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佛年的学生减负与教学改革思想探析

摘 要：刘佛年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他在教学改革的探讨中深入论述了学生减负和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问题。他指出，长期以来，学生负担繁重成为学校工作的痼疾，给学生发展带来了多方面的危害，影响了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落实，学校应以科学的教育观为指导，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摆脱应试主义和分数至上的影响，创新教育教学方式方法，扎扎实实减轻学生负担，提高教育质量。在当下全社会落实“双减”的背景下，刘佛年的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关键词：刘佛年;教学改革思想;学生减负;教育教学质量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5-0027-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5.004

刘佛年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他先后担任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教务长、副校长、校长等职务，另外，他还在一段时间里承担着推动全国中小学教育改革的任务。对于中小学的课程与教学问题，他在“文革”前后两个时期都有过深入思考和实践研究，写出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人的全面发展、教学任务与教学模式，以及普遍提高教学质量的“大面积丰收”等关于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时代要求、改革目标、内容路径等多个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刘佛年对中小学教育教学问题的忧思和深刻洞察。其中，学生减负问题始终是刘佛年教学改革思想的一个中心议题。本文认为，刘佛年主要从学生减负与科学教育观的要求，长期以来学校教育教学中学生存在负担繁重的问题，以及如何通过全面的教学改革以达到减负增效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分析。

一、学生减负是科学教育观的要求

1.全面发展的教育观与学生减负

刘佛年指出，教育目标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不能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无法实现。那么，何谓全面发展的人以及如何实施全面发展教育？刘佛年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首先，他认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是指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发展，各育在促进学生身心发展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其次，全面发展中的各个方面又包含着全面发展的问题。他认为，在智育方面，还要拓展学习知识的范围，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都要有所涉及;在德育方面，除了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还要注重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方面的教育。德、智、体、美、劳五育都有自己独特的功能，不能说谁是主要的，谁是次要的。再次，全面发展的每个方面又有其深度和高度的问题[1]。他说，智育方面若只注重知识的广度，易使学生在学习中浅尝辄止，因此，还需要进行深入思考，加深对知识的理解[2]。

刘佛年认为，全面发展的教育在理论层面和实施层面均不允许加重学生不适当负担，而现实的教育实践违背了全面发展的教育观。表现在质量观上是人才培养模式深受高考指挥棒的影响，把个人的发展与成绩排名挂钩，智育被放在突出位置，学生的德、体、美、劳等方面几乎被边缘化，造成学生畸形地、片面地发展。由于把升学率作为教学的唯一标准，死记硬背、题海战术成为学生学习的唯一方式，学生负担繁重，苦不堪言。可见，学生过重负担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学校在教育理念和实际工作中违背了全面发展的思想与教育方针。对此，刘佛年认为，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扎扎实实地推进全面发展教育是治理学生负担繁重问题的根本。在有关文章中，刘佛年强调要防止学生出现过重负担，学校教学中要做到学与思、知与行、一个真理与百家争鸣、社会需要与学生实际、集体与个人、全面发展与培养专长、需要与可能、独立性与联系性的“八个统一”[3]，使学生摆脱死啃书本、题海战术的机械呆板的学习状态[4]。总之，刘佛年认为，全面发展教育是教育教学工作的方向，只有剔除非必要的负担，学生全面发展才可能实现。

2.现代的知识观与学生减负

现代教学强调把培养学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力放在首要地位，树立主体性教学观，而其核心问题是教师具有什么样的知识观，即关于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和通过什么方式获取知识。可见，现代课堂教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知识观的变革[5]，学生负担问题与社会和学校的知识观紧紧联系在一起。

