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

千古文物有灵性，万年古迹赤子心。

——林清玄《千古文物》

他们，扎根大漠，只争朝夕，与时间“比速度”，只为抢救和保护古代壁画、石窟寺、土遗址等文化遗产；

他们，赓续接力，广寻良策，与岁月“掰手腕”，甘愿用青丝华发换来文化瑰宝青春永驻；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

2024年1月19日，“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北京召开，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荣获“国家卓越工程师团队”称号。

初心与坚守唯愿文化瑰宝青春永驻

735个洞窟、4.5万平方米壁画、2000多尊彩塑—莫高窟，这座坐落于河西走廊西部尽头的文化圣殿，被誉为“丝绸之路上最耀眼的璀璨明珠”。

黄沙积埋、崖体裂隙、栈道损毁、壁画剥落、塑像倾倒……自16世纪中叶以来的几百年间，莫高窟一直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遭受了严重的自然和人为破坏。

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才彻底结束了敦煌石窟近400年无人管理的历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莫高窟残破不堪的面貌得到根本改变。在国家的大力扶持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不断发展壮大，先后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和敦煌研究院。

护，是首要之务—以常书鸿为代表的第一代莫高窟人，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树立起“保护第一”的责任意识，拉开了敦煌文物保护的历史大幕。

莫高窟开凿建造历经1000多年，精美壁画缘何能保存至今？常书鸿等人研究发现，“密码”在于古代工匠在绘制时选用了能够长久保存的天然矿物颜料。

然而，历经岁月和风沙侵蚀，壁画濒临大面积脱落、颜料层表面起翘、被水渍泥沙污染以及被昆虫和其他微生物破坏等危机，他们心急如焚，想方设法进行保护。

1957年，原文化部邀请捷克斯洛伐克有着30多年壁画修复经验的文物保护专家约瑟夫·格拉尔来到莫高窟考察和讲学。

约瑟夫·格拉尔介绍了国外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方法和材料，用他带来的黏合剂在莫高窟第474窟做了壁画修复的现场试验。然而，他并不愿意透露黏合剂成分等核心技术。

常书鸿他们并不气馁，采取蒸、煮等高温方法筛选材料，终于找到理想的修复材料，又结合医用注射修复方法，最终研发出了我国第一代针对壁画起甲的修复工艺和技术。

1987年，莫高窟因符合世界文化遗产全部六项标准，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此后，通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牵线搭桥，敦煌研究院与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文物保护机构—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合作，共同开展防治沙害、洞窟微环境等研究；同时，在全面评估洞窟壁画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基础上，使用大量分析设备，对壁画颜料、制作工艺以及现存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文物保护理念及方法不断创新。此后，段文杰、樊锦诗、孙儒僩、李最雄、李云鹤、王旭东、苏伯民等一代代莫高窟人，不忘初心，坚守大漠，代代接力，以科学研究为基础，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工程实践为重点，创造出中国文物保护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敦煌经验”和“中国方案”。

攻坚与突破破解无数“卡脖子”问题

酥碱，有着“壁画癌症”之称。这是敦煌石窟壁画中最严重、对壁画危害最大且最难治理的病害之一。

为了攻克“壁画癌症”，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历时几年研究，才找到酥碱病害产生的“元凶”——

原来，壁画颜料层下面有一层绘制壁画的泥层，叫地仗。地仗层中，有大量可溶盐。空气潮湿时，可溶盐吸收湿气，就会潮解；空气干燥时，可溶盐失去水分，又重新变成白色的结晶小颗粒。结晶、潮解、结晶、潮解……反复之间，就造成壁画酥碱，使壁画颜料层与地仗层失去粘连，起甲剥离，甚至整个地仗层全部脱落。

找到“元凶”，才是第一步。

“接下来，要把盐分从泥层中脱离出来。可想而知，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何况我们面对的是如此珍贵的壁画。”敦煌研究院院长苏伯民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团队历时7年，尝试了80多种配方，终于找到“灌浆脱盐”技术，把盐从壁画中脱离出来，并在莫高窟第85窟完成修复，根治了“壁画癌症”。“第85窟的修复是中国壁画保护的一个经典案例，在中国壁画保护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苏伯民说。

