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趋势、区域环境、多重文化及教育整合
作者： 韩继伟摘 要：清末民初的盘江兴义有滇黔桂“三省通衢”之称，战略区位极为凸显，但该地地理位置偏远，山高谷深，社会无序，人心惶恐。就是在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边城之地，却诞生了黔省乃至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朵奇葩——笔山书院。笔山书院培养出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栋梁之材，其之所以能够成为黔省盘江八属近代教育崛起的标志，乃至中国近代教育的一颗璀璨明珠，与当时中国大环境和黔西南区域小环境的影响以及当地多重文化的交叉辐射密切相关，也与笔山书院独树一帜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管理模式以及书院精神和书院文化的培植与滋养分不开。
关键词：时代趋势;区域环境;多重文化;教育整合;笔山书院;书院文化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5-0059-07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5.009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历了一个极为剧烈的危机、动乱和变革的转型时期，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在西方武器和思想的双重冲击之下逐渐式微与衰变，地方政治势力异军突起、势不可挡。在此背景下，偏踞黔省西南一隅的地方宗族势力刘氏家族迅速壮大，在政治权利和军事资源达到一定积累后迅速触及地方文教领域，几度兴废的笔山书院犹如战火纷飞中涅槃的凤凰，再次焕发荣光，培养造就了黔省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一大批社会精英和风云人物，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影响。目前，学界对历史上的笔山书院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究和梳理：有的从笔山书院的历史渊源视角展开探究，有的从书院文化影响层面进行梳理，还有的则是从书院相关风云人物思想性格视角进行研究。而自时代趋势、战略区位、区域环境、多重文化以及教育整合等综合视角和多个层面对笔山书院进行全面阐释还不多见，有必要对该问题进行更加深入和系统的探讨。
一、时代趋势因素的影响
时代趋势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政治前提。中国几千年的封建专制政体秉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治国理念和伦理信条。清末民初是一个自传统专制国度向近代宪政国家曲折转变的时期。一向以“上朝天国”自称的大清王朝，在西方外力和内部民乱的双重撞击下逐渐走向衰败，在中国几千年传统社会“王权止于县政”的时代背景下，类似“湘军”“淮军”等地方团练逐渐发展为盘踞一方的政治势力，从而登上历史舞台。在清末民初的边省贵州黔西南，以刘统之为首的刘氏家族就是在西南边疆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晚清中央政府无力维系地方秩序的情势下成功起家的地方政治势力的典型代表，它打破了满清王朝在黔省地区的统治体系和控制机制，加快了传统政治体制在贵州盘江八属区域的解体速度。兴义刘氏政治势力因其崛起的合法性而被纳入新的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填补了黔省西南区域地方公共权力的真空，俨然“盘江小朝廷气概”[1]。至此，刘氏家族以兴义城附近的永康堡为根据地，以盘江八属为政治外围，逐渐主政兴义府城的大小事务，实现了刘氏客民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华丽转身。当然，刘氏势力所在的兴义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处，远离黔省中心贵阳，位置偏僻，满清政府鞭长莫及，这也是造成刘氏势力急速发展和快速扩张的一大客观因素。但其之所以能够快速走出盘江，夺取黔省政权并很快形成影响全国政局的兴义系军政集团，与刘氏家族重修笔山书院、兴办教育事业有着密不可分的辩证关系。
