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阳明心学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作者： 杨楠摘 要：阳明心学作为传统心学的集大成，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文化宝库。阳明心学彰显出的“立志”“修身”“实践”品格，对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尤其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本文以阳明心学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为中心，结合阳明心学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征，考察阳明心学当代复兴及其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结合之可能，充分挖掘阳明心学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时代价值，思考和探讨阳明心学对创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阳明心学;思想政治教育;立志;修身;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5-0046-08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5.007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灵魂，是中华民族最具活力的精神动力之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1]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阳明心学思想内含诸多有益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阳明心学具有独特的理论风格，蕴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彰显了深刻的实践品格，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启示意义。积极吸收借鉴阳明心学中的有益因素到思想政治教育中，对于创新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推动阳明心学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一、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及特征
阳明心学是宋代以来理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博大精深的心学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儒学思想以及宋明理学，是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上的一座理论高峰，其不仅深化和改变了宋明理学思潮发展的整体格局和发展方向，也对后来理学演变乃至明清以降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阳明作为明代“心学运动”的代表人物和功勋卓著的名臣，同时也是先秦以来传统儒家心学的集大成者，其在立德、立言、立功各方面全面发展，成为实现“内圣外王”“知行合一”深邃思想的哲人，其思想内涵丰富、哲理深刻，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典范。王阳明之所以能够以“三不朽”而垂范于史册，与阳明的心学思想和个人生命历程密切相关，同时也因为阳明心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向，呈现出了阳明心学思想及阳明个人生命历程中“立志”“修身”“力行实践”的重要特征。
一个人一生思想的发展，最能表征一个人的人格学问成长过程。王阳明作为儒家思想发展史的代表人物，其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对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诠释，同时又与宋代以来的思想和明代的社会状况有所关联，与王阳明对个体生命历程的体悟密切相关。因此，借鉴阳明心学来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首先有必要对阳明心学思想与其生命历程进行梳理。王阳明生活的16世纪，中国的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北方半游牧民族侵扰不断，君主庸碌、阉宦当权，压制读书人，社会各种矛盾处于激发状态。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多数儒者奋力以求救赎之方。然而，自1313年以来，朱熹对儒学的诠释居于正统地位，并成为科举考试的基础，程朱官学尤其是官方朱子学在明中期出现了僵化，在这种形式化、教条化的相关思想的刺激下，王阳明开始对朱子哲学进行批判和修正，促使理学向心学转变。王阳明个人的思想学说正是在明中期这种复杂的社会、思想、文化背景下产生，并逐渐成为举国闻名、门徒遍布各地的学派。阳明心学指导着王阳明本人建立了不朽之功勋，他的不朽奇功也印证着其心学的伟大。
王阳明幼年从事科举之学，必然涉及朱子的学说。然而，阳明对朱子理学经历了一个从认识到信仰，从信仰到怀疑，最后到批评朱子理学的思想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王阳明逐渐确立起自己一生颠扑不破的立场和终生践行的心学体系。王阳明自幼追随父亲迁居京师，勤奋好学，面对塾师“惟读书登第”为第一等的回答，阳明不以为然并反驳“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2]1 221。在少年时代即立下学做圣贤的远大志向并终生服膺于此，以至阳明后来的学问思辨中始终十分重视立志，强调立志的必要性：“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故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荡奔逸，终亦何所底乎？”[2]974王阳明认为立志是做人的根本，也是为学为道的前提，更是学圣贤经略之志，用功迈向圣学不可或缺的部分，若没有树立道德修养的志向和目标，就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终将一事无成。因此，他常告诫他的弟子：“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3]57在王阳明看来，只有真正立下坚定不移的道德修养之志，才能克服一切修习的障碍。在18岁时，青年王阳明拜谒著名理学家娄谅，娄谅认为“圣人必可学而至”，阳明于是“遂深契之”[2]1 348，从事宋儒的格致之学，自此王阳明挺立其学为圣贤的人生理想，不断追寻为圣为贤之道。正是满心圣学，王阳明时时处处无不以天下国家为念，并按照儒家传统的修齐治平指引自己尽心国事、天下事。
从幼时“学以成圣贤”志向的确立到少年时对“圣人可学而至”的契合，阳明在对“第一等事”的探索思考中时时处处无不以天下国家为念，无论是在飞黄得意之时，抑或在千难万险之际，始终不渝。在此期间，阳明始终止心圣学，虽然在格竹上有所失败，纵然对朱子哲学有所怀疑，但他仍然按照朱子理学的方法进行圣学工夫。不过，王阳明终究未能解决物理与吾心统一的问题——“物理吾心终若判而为二也”[2]1 224，这一问题也长久地困扰着他，经历长期的彷徨之后，乃于龙场处困之际悟出自心求理，由此形成一套与朱子学相区别的学问体系，并以之指引着自己一生的学问思辨与具体实践。
正德三年，面对内臣弄权，王阳明抗疏直谏，随即被廷杖入狱，后被贬谪贵州龙场。虽然身处蛮荒不毛之地的困厄之中，但他始终以立大志行圣道为己任，不断追求人生理想，探索人生价值。如何成圣依然是王阳明所关心的“第一等事”，当他在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之时，阳明找到了圣贤之学的真正道路，认为“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可以说，在经历“千死百难”之后，王阳明终于领悟了后来始终一贯所主张的理并不在心外，而“心即理”的思想。