洵不虚言。

莫高窟第85窟的修复，不仅攻克了“壁画癌症”，同时确立了一整套壁画保护的科学程序，还促成了《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的出台。

而壁画病害不止酥碱，还有起甲、疱疹、龟裂、盐霜、空鼓等20余种。

可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就是不服输。对不同类型病害，一次次试验，一次次失败，又一次次试验，克服重重困难，从分析“病症”，到研究病害机理，再到研发保护材料和专用装置，再到“对症下药”，研究一个，攻克一个，逐渐形成酥碱脱盐、起甲回贴、空鼓灌浆等古代壁画病害修复关键技术，还不断创新，攻克一系列“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

首次建立了我国古代壁画保护的科学方法和工作程序，研发了复杂空间、多元异构的壁画数字化技术体系；

通过研究保存环境与微生物病害作用机制，研发灭菌材料和非接触式智能灭菌系列装置，形成了墓葬壁画微生物防治和环境调控等核心技术；

通过利用原位无损探测技术，形成塑像结构的科学评估方法和骨架替换技术，构建了塑像保护技术体系；

……

说起来易，看起来或许还有些枯燥和难懂，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每一次突破有多么不易。

难，太难了，难到一生只能干一件事。

“虽然退休了，还是舍不得离开，还想为保护工作再尽点力。”樊再轩自1981年到敦煌，从保护修复“小白”一路成长为壁画和彩塑保护修复研究的专家。正如他的微信名字“面壁三十载”，他知道壁画修复有多难，他知道成为领域专家有多难，所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继续，“我还要再培养一些年轻人”。

“我们这些人毕生所做的一件事，就是让那抹‘一眼千年’的惊世容颜再续千年。”有“壁画医生”之称的苏伯民如是说。

创新与发展为文物保护穿上“全科”外衣

莫高窟，坐落在三危山和鸣沙山的怀抱中，四周布满沙丘。要让莫高窟“延年益寿”，就要给她一个安全的、生态的“家”。

草方格固沙、生物治沙、砾石压沙、尼龙网挡沙……针对莫高窟风沙侵蚀危害，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与沙为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仅逐渐构建起一套以“固”为主，“阻、输、导”结合的综合防护体系，使窟前积沙减少85%，还首开先河，积极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时光荏苒，这样的“先河”，这样的创新，也越来越多。

早在20世纪90年代，“敦煌的女儿”樊锦诗就开始关注并思考：游客进入洞窟后会不会对壁画产生影响？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为此，敦煌研究院开展了莫高窟游客承载量研究，通过实时监测洞窟内的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最终确定莫高窟最大游客日承载量为3000人次。

2003年，65岁的樊锦诗又提出大胆设想，用球幕电影展示洞窟文物。这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属首次，没有任何经验可以借鉴，反对声也不绝于耳。

可樊锦诗“执拗”。在她和团队的努力下，历时12年，数字展示中心终于得以建成，莫高窟从此开启了“总量控制、线上预约、数字展示、实体洞窟”的旅游开放新模式，将游客最大日承载量由之前的3000人次提升至6000人次，实现了保护和开放的“鱼和熊掌兼得”。

“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1650多年前，无数工匠一瓦一石，开凿洞窟；无数画工一笔一画，勾描塑造。他们携手为世界留下宝贵的敦煌文化，璀璨了千年。1650多年后，莫高窟人与时俱进，综合运用科学技术手段，合力为珍贵文化遗产织就一件件“金钟罩”——

早在20世纪60年代，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团队就在莫高窟窟顶建立气象观测站，为防沙治沙和壁画保护提供依据；

运用眼科医生的OCT图形技术，进行壁画分析；运用骨科诊疗的X射线透视，探查壁画内部结构损伤情况；运用3D打印技术，提高修复工作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