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山书院的近代教育价值与现实思考

摘 要：兴义笔山书院历经四次兴废，唯独第四次重建后不负众望，育人成效斐然。贵州地方官绅刘官礼重建笔山书院的初衷带有浓厚的封建狭隘性，但客观上开启了贵州近代教育之先河，兴起文化教育之新风，培育近代社会之英才，具有重要教育价值，对当今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思想启迪。

关键词：笔山书院;重建原因;教育价值;现实思考

中图分类号：G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7615（2022）05-0066-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22.05.0010

兴义地处黔西南一隅，位于滇黔桂三省结合处。这里山高路远，山水相连，可谓穷山僻壤、遐方绝域。但兴义人杰地灵，仅凭坊间一句“一部贵州近代史，实为半部兴义人”的肯定和概括，足以让兴义人荣光无限，名闻遐迩。兴义人在历史上到底做出了怎样让人推崇备至、肃然起敬之壮举，让其享受如此厚重之美誉？成就和支撑其美誉背后的根基和原因又是什么？翻阅兴义笔山书院历史，探讨其时代背景，就不难找到答案。

一、笔山书院渊源

笔山书院位于今贵州省黔西南州首府兴义市，是贵州清末民初著名的三大书院之一。自乾隆四十九年（1784）创办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改为“高等小学堂”的一百多年里，笔山书院院址虽经历了四次变迁，但书院文脉传承不断，成为寄托兴义人希望、引领兴义人前行的灯塔。

乾隆四十九年（1784），第一座笔山书院始建于兴义老城西南的水井坡，因其院后奇峰耸立，山形酷似“笔架”，因而取名“笔山书院”。书院由当地士绅、民众自发筹资兴办，供学人士子讲授、研习四书五经之用。清嘉庆十八年（1813），笔山书院改迁至县城老东门外，是为第二座笔山书院。兴义设县后的光绪元年（1875），第三座笔山书院改建于老城后山文昌宫，通称老书院。以上三次兴建均得到了当地官绅民众、文人墨客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第三座书院（老书院）所在地势高峻陡峭，道路狭窄，拓展空间有限，不便讲习诵读，光绪十五年（1889），由当地官绅刘官礼、赵天如、林子亨等倡议，在知府孙清彦的极力支持下，百姓主动出工献料重建笔山书院，改院址于兴义土城东北隅的老鹤坟（即今兴义民族师范学院市内校区），是为第四座笔山书院。当时，该座书院规模在省内颇具影响，是贵州省三大书院之一。贵州兴义系军阀奠基者刘官礼在笔山书院的第四次建造过程中，不辞辛劳游说官绅支持，千方百计筹集资金，可谓功不可没。其重修笔山书院之初心有三。

一是受湖湘文化影响而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崇文心态。刘官礼，字统之，祖籍湖南邵阳，深受湖湘文化熏陶。邵阳属荆楚文化故里，受以儒家为主体的湖湘文化浸染至深。有史料记载：“官礼幼读私塾，16岁从廖健藩、汇表东研读性理学及左氏春秋，精习书法，尤善草书。”[1]他骨子里遗传了湖湘人的文化基因，身子里流淌着儒家文化的血液，心坎里怀揣着崇文儒雅的信仰。因此，在他以武略获取了不俗的社会地位后，并未满足于功成名就而坐享其成，却总是秉持“武举不如文举”“武功只是一时平乱权宜，并非整饬地方之计”[2]的心态。加之在他被加官封爵后社会地位上升，频繁交往的达官显贵、文人骚客往往能诗会赋、温文儒雅，也让他这位生性倔强不可一世的地方土皇帝自觉胸无点墨、文不如人，心理上难免承受无形压力，这也成为他重建笔山书院的无穷动力。

二是求贤似渴的强烈心理。据史料记载，兴义从清嘉庆三年（1798）建县至刘官礼重建笔山书院（1813）以来仅有“一个半举人”，自清嘉庆三年（1798）“设官学到光绪三十一年废科举的107年间，共考取举人8名，进士4名”[3]。辛勤苦读的学子们无一人因读书参加科举而做过京官、宰辅、封疆大吏。彼时，兴义境内就连擅长琴棋书画的人才都寥寥无几，更何况精通经史辞赋和其他方面的人才。更为荒诞的是，有好事者将兴义文教不兴、人才匮乏归咎于风水不佳，遂请阴阳先生在城东北山上建造一座“文笔峰”以求贤才，当然未果。此时的刘氏家族已经过十余年的摸爬滚打，镇压平定了回民起义，兴义社会也进入安定发展时期。刘官礼或许已领会了“一武一文，长久之计也”的深刻含义，或许他本身就有着极强的居安思危意识，清醒地认识到人才对其家族兴旺发达的终极意义。于是，他在得到前任知府孙清彦的大力支持下，重建笔山书院，大力培养人才。

