与建党使命融为一体，这正是伟大建党精神的落脚点。

三、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们的革命实践创造伟大建党精神

本着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列宁在1919年和1920年先后两次对华宣言中提出“废除沙俄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此举获得中国人民的赞赏，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被先进分子广为传播，为革命先驱们的建党活动提供了理论支撑。我党先驱们的早期革命、建设活动构成伟大建党精神形成的实践基础。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是一项非常复杂且惊心动魄的工程，从酝酿、组织、筹备、诞生乃至于建成以后的革命、建设，无不体现着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

1.建党早期从酝酿到组织的活动体现伟大建党精神

建党早期，党的活动主要由积极宣传民主与科学思想开始，李大钊等于1918年12月创办《每周评论》，办刊宗旨是“提倡民主与科学，提倡文学革命，反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8]。1920年3月，由李大钊、邓中夏等人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在北大悄然成立，这是我国最早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组织。何孟雄、朱务善、刘仁静、罗章龙、张国焘、张太雷、于方舟、韩麟符、安幸生等人也参加了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该组织对我们党的建立和早期活动的开展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此时，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进行酝酿。党的一大纲领提出，党的奋斗目标是：推翻资产阶级的政权，消灭资本家私有制，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这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而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彰显了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建党精神。1920年5月，陈独秀主持成立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施存统、俞秀松、沈玄庐、李达、陈公培、刘大白、沈雁冰、杨明斋等人。戴季陶、张东荪等人也参加过活动，后因主张不一致而退出。这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前身，为建党作了思想与组织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