中国传统社会讲究“马上”得天下，“马下”方能治天下。武能安邦，文能治国，教育文化具有武力所不可替代的潜移默化的安抚作用，即所谓的教化。“黔省穷荒固随，必崇文治，而后可以正人心，变风俗，非如他省行化俗美者比，合应仰吁圣化之隆，仁义渐摩，翻致土风之厚。”[2]一方面，统治者可以通过创办书院、开办庠序来教化人民，“左右人心”;另一方面，通过开办教育，引导后生走向仕途，还可光宗耀祖。当时的兴义刘氏集团代表人物刘统之也未能逃脱这一历史窠臼。首先，从造福盘江和发展乡梓的视角看，鉴于兴义置县以来仅有胡尔昌一人中举的尴尬局面，在当时重文轻武的历史大背景下，振兴地方文教事业便成为当地士绅义不容辞的事;其次，从振兴门风、猎取功名的视角看，虽然兴义刘氏家族通过镇压历次农民起义成为“盘江八属”的至尊人物，但身份上仍属“土豪”之类，很难跻身于黔省书香门第的望族之列。在刘统之看来，“武功外悠，文化内辑”的中原文化思想方是国家治理的核心理念。他认为，“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3]。因此，刘统之为改变自身形象，巩固家族地位，对“省会文士，拔其优秀酌予津贴，俾为延誉。院司幕友门丁，月有馈岁终有献遗”[4]。如此，重建和振兴笔山书院的历史重任便落在了以刘统之为代表的当地士绅身上。
二、区域环境因素的影响
区域环境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自然前提。德国语言学家及柏林洪堡大学的创始人洪堡曾说过，“人口从来就是与他附近的一切相联系在一起的”[5]。地理环境是形成人的文化取向的重要因素，因为地理环境直接影响人的思维格局和行为方式。一般情况下，所谓地理环境包括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部分。兴义位于滇、黔、桂三省（区）交界，可谓“三省通衢”的旱地码头，山高谷深，地形崎岖，高海拔低纬度，属于典型的边缘中的边缘。“山虽绵亘，而有疏密相间之形;地虽空旷，而有灌溉相滋之利。”[6]西、北、南部属于云贵高原的一部分，多为山地;东面属于自高原向平原的过渡地带，多为山地、丘陵与小盆地交叉的地形，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民间谚语有云：“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百步不同土”，可谓是对清末民初盘江八属地区气候特征的最好写照。尽管现在那里的气候整体上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但历史上的此地，却以“烟瘴之地”的形象出现在历史的记载中，独特的气候、环境为有毒植物的生长创造了条件。据《兴义府志》记载：“全境气候，雨即寒，晴即热……气候热而多瘴……一日之内，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7]其中，盘江八属与云南交界的广南以及与广西交界的册亨等区域瘴气更甚。据后人研究，产生瘴气之原因除了与自然气候有关之外，更与生物物种变化有关——曾有人统计，仅盘江八属地区的有毒植物就多达260种[8]，可见当时该地区实属地理条件较为恶劣的区域。
那么，清末民初盘江八属的社会环境又是如何？可以说，晚清时期的盘江八属堪称一个动乱的区域。据相关史料记载，该地区在“改土归流”之前是一个未开化的区域，一个蛮荒之地，当地人被贴上“强盗”“彪悍”“野蛮”等标签。“改土归流”之后，大量客民迁徙到盘江八属地区，引发了一系列客民与土著民之间的利益争斗和冲突。最初的客土争斗主要表现为清乾隆末年的大规模武装冲突，其冲突原因主要是当地土著的土地被客民盘剥占据。当然，有时冲突也发生在“土”与“土”之间及“客”与“客”之间。在迁徙客民越来越多、土地却愈来愈少的情势下，地少人多的矛盾不可避免地愈加尖锐。清嘉庆二年（1797）爆发的盘江南笼起义就是由于苗民土地不断被客民侵占而引起的，而咸丰年间席卷整个贵州的苗民大起义甚至引发了大规模的瘟疫流行。此外，大量客民的陆续涌入，亦给原先单纯的社会风气带来了不少变化，赌博、盗窃等风气在盘江八属地区日盛。清初，来自江南地区的大多客民尚能勤俭持家，但从嘉庆年间开始至清末民初，有“内地边缘”之称的盘江八属地区“三省通衢，距城窎远，匪徒易于丛集”[9]，赌盗之风开始蔓延，以至于该地有“盗贼渊薮”之说，社会秩序严重恶化，进而演变为一大社会问题。鉴于当时盘江地区恶劣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地处三省交界、远离区域中心城市以及交通不便的现实，再加上1748年黄草坝筑墙造城的实际《黔南识略》最早记载了开始建造兴义城的时间为乾隆十一年（1746），《民国兴义县志》则对兴义造城过程给出了更为详尽的阐释：“今稽城门石额作乾隆戊辰孟冬，当以十三年（1748）为是。否则当为经始于十一年，竣工于十三年，刊石额于十三年十月也。”，最终迫使那些来自江南地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并定居该地的绅耆士庶决定开设学堂、择师授课，为家族子弟读书科考创造条件。
三、多重文化因素的影响
