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与创造：鲁迅小说《药》之本事溯源

鲁迅的弟子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中曾经对《药》的域外“文本基因”作过如下表述：

鲁迅先生和我说过，在西洋文艺中，也有和《药》相类的作品，例如俄国的安特来夫，有一篇《齿痛》（原名Ben Tobit），描写耶稣在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他附近有一个商人患着齿痛。他也和老栓小栓们一样，觉得自己的疾病，比起一个革命者的冤死来，重要得多多。……还有俄国的屠格涅夫五十首散文诗中有一首《工人和白手的人》，用意也是仿佛的。白手的人是一个为工人的利益而奋斗至于晒性的人。他的手因为带了多时的刑具，没有血色了，所以成了白手。他是往刑场去被绞死的。可是俄国乡间有一种迷信，以为绞死的人的绳子可以治病，正如绍兴有一种迷信，以为人血馒头可以治肺膀一样，所以有的工人跟着白手的人到刑场去，想得到一截绳子来治病。不知不觉中，革命者为了群众的幸福而牺牲，而愚味的群众却享用这牺牲了。[1]

也就是说，《药》中主人公夏瑜悲剧性的人生遭际可溯源至安特莱夫的小说《齿痛》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的人》：夏瑜同耶稣和“白手的人”一样不被群众所理解，他们所付出的大爱皆被愚氓漠然视之。甚至，“人血馒头”的情节设计也可谓脱胎于“白手的人”的绞刑绳子情节；而“看与被看”的叙事模式也正与安特莱夫和屠格涅夫的叙事方式相同。进一步来看，在意境创造上，鲁迅本人也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坦承：“《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安特莱夫式的阴冷。”[2]

此外，《药》的结尾在意象选用与意境营造上与刘半农所译安特莱夫《默然》一文颇为相似，亦可看作其“文本基因”的来源。如《药》的结尾选用了“红白的花”与“乌鸦”两个意象来建构叙事空间：

他们的眼睛都已老花多年了，但望这红白的花，却还能明白看见。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他四面一看，只见一只乌鸦，站在一株没有叶的树上，……微风早经停息了；枯草支支直立，有如铜丝。一丝发抖的声音，在空气中愈颤愈细，细到没有，周围便都是死一般静。两人站在枯草丛里，仰面看那乌鸦；那乌鸦也在笔直的树枝间，缩着头，铁铸一般站着……他们走不上二三十步远，忽听得背后“哑——”的一声大叫；两个人都竦然的回过头，只见那乌鸦张开两翅，一挫身，直向着远处的天空，箭也似的飞去了。[3]

而在刘半农所译安特莱夫《默然》一文中则是如此处理的：

伊神父用灰色的颜面，冷静的眼光看去。正看的发呆，自己不但忘了来意，且并自己所处的地位与自己的身体，也都完全忘去。忽听得当头有一声怪响，宛如鬼哭，顿觉毛发悚然，两肩乱抖，连那黑色的帽子也滚下地来。灰白的头发，竟乱得披到前额。抬头一看，原来是一只杜鹃，正在那古树的顶上，引颈高鸣。……菲拉的坟墓杂处于这些累累荒冢的中间……四周他人墓上的野花，开的红白交辉，艳丽无匹。独有菲拉冢畔，既无树木，也无野花，并且因为葬后不久，野草亦未生出。伊神父一想，不禁悲从中来。[4]

《药》与刘半农所译《默然》皆写到了坟冢上的红白色之花，皆写到了人物听到鸟声的悲哀心境。不同之处只在于《药》中所写之鸟是乌鸦，《默然》所写之鸟则是杜鹃。而据学者张丽华的研究，鲁迅所写的乌鸦当是对刘半农译文中杜鹃的戏拟。[5]

那么，《药》难道只是对安特莱夫小说《齿痛》《默然》和屠格涅夫散文诗《工人与白手的人》的仿写练笔吗？当然不是！《药》的价值存在于其与这三篇文本的不同之处。

一、“人血馒头”：超越“绞刑绳”的“革命本事”

鲁迅在《药》中将源自《工人与白手的人》的“绞刑绳”叙事改造为“人血馒头”叙事，并不是临时起意的创造。早在创作《狂人日记》时，鲁迅便已经在讲“人血馒头”的故事了：

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痨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前几天，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对我大哥说，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了；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壮壮胆子。[6]

也就是说，鲁迅在《药》中所写的“人血馒头”故事应当是“馒头蘸血”故事的改写。只是，“人血馒头”故事背后还隐藏了鲁迅的微言大义：“狼子村”很明显在影射清末民初的中国，而“用油煎炒”心肝则直指徐锡林（徐锡麟）的遭遇。徐锡麟、秋瑾的起义活动最终以徐锡麟被剖心虐杀与秋瑾被斩首示众结束。鲁迅熟悉二人，在《药》中极有可能进行了合二为一的处理：秋瑾为女，夏瑜为男，取徐锡麟之性别；秋瑾被斩首于绍兴，夏瑜被杀于“古轩亭口”，取秋瑾之事；徐锡麟死后被诬忘恩负义，夏瑜被称“贱骨头”，取徐锡麟身后之情形。

其次，鲁迅还在“红白的花”上进行了改写创造：在刘半农的《默然》译文中花是有根的，而在《药》中花是无根的：

花也不很多，圆圆的排成一个圈，不很精神，倒也整齐。……那老女人又走近几步，细看了一遍，自言自语的说，“这没有根，不像自己开的。——这地方有谁来呢？孩子不会来玩；——亲戚本家早不来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鲁迅对此的解释是这样的：“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但也正因为“听将令”使得《药》具有了超越性：因为安特莱夫的小说《齿痛》《默然》和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工人与白手的人》最后都被个人的消极伤感所淹没，而《药》则实现了更加宏大的主题，即国家和民族启蒙、觉醒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并且，这种设计也更符合社会现实。孙伏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事实上，一个革命者的坟头有着瞻仰礼拜的人也很合理。如果我们把夏瑜认作先烈，那么，吴芝英、徐寄尘几位先生似乎都去过，各地学生也有偷偷结队前往的，我自己那时虽只有十三岁，也曾到府山脚下去瞻礼过秋先烈的白木棺材。如果花环只是象征也有亲属以外的人上坟，那么我敢相信，夏瑜的坟头祭扫者决不会只有夏四奶奶一人。[7]