对于学生来说，学校是一个学习知识的场所，使学生获取知识无疑是教学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具备了知识，学生才具备了从事各种工作或劳动的基础，才能成为一个现代人。那么，学生到底需要哪些方面知识？学生应该如何在学习中有效地吸收知识？刘佛年对此进行了深入思考：一是认为知识既包括一些经验性的、材料性的知识，也包括人们平常所说的理论知识和技能。因而，学生要掌握基本知识与基本技能，注重知识与技能的结合，为今后进行复杂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二是认为应把精选的、基本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提高教学效率;三是认为不能为知识而知识，为求知而求知，而是要通过所学知识去发展想象能力、自学能力、实践操作能力等各项才能，以更好地为社会发展创造价值;四是认为态度也应视为知识的一部分，态度对学生学习的坚持性或创造性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6]326-327。

总之，刘佛年认为，现代的知识观是知识、能力、态度三者融合的知识观[6]328。他指出，只有当广大教师具备科学的知识观，不断更新教学理念，改变教学评价标准，才能把减轻学生负担落在实处，把学生学习动力和积极性的提升放在主要地位，关注学生在学习中满足感的获得。

3.现代教学思想与学生减负

在如何推进教学改革的思考中，刘佛年强调要以现代教学思想为指导，其中，他对布鲁姆“掌握教学”理论深为赞赏。布鲁姆多年进行着“掌握教学“的实验。在该实验中，学生在学完一个单元之后，教师按照教学目标对其进行一次形成性测试，若有些学生对某些试题还未完全掌握，教师就通过制定相应对策，帮助这部分同学进行必要的练习，使他们真正掌握这些内容[7]。这样的教学模式既重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注重了因材施教，又保护了学生的学习信心，给学生的学习增添了趣味。布鲁姆在教学中还注重师生之间的讨论和互动，考试也不再拘泥于教科书，而是更注重学生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教师也不再是教死书，而是指导学生看原始资料和其他现实资料。这样的学习脱离了死记硬背的陈旧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利于减轻学生繁重的负担。

学生负担的繁重导致一部分学生不想学习，因为他们跟不上、学不懂，成绩也老是不及格，逐渐地丧失了学习的信心，走上了厌学的道路[7]。刘佛年认为，布鲁姆“掌握教学”理论还有利于解决如何使绝大部分学生提升学业成绩，即“大面积丰收”的问题。对此，他强调教师不能再用落后的教学方法开展教学工作，把陈旧的教学内容灌输给学生，以升学率作为教学评价的唯一标准，要求教学除了要达到让学生掌握知识的目标以外，还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能力，使其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和人生观、价值观等[8]。

二、学生负担繁重是学校教学的痼疾

1.关于长期以来学生负担的问题

学生负担繁重一直是学校教学中的痼疾。中国古代社会，在科举制的驱动下，学子们三更灯火五更鸡，终日被“四书五经”所包围，勿论对现实的思考和创造。进入近现代，由于深受传统知识观和教育观的影响，学生负担繁重现象依然没有改变。

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学生负担问题，刘佛年认为也同样没有解决好，而且不同时期状况也不完全一致：一是新中国初期学习负担超重。那时，百废待兴，国家急需要培养更多的各级各类人才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因而，在学校教学方面出现了学生负担繁重问题。由于没有把握好合适的“度”，产生了一些失当的教学行为，如某些学校不按教学计划规定，随便增加上课的节数时数等，学生的学业负担严重，课外活动和体育锻炼时间减少，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严重问题，精神也处于紧张和焦虑状态[9]177。二是“文革”期间学生劳动量偏大。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下，广大学生积极投身于农业活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小学停课“闹革命”，教学停摆，陷入无序状态，原有的学制、课程、教材被推翻，甚至没有课程设置一说，唯一保留的是劳动课，学业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转化成了劳动负担[10]。三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应试教育问题应运而生，在高考指挥棒下，学生背负着极为片面的考试和升学压力。在这一背景下，学校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方面都紧紧围绕高考进行，盲目追求升学率，只抓智育，挤掉德育和体育。为了挤出更多复习时间，压缩教材内容，抢进度，满堂灌，题海战术，不给学生留消化时间，无限度地增加学生负担，甚至连节假日都不让休息，使得学生疲于应付，身心备受摧残，苦不堪言。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以致初中生甚至小学生也深受冲击，学校一切教育教学计划围着考试转，学生全面发展成为一句空话。