多重文化是影响笔山书院兴起的文化前提。盘江八属毗连三省，悠久厚重的历史一再证明一万年前便有“兴义人”在此繁衍生息。然而，千百年来，这座地处僻壤的边城兴义一直被人们视为“化外之地”“文化末兴”，直至明朝永乐年间方作为省级下辖的行政区出现，而设置县政则推迟至1797年的清嘉庆年间。实际上，历史上的盘江地区是一个交通闭塞、政治松弛、经济贫瘠、文化滞后的地区，自明代开始就成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个重要的移民区域。经“调北填南”和“改土归流”之后，中原儒家文化经过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以及滇黔山地文化的层层过滤与裹挟，逐渐汇融于此，形成了深远悠久的文化格局和丰厚肥沃的文化土壤。移民的迁徙过程也是文化的流动过程。作为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移民群体，来自江南地区的客民在生存方式和心理活动方面均显示出独有的文化内涵，家乡的风俗习惯和传统文化已成为一种心理积淀，无论他们走到哪里，生存环境发生如何变化，这种无意识的心理积淀均会影响他们的思想意识、思维格局和行为方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儒家文化的影响
“一个人在特定境遇下的反应，主要暗示了他从文化模式中接受了什么。”[10]当时迁徙至盘江地区的移民主要是来自江苏、湖南、江西、安徽等传统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自西汉时期被确立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以来，儒家文化影响中国社会几千年，其积极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坚定“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信条，主张“忠、孝、信、义”是一个人必须具备的道德标准和思想素养。明代中后期，朝廷出于军事目的，安排大批移民迁徙至盘江地区，这些移民大多把儒家文化的价值观作为人生准则，把驻守屯兵和维护社会治安看作神圣的社会职责与人生理想。
2.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的影响
“人的本性，是由文化，即习俗塑造的，而不是生物学遗传的天性。”[11]明朝时期的很多军事移民来自于有荆楚文化和湖湘文化背景的两湖地区。该地历史上属于楚国，山高林深，生存条件极为恶劣。为战胜恶劣环境，赢得生存，楚人历来就是一个崇尚武力的民族。经过数百年的征伐，楚人终于战胜了周边小国，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中原诸国相抗衡的强国。尚武精神是荆楚文化的精华与核心，“楚人尚武，气质刚勇，勇武爱国，乐战轻死的民族性格，蕴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浓郁的荆楚地区民族风格。”[12]湖湘文化则是指两宋以后发展起来的仅限于湘省区域内的地域文化。湖湘文化之所以能在全国独树一帜，主要是受“湖湘学派”的影响所致。“湖湘学派”是两宋后中国文化重心南移以及儒学地域化的结果。它注重经世致用，主张理欲同体。作为笔山书院培养出的精英之一的刘显世，就是受荆楚文化与湖湘文化影响和熏陶的代表。
3.吴越文化的影响
作为华夏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吴越文化又称江浙文化，是江南文化的中心与代表。该文化是以太湖流域为中心，包括沪、江、浙、皖、赣等相关地区。吴越文化一般具有以下特点：海纳百川，聪慧机敏，经世致用，敢为人先，朴实低调。盘江移民中的王姓、何姓等移民均受到吴越文化的熏陶和影响。
4.岭南文化的影响
盘江地区地处滇黔桂三省交界，不可避免受到岭南文化的辐射和影响。岭南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灿烂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属于原生性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不断汲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及海外文化的基础上，逐渐形成自身“务实、开放、兼容、创新”等特点，其核心内容就是“维新变革、救亡图存”。岭南文化一直得风气之先，开学习西方现代科学与民主思想之先河，寻找救国强国之真理，从洪秀全到梁启超再到孙中山，都是岭南文化大放异彩的表现。
5.滇黔山地文化的影响
云南的古滇文化主要是指以滇池为中心的山地青铜文化，它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和“开放”，特别是在楚汉文明汇入融合后，形成古代中国西南边疆与内地相互融合、和谐相处的文化典范。贵州的夜郎文化主要是以贵州为核心，同时包括滇东、桂西及湘省芷江等区域的山地文化，具有民族性、历史性和未知性等特点。盘江地区的兴义属于典型的山地文化，山地人粗犷、剽悍、坚韧的性格养成与兴义境内蜿蜒起伏、水环四境、山地险峻的地理环境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