此外，鲁迅将刘半农译笔下的杜鹃鸟改写为乌鸦，在戏拟的背后可能藏有其他的意图。细而言之，杜鹃这一意象背后所蕴含的感情是伤感与思念，而乌鸦这一意象的背后则是不和谐的诤言与直面现实残酷性的态度。

鲁迅曾坦承：“不知怎地我这几年忽然变成火老鸦，到一处烧一处，真是无法。此去不知如何，能停得多少日。”[8]甚至，鲁迅的朋友们也这样认为，如茅盾便说：“绅士们讨厌他多嘴，一开口就是‘不祥’。并且把他看作‘火老鸦’，他所到的地方就要着火。”[9]依照这个逻辑，《药》中的乌鸦（火老鸦）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鲁迅的化身，敢于直面现实，敢于指出夏四奶奶的愿望是虚无的——夏四奶奶“你如果真在这里，听到我的话，——便教这乌鸦飞上你的坟顶，给我看罢”的想法必然成为虚妄！

二、名字的秘密：国族叙事的宏大视野

值得一提的是，在小说《药》中，鲁迅在人物命名上更显出了他特殊的命意。

首先，华老栓、华小栓的名字颇为独特，“显然是北方人的，一点没有江浙的色采”。北方人以“栓”命名子嗣，其因往往在于孩子体弱，希望拴住在身边，不要夭折逝去。鲁迅如此命名，除了强调华家子息薄弱之外，其实还有更深的用意：“华”姓与“夏”姓合在一起即为“华夏”，而“华”姓子息薄弱，隐喻“东亚病夫”之痛，象征国家危亡之际；而其精神之蒙昧则隐喻国家如“铁屋子”一般陷于精神萎靡之黑暗中。

其次，夏瑜、夏四奶奶和夏三爷一家，在姓氏上取“华夏”之“夏”字，自然隐喻着国族发展之另一脉：夏瑜启蒙、革命，夏四奶奶愚昧自伤，夏三爷龌龊堕落。可以说，夏家的三个面向即是华夏民族发展的三个面向。而“夏瑜”之名很明显又同“秋瑾”之名相对应：“夏”“秋”以季节相连，“瑜”“瑾”互相呼应；且“夏瑜”音同“夏逾”，而“秋瑾”谐音“秋近”。而告发夏瑜得了二十五两银子的夏三爷同告发秋瑾的胡道南之名亦有联系：“胡”“夏”相对得一“夏”姓。如此便很自然地将徐锡麟、秋瑾起义之事渗透进了小说之中，使小说纳入了国族历史叙事的框架。

最后，康大叔之姓极有兴味：“康”姓在清末民初的社会语境中很自然会指向康有为。鲁迅拜在章太炎门下，师门多入光复会，皆反对革命的康有为，鲁迅也不例外。在写作《药》之前的1917年7月1日“张勋复辟”事件中，康有为出力甚巨，在鲁迅看来自然有跳梁小丑之姿。1918年7月，鲁迅在其《我之节烈观》中对康有为即取否定性的态度：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10]

回到《药》的文本中来，康大叔在夏瑜被杀事件中是一个获利者，这同“辛亥革命”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保皇派成为获益者如出一辙。鲁迅以“康大叔”写革命历史，可谓入木三分。

三、结语：启蒙者的“期望落差”

如斯观之，鲁迅以“药”字为小说命题，极有可能取意如下：革命者为国家民族之“药”，民众食此药有沉沦愚昧如故者，若华家人和旁观者；亦有觉醒之人，如送花致敬夏瑜者。但是，在行文中鲁迅总体上又以一种怀疑的态度来面对革命与启蒙，毕竟“铁屋”如此之巨大！

总而言之，鲁迅在对前人作品的改写中创造性地建构了一个符合其心理结构的叙事世界，使《药》具有了更加丰富而宏阔的精神意蕴：国族发展的宏大叙事与作为启蒙者的个人内心痛苦书写相互纠缠，并由此衍生出绝望与奋斗相交织的心境。启蒙者、革命者希望通过自己的呐喊、流血而改变国家的发展道路并重造民众的现代意识，但在强大的历史惯性面前，这种希望常常会落入绝望的黑夜之中。而《药》可以说正是鲁迅对被解放者被启蒙者“期望落差”心理的一种反映，是“反抗绝望”心态下的民族叙事，不能作为单纯的知识精英个人情调书写来看待。

注释：

[1][7]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9页，第15页。

[2]赵家璧主编、鲁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影印本）》，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5卷，第2页。

[3][6]鲁迅：《呐喊》，光明日报出版社，2019年，第47页，第12页。以下行文关于《药》一文的引用皆出于此，不再一一标示。

[4]半侬：《默然》，《中华小说界》，1914年，第10卷，第1页。

[5]张丽华：《“误译”与创造：鲁迅<药>中“红白的花”与“乌鸦”的由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1期，第64页。

[8]薛绥之主编、韩立群副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4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8页。

[9]孙郁、黄乔生主编：《红色光环下的鲁迅》，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26页。

[10]鲁迅：《朝花夕拾》，海南出版社，2016年，第129页。

（作者单位：闽江师范高等专科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