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的故事：从席地而坐到垂足而坐的千年变迁

席地而坐：古老而庄重的坐姿

筵席、出席、座席……汉语中有许多包含“席”字的词语，意义指向重要的宴会、典礼或会议。而为何是“席”？这是因为中国古代最早的坐具便是席。

《周易·系辞》中说：“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席大约出现于神农氏时代，距今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考古发掘出土的最早实物有新石器时代的蒲席、竹席、篾席等。此后从夏、商、周一直到先秦两汉时期，席都是中国人最主要的坐具。

从穴居野处到逐渐掌握原始房屋的建造技术，人们的居住空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半地穴式。空间狭小，只能席地而坐，为隔潮保暖，古人取茅草、树叶、兽皮等铺在地上，制成了最早的坐具。席可舒可卷，方便取用，既可坐，也可卧，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席的材质和工艺也在不断改进，舒适度不断提高。东晋王嘉的《拾遗记·轩辕黄帝》中说：“诏使百辟群臣受德教者，先列珪玉于兰蒲席上。”《周礼·春官》中记载席有“莞、藻、次、蒲、熊”五个品种。

值得一提的还有茵席。茵泛指褥垫，茵、褥同义，常并称，如汉代司马相如《美人赋》中有“茵褥重陈，角枕横施”之句。茵也可与席并称，而单称“茵”时通常专指车中所用垫子。《韩非子》中说：“舜禅天下而传之于禹，禹作为祭器，墨染其外，而朱画其内，缦帛为茵，蒋席颇缘，觞酌有采，而樽俎有饰。此弥侈矣，而国之不服者三十三。”禹令人制作大批祭器，奢靡之举引得三十三个诸侯国不满，其中茵褥用丝织品制成，还包了边，而到了商朝，统治者外出乘大车，茵席上装饰了彩色的花纹，更为奢靡。这种华丽的茵席仅限最高统治者使用，茵席于商代后期才逐渐普及，古籍中有记载印证，“桀纣之时，妇女坐以文绮之席，衣以绫纨之衣”。

周天子时，有专门掌管铺陈之事的官职，名叫“司几筵”。《周礼》中记载，“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与其位”，这说明座席已被赋予礼节色彩，成为身份和地位的象征，不同身份等级的人在不同场合都有相对应的座席。

一直到汉代以前，人们都习惯席地而坐，使用的坐卧具主要是席和床榻，席为主，床榻次之。席可以和床榻一起使用，也可单用。席有大小长短之分，也有长方形和正方形之分，正方席仅能坐一人，称“独坐”，多供长者和尊者使用。和席相比，床榻的陈设位置相对固定，加上一度只有上层人物才能使用，所以普及程度不如席。古籍中有载，战国时，齐国孟尝君向楚王献象牙床；汉代时，武帝造七宝床，在床上镶嵌金、银、琉璃、琥珀、珊瑚、珍珠、玫瑰等物，还有大臣制玳瑁床，这些记载都印证了汉代时床榻的华贵程度。

席不正不坐：坐姿里的敬意

在席地而坐的时代，席不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更是礼仪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席地而坐，坐姿并不随意，双膝着地，上身重量落在脚踵之上，这种坐姿在精神上展示出了极大的自我约束，在形式上也表示了极大的敬意。而不同材质、颜色、图案的座席，代表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和身份等级，这种细致入微的划分，不仅约束了人们的日常行为，也强化了社会的等级秩序。

中国人重席，招待宾客要布席，且有相当烦琐的礼仪礼节。《礼记·曲礼》中讲：“奉席如桥衡。请席何乡，请衽何趾。席南乡北乡，以西方为上；东乡西乡，以南方为上。”意思是，捧着卷席给长者时，要像桔槔上的横木一样左高右低；为长者铺座席时，要先请示长者面朝什么方向；为长者铺卧席时，要先请示长者脚朝什么方向。不同朝向的席子，尊位也有所不同，南北向的席子，以西为上位，东西向则以南为上位。

主人布席有诸多注意事项，宾客就座也有相关礼仪。比如《礼记》中讲，主人以跪姿为宾客摆正席子时，宾客也要以跪姿按着席子辞谢，席间主人不发问，客人就不先主动问话谈论；《论语》中说，“席不正，不坐”，“君赐食，必正席先尝之”。崇尚礼仪的古人，为席赋予了丰富的文化意义。

汉语中常说的“筵席”，所谓筵，《周礼·春官·司几筵》中说：“筵，亦席也，铺陈曰筵，藉之曰席。”筵和席同义，铺在下面的称为筵，筵上所铺即为席。筵席铺设的层数也有一定的讲究，天子和诸侯、士大夫之席，不仅层数多，还通过层数区分身份地位，《礼记·礼器》中就有记载，“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尊卑之序，不容有失。