“心即理”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核心与理论基础，虽然朱子和陆九渊都持有“心即理”命题，但阳明是在龙场这段出生入死的经历下，才体悟到格物致知的宗旨就是“吾性自足”，也即不是在心外求事物之理，而是求事物之理于心中，这是其“心即理”说的基本义涵。依阳明之见：
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此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平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3]2
根据此段引文可以看出，不同于程朱理学的向外求理，王阳明认为心即理，无须求理于外，之所以说孝之理不可在父母身上求，忠之理不可在君身上求，信之理不可在朋友身上求，仁爱之理不可在民身上求，是因为此孝忠信仁之理实际上是人在道德实践中将心之理赋予行为与事物的。因此，王阳明认为，理就在个体的心中，并明确提出没有“心外之理”，也没有“心外之物”。但他此处所强调的“物”，与“心即理”的“心”是关联着的“物”，“万物之理”实际上就是“心之理”在万物于具体过程中的表现，即道德原理与道德法则，这些道德规则来自于天性的赋予，是天理的本心，而不是物的自身的本性。与此前诸家面对“心即理”的说法相较，王阳明对“心即理”命题的内涵揭示和说明更为具体、深入和充实——王阳明关于“心即理”命题的诠释，发挥了个体之人的主体精神，突出了人的尊严，正因为王阳明的心学体系是以吾心的存在贯穿其中。王阳明将吾心的存在认为是一种“理”，同时其存在又具有活动性，在这一意义上，阳明认为的“理”就不能是脱离个体的人的行为的“理”，而是在人的行为之内。故此，阳明断言“物理不外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自此，阳明将“心即理”作为心学思想体系的立言宗旨：
诸君要识得我立言宗旨。我如今说个心即理是如何？只为世人分心与理为二，故便有许多病痛……分心与理为二，其流于伯道之伪二不自知，故我说个心即理，要使知心理是一个，便来心上做工夫，不去袭义于外，便是王道之真，此我立言宗旨。[3]45
王阳明自龙场悟出“心即理”并将其作为自己学问的立言宗旨，而后在贵阳文明书院给诸生讲学时，明确提出了其心学思想体系的又一重要的哲学命题——“知行合一”。前所论及，阳明心学的理论基础与核心是“心即理”，认为万事万物之理都在自己的心中，如此求理就不存在一个向外求知的过程，阳明强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6由此进一步提出“知行合一”思想：“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是行了。发动出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侧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浅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3]109-110在王阳明看来，朱子的知行观在当时社会上出现了知行分离的情况，如果社会上人人都相信“知先行后”的话，必将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知而不行”，“知而不行”随之会产生“终生不知、终生不行”的后果。因此，只有“知行合一”才能补偏救弊，起到端正人心、消灭邪说的效应。王阳明认为：“正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3]4“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3]13阳明既肯定了“知”的指导作用，但也强调“知”只有通过“行”才能完成，将知行看作一贯的整体过程，由此认为只有“知行合一”的道德伦理实践工夫才是归于圣贤的真正道德实践方法。王阳明一生经历的实践，证明了知与行是不可分割的。人要去认识一个事件，只有去实践，历经“事上练”的修炼工夫才行。也就是说，要以正确的意识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明白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从而巩固正确的意识，懂透正确的理念。正如王阳明一生在学问思辨、教导学生、剿匪平乱时所做所想的一样，他从不空洞地运用圣贤典籍、兵书，而是始终一贯秉持“知行合一”的践履工夫。此外，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使得“心即理”从理论走向实践，成为“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3]43。
在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命题之后，王阳明于1521年又揭示“致良知”这一重要问题，成为其思想成熟和其心学思想学说体系的高峰与最高概括。对此，阳明强调：“良知之说，只说得个即心即理，即知即行，更无别法。”[4]194这表明，“致良知”是在“心即理”“知行合一”命题上的深化和升华。所谓“良知”，王阳明以为：“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3]6由此可知，在阳明心学视域下，“良知”即本体，即心即理。“致”则是“良知而行”，即实现良知，为良知的展现。因此，“致良知”即“行”良知或实现良知的工夫，要将良知本体通过人的有体有用的生命活动，转化为现实生活世界的良知行为，使良知行为或良知现象生活化、社会化。因此，“致吾良知于事事物物”就是将自己内在的良知本体应用到自己的道德实践中。可见“致良知”乃是阳明学说的核心内容。
王阳明一生虽然政治仕途艰难多舛，学术生涯波澜坎坷，但他强调“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为圣的志向始终未曾动摇，其从政业绩、立德修为和学术成就，皆辉煌突出，可以说阳明是中国历史上难得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式的人物[5]。王阳明一生的生命实践充分证明，阳明心学最大的价值就是实现了实践与信念的有效合一，为世人破除“心中贼”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也为消除明代社会与道德危机找到了具体方法。成圣成贤不是“坐而论道”，而是实践自身，“立志”“躬行”“践履”始终一贯地体现在阳明的生命历程中。
二、阳明心学的当代复兴及与大学生思政教育结合之可能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民族精神昂扬振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同时，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虚无主义、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严重影响人们的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6]。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7]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明代思想家王阳明，肯定阳明心学是中华传统文化精华。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形成以其在贵州龙场悟道为标志，之后开始在不同地域传播，乃至对整个东亚都产生了重要影响。阳明心学远继先秦儒家的心性之学，近承宋明学者对于理气心性问题的诸多思考，形成了以“致良知”为核心的思想学说。阳明心学不仅从理论形态上对“心”进行探讨，而且强调必须使此“心”外化于人的生命实践行动中，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彰显了思想育人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