三是寻求刘氏家族声誉的华丽转身和权力落空后的功名补偿。一方面，与同时代其他封建军阀势力的发家史一样，刘氏家族经历着经济盘剥发家、军事武装强大、政治争斗掌权和文化崛起安邦的逻辑过程。但这一过程残酷而暴虐，充满了腥风血雨，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刘氏家族在发迹的过程中免不了横征暴敛、强取豪夺而导致民怨载道：有史料记载，刘氏家族因与官民发生矛盾冲突从而遭受控告的情况不少，在当地树敌结怨甚多，名声不佳。另一方面，刘氏家族为清政府竭尽效忠，出生入死镇压回民起义，可谓功勋卓著，但却没有得到朝廷封官加爵的对等回报，只被封为“在籍知府”和“云南候补道”这样有名无实的虚职。而且，清政府随后渐次解散其团练武装。遭遇如此残酷现实，多少有些令刘官礼感受到过河拆桥、卸磨杀驴、权力落空的失落感。为了自己的名誉地位和家族的兴旺发达，刘官礼选择了接受现实、重建书院，以兴办教育这种能惠及百姓、更容易得到社会认可而流芳百世的方式和“礼贤下士”的姿态，将自己打造成兼具温文儒雅的文化人和踏实肯干的教育家的新形象。如此一来，既能实现家族声誉的华丽转身，使刘氏土豪缙绅化;又能获得权力落空后的功名补偿。

二、笔山书院的近代教育价值

第四座笔山书院成就了“兴义人之美誉”，成为历代笔山书院教育的“集大成者”。笔山书院的重建和兴盛主观上为刘氏家族培养了子孙后代，维护了家族声誉，巩固了自身一方霸主地位，具有浓厚的封建狭隘性;但客观上对振兴文教、整饬地方功不可没，具有重要的教育价值。

1.开近代教育之先河

新落成的笔山书院教育设施、教学条件得到很大改观，办学经费有了充足的保障。当时，书院购买了大量图书，包括经史子集万余卷，其中向上海商务印书馆订购的书刊就达数千册，藏书之多为省内各县之冠。书院教学目标虽是为封建科举考试服务，内容多为四书五经和八股文，但书院人十分重视教学内容的与时俱进和教学质量的提升，不惜重金聘请五湖四海的学界名流和饱学之士执掌书院。这些来自不同文化圈的学术名流思维敏捷，教学有方，他们受当时西学和维新变法思想的影响，常常将近代新知识、新思潮、新信息、新理念融入教学，感染学生。戊戌维新期间，院长雷廷珍在书院提倡经学、小学，并订购《时务报》供学生阅览。他规定学生每月上交两次读书笔记，批改发还后当堂讲评发奖。留日后学成归国的徐天叙执掌笔山书院期间，除要求学生学习经史外，还要学习算学。刘官礼父子也积极顺应时代变迁，所作教育革新颇能触及时代脉搏：削减四书五经课程，开设体育、美术等西学，普遍采用白话文课本，并不辞辛劳到各乡宣传科举制度的弊病;主张创办新式学堂，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培养现代人才。凡此种种，为兴义乃至贵州教育近代化打下了坚实基础。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延续一百多年的兴义笔山书院从科举制度中解脱出来，发展为以普及平民教育为目标的高等小学堂，开启了兴义甚至贵州近代教育之先河，为贵州学子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2.兴文化教育之新风

从历史上来说，兴义的文化教育长期滞后。有关史料显示，清代贵州共有书院140所，其中兴义府有9所，清嘉庆十八年（1813）兴义府共有文武童生400名。可见，当时兴义的书院和读书人并不少。但据《兴义府志》和《兴义县志》记载，直到19世纪中叶，整个兴义府只有14人考取举人，兴义县仅有鲁屯人胡尔昌一人中举。那时的笔山书院在当地名不见经传，位列不高，更谈不上在贵州全省的名气。刘官礼每次与乡贤明达者谈及此事总引以为耻，经他主持重建笔山书院后，黔西南地区开启了兴文重教之旅。