2.学生负担繁重的表现及原因分析

学生负担繁重是一个长期的现象，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为了解决好这一问题，刘佛年对学生负担繁重现象进行了深入观察，深刻剖析了学生负担繁重产生的根源。

首先是教学理念出现偏差。教育工作者们往往会认为增加学科的授课时长，大量地布置习题，频繁地举行测验和考试，就能让学生在成绩上实现突飞猛进，殊不知学生会产生严重的学习倦怠。对此，刘佛年讲道：“有的同志认为，习题和其他课外作业的分量应该越多越好，将来参加统考时就可以应付各种可能出现的题目。然而，他没有意识到题目是无穷无尽的，即使耗费全部的时间精力去做习题，背习题，也不能保证学生可以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有的同志还主张多考试，认为这样能够督促每个学生努力学习，然而，他们没有看到，如果学习的动机只是争分数，争名次，这并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所以不应该过分利用竞争性的考试来刺激学习。”[11]313

其次是高考制度的客观影响。刘佛年认为，高考作为中等教育向高等院校输送人才的通道，其设计是合理的，但高等学校资源的不足客观上造成了高考“独木桥”现象。学校和教师为了提高升学率与学生的成绩，进行片面化的教学，即高考考什么就教什么，比照着教学大纲进行知识的填鸭式教学。对此，刘佛年痛心地指出，“我们的普通教育太死了，学生稍有一点思想，家长和教师都会禁止”，教室的教学氛围死气沉沉，学生的创造性发展被扼杀。于是，如何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成为时代的课题[12]。

再次是课程设置不科学。刘佛年认为，我国课程设置不科学也是造成学生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他指出，我国中小学课程不够丰富，结构较为单一，致使学生课程学习的选择权太少，难以根据自身的特长和兴趣来选择相关课程，不能满足其个性化发展需求。在教学组织形式上，中小学长期以来过于强调集体自修和集体授课，当天应该看什么书也有硬性规定，把学生的学习时间安排得太死，学生缺乏时间去探究自己感兴趣的学科领域[13]。另外，课程内容上也存在脱离实际、陈旧、繁琐和重复的现象，某些知识点在不同的年级循环讲解，新的知识点又没有得到及时补充，在教学上造成了“少”“慢”“差”“费”现象，学生的学习热情也有所下降，致使学生心理负担滋长，很少有快乐的体验。

3.学生负担繁重的危害

学生负担繁重不仅使学习效果大打折扣，还会让学生的身心发展失去平衡，带来多方面的危害，刘佛年在有关文章中对此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论述。其一是生理方面的危害。在这方面，刘佛年指出，由于繁重的作业占据了大量的时间，从而缩短甚至挤走了学生开展体育锻炼或户外活动的时间，而青少年时期是身体成长的关键期，如果在这个时期不注重身体的保护和锻炼，就会影响一生的体魄和健康[9]179。其二是心理方面的危害。繁重的负担使得某些学生变得只会死读书，个性发展受到限制，精神生活缺失。同时，由于把课业考试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这往往会挫伤一部分考试成绩较差学生的积极性，打压其自信，久而久之形成自我否定的消极情绪，开始讨厌学校，对学习失去兴趣[14]。其三是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危害。学生繁重课业负担的主要是智育方面的内容，同时，在这些负担繁重的智育内容中，学校集中精力应付的是那些中考、高考的考试学科，而没有列入考试的科目被忽视，音乐、美术、体育、劳动技术、思想品德等科目被边缘化，自学能力、实验、调查能力、社会活动能力、思考能力和创造能力等因缺乏相应的时间安排等都得不到培养和发展[15]。换句话说，由于升学率代替了一切，学生的分数和排名代替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这种情况短时期内或许会对提升学生分数有成效，但从长远来看却阻碍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实质上是一种摧残人才的做法，也会给国家的现代化事业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