席的层数彰显身份地位，有时赐席便被用作奖励。东汉时有个叫殷亮的人，学问出众，先拜为博士，后迁讲学大夫，一次与诸儒讲论经史，因有规定胜者赐席，最后殷亮的席达到了八九层。有赐席，便有夺席。汉朝时有个叫戴凭的人，也被征为博士，一次汉光武帝刘秀召集群臣，大家都就座后，只剩戴凭独自站立，刘秀问他何故，戴凭说，讲经博士地位在群臣之下，而坐居臣上，所以不敢坐。刘秀令他与各位儒生互出难题，义有不通者，就夺席以赠通者，戴凭智胜群儒，最终坐拥50余席。

座次的安排也是门学问。筵席中，如果人数较多，长者或尊者就要另设一席单坐，若不单坐，也须坐于首端，而且同席之人的安排要尊卑相当，不能差距过大，否则就会被视为羞辱。古时常有因座席安排不当而引发的割席分坐之事。如汉武帝时，大将军卫青带了两名侍从去平阳公主家做客，两名侍从被安排与骑奴同席，二人感到受了污辱，于是愤而拔刀割断席子。《世说新语》中还有因道不同不相为谋而割席分坐的故事，管宁与华歆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却废书出看，宁由此发现二人原来品性不同，便说“子非吾友也”，割席分坐。有割席，便有连席，因发现彼此性情相投，乃同道中人，便坐则连席，以示亲近。

垂足而坐：高型坐具的出现

高型坐具的兴起，是民族文化交流与融合的直接结果。随着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下和丝绸之路的开通，外来文化大量涌入中原地区，汉代时从西北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胡床，到两晋至隋唐时期已普遍使用。椅子、凳子等高型坐具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有记载称，一次曹操领兵与马超作战，将要过河时，马超追杀而至，曹操又急又恨，坐在胡床上站不起来。胡床在当时，是家具中等级较高的品类，非寻常人家能享用。胡床的出现对席地而坐的传统习俗产生了巨大影响，其高度和便携性使得垂足而坐成为可能。胡床稍加改造，便可成椅子，这一转变对中国古代坐具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可以说，中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碰撞、相互融合，共同推动了坐具的革新与发展。

魏晋时期，床榻，尤其是独坐榻，较前代更为普遍。东晋至南北朝时期，床榻等坐卧具开始向更为宽大发展。这一时期，人们的坐姿也有了较大的变化，由汉代跪坐发展为箕踞坐。而随着高型家具的发展，垂足坐日益普及。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中，就有垂足坐于床前长几上的描绘。

唐朝时期，椅子开始广泛使用，并逐渐取代了席的地位。在唐代绘画中，我们可以看到椅子、凳子等坐具的形象。唐代的椅子浑厚、丰满、宽大、稳重，构图均齐对称，造型雍容大度。

经过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的过渡，“席坐”和“坐榻”的生活习惯，逐渐被垂足而坐取代，茶肆、酒楼、店铺等场所中，都普遍采用桌子、椅凳等高形家具。

与席地而坐相比，垂足而坐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原理，能够减轻腿部和脊椎的负担，提高坐姿的舒适度。同时，高型坐具的出现也使得家具的摆放更加灵活多样，为室内空间的布局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这种舒适与便利，进一步推动了垂足而坐成为新的主流坐姿。

“椅”字也可作“倚”，起源较早，但不是指供人坐的椅子。椅子的名称是唐代才有的，椅子的形象则可追溯至胡床。在没有椅凳的称谓时，人们一直以“胡床”为称，直到唐代以后，椅子的数量和品种增多，才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有了单独的类目。至于为何以此命名，则是因为唐代以前，椅多指车上的围栏，供人乘车时倚靠，而后来的椅子，形式也是在四脚支撑的台面上安装围栏，因为模仿了车上的围栏而得名。

唐代中期以后，高型家具被广泛使用，椅凳之外，其他类型的坐具也多了起来。唐代名画《演乐图》中，就有杌凳、绣墩等高型坐具，《挥扇仕女图》《捣练图》等中，还有月牙凳。而在《韩熙载夜宴图》中，床、榻、椅、墩等一应俱全，显示了当时坐具的多样性。

两宋时期，家具风格大体保留了唐、五代的遗风，但种类有所增加，更加多样化，凳类有方凳、圆凳、月牙凳、长条凳以及花鼓墩、藤墩等，椅类有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太师椅、躺椅、禅椅等，为后来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太师椅虽以官衔命名，实则还是交椅的一种。交椅，顾名思义，两足交叉，可以开合，宋代张端义的《贵耳集》中写：“今之交椅，古之胡床也。”交椅的可折叠性，极适合游牧民族的生活需要，传入中原后也备受青睐。《春游晚归图》《中兴瑞应图》等宋代名画中，都能见到它的身影。这种椅形一直沿用到了明清时期。

从简约到繁复：明清时期坐具的鼎盛与多样化

明清时期是中国古代家具发展的黄金时期。明朝时期，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兴旺等因素，都为家具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支撑。明代也是我国古代建筑与园林最兴盛的时期，这在客观上也刺激了家具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