首先，办学基础和教学条件进一步夯实。笔山书院重建时得到刘官礼以及国防局经费白银10万两的资助，书院建成后“又以库存之剩余为教学基金”[4]，划拨学田、卷田、屠宰税附加、摊捐等税费，没收非法或绝产土地用作“学田”等措施确保日常教育经费。刘官礼还亲赴各地劝导乡绅官民捐款捐物重建笔山书院。建成后的笔山书院规模空前，有大小房屋百余间，有可容千人集会的大礼堂，山斗堂、讲堂、膳堂、斋房、教室、仪器室、图书馆、教员憩息室、寝室等设施一应俱全，宏伟壮观，成为当时黔西南最高学府。“时书院藏书之富为全省各县之冠”[5]，其中不乏《二十四史》《三通》《十三经注疏》等经典名籍。为适应教育教学改革及书院发展需要，刘官礼不惜远赴上海、日本购买化学、物理、生物等学科实验药品、器材、生物标本及相关教辅图表。

其次，办学规模空前扩大。1902年，清政府颁发《壬寅学制》，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笔山书院随之于1904年更名为兴义高等小学堂。为扩大教育规模，刘官礼规划并创立兴义学务公所，其子刘显世不辞劳苦、走村串户，发动创立农村初等小学。此时各乡各村或兴建校舍，或改建祠堂庙宇，争先恐后、你追我赶，全县迅速掀起了办学热潮，初等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诞生。据有关资料统计，仅1905年，兴义各乡创办的乡村初等小学堂就达21所之多。遵义府务川举人聂树楷在《窦钟祥墓志铭》中对清末兴义教育盛赞道：“兴义虽僻处西南而文化进步独早于各县，且为之冠。”[6]

再次，尊师重教和勤学苦练蔚然成风。笔山书院在师资的聘用上可谓不惜血本，高薪聘请省内外名流前来任教。教师们的年薪以白银支付，每人每年收入可达200—400两之多，高于当时知府的薪酬。

据记载，自1890年到1905年间聘请的山长或教师大部分为兴义县以外人，有进士吴成熙、姚华、叶鸿钧、熊范舆等，有举人徐天叙、张寿龄、程光祖、孙家琦、桂香复、朱元模、赵庭光等，还有被誉为“西南硕儒”的经史专家、教育家雷廷珍。书院亦十分注重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设有奖学金制度，奖励标准为：超等奖银1两2钱，特等8钱，1等6钱。一时间，笔山书院学子们奋发学习，力争上游，惟恐落后于人，用明代学者顾宪成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来描述学子们的苦读情景，也许最恰当不过。

3.育近代社会之英才

在兴义各界人士的重视、支持和笔山书院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书院教育可谓硕果累累。光绪三十一年（1905），由山长徐天叙带领学子王文华、何应钦、魏正楷、窦简之、高致祥等13人到省会贵阳投考贵州通省公立中学堂（现贵阳市第一中学），“悉以前十三名之次第入选，名震全省教育界。”[5]1905年，贵州首次选派留学生64人赴国外留学，其中就有笔山书院人李培先、保衡、王伯群、刘显治等。该年全省总共选派的151位留学生中有6位是兴义人，这对当时的边远县而言意义非同凡响。1905年至1920年间，从笔山书院选派东渡日本留学的学生就多达30余人，甲冠全省。这些留日学生分别进入日本名校学习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等，其中就有进入日本中央大学的王伯群、早稻田大学的王聘贤、东京政法学院的刘显治、日本振武学校的何应钦等。他们学成回国后活跃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化等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如留学归来的王伯群、王文华、何应钦等人构成了支撑刘显世统治贵州的“兴义系”军政集团，成为民国初年贵州政治气候的“晴雨表”，左右贵州政局长达十余年。

王伯群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与孙中山、梁启超、章太炎等交集颇深，因多才多艺而活跃在文教界，创立了大夏大学，被尊为华东师范大学的创始人之一。王文华成为兴义系军政集团新派势力领袖，任黔军总司令，掌握着“兴义系”军政集团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笔山书院走出并留日归国的刘若遗在昆明开设有“同森木行”“呈贡果园”“富滇银行”等多种实业，是响彻滇、贵、川西南三省的实业家。何应钦任国民政府军政部长、行政院长、陆军总司令，并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受降，是国民党中长期把持军政大权的风云人物。原笔山书院山长、王文华的老师熊范熙“长期任中国银行贵州分行行长，掌管着黔省经济命脉”[7]。这一张张从笔山书院走出来的学生成绩单，足以证明笔山书院在贵州近代教育史上难以撼动的地位，刷新了贵州近代教育史纪录，成绩即便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也实属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