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设之乐古代文房家具掠影

珍则难酬青玉案

《红楼梦》第四十回描写探春的房间，映入眼帘的第一件家具便是“一张花梨大理石大案”，上面放满了笔墨纸砚、名人法帖。的确，待客会友、吟诗作画、挥毫泼墨、焚香品茗……古代文人的日常生活，大半围绕着桌案展开。

桌与案，虽然在日常用途上可以互相替代，但在结构上有些差别。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研究》中，把四足位于面板四角的称为“桌形结体”，把四足缩进安装的称为“案形结体”。也就是说，桌子的四条腿位于四个桌角，案的四足安装位置则要向内一些，这是桌与案比较明显的不同。

案在中国出现很早，春秋战国时期的曾侯乙墓就曾出土黑漆朱绘鸟足漆案。但那时的案，在形态上更像是带有矮足的大托盘，与明清时期的条案、画案等差别较大。东汉梁鸿、孟光“举案齐眉”故事中的案，也是这种矮足案。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国人的起居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席地而坐逐渐被垂足坐取代，案类家具也因此变高。

至于“桌案”的“桌”字，本作“卓”，有高而直立的意思。我们熟悉的高桌，其形象最早见于隋唐时期，至宋元逐渐发展成熟。桌与案的结构、造法出现了很多相似的地方，日常生活中，也基本可以通用。

宋元绘画中，桌案的形象已不罕见。南宋刘松年《四景山水图》以春、夏、秋、冬四时景象为题材，其中秋景图绘一老者于庭中独坐，对面有一平头长案，案上放书、瓶及香炉等，意境清幽雅致。南宋马远《西园雅集图》中绘有一宽大的画案，众人围在画案周围，正看人作画。元代刘贯道《消夏图》，画面左方放置一张卧榻，卧榻前端有一张带托泥的方案，方案上放有茶具、砚台、瓶插灵芝、成捆的书帙、挂有铜钟的乐架等。画中的家具与陈设一道，共同营造出独属于文人的一方天地。

明代是中国古代家具快速发展的时期，桌案类家具也越来越讲究样式与陈设布局。除了画桌、书桌与画案、书案，文人的书房中还常备琴桌。

琴桌，顾名思义，最初为放置古琴的家具，一般与琴凳或绣墩配套，宋画《听琴图》中便描绘了一张雕有精美花纹的琴桌。明洪武时人曹昭认为，琴桌应采用维摩式，高二尺八寸，可以放三架琴，桌面采用郭公砖效果最佳，玛瑙石、南阳石、永石则次之，如果选用木制，应该选用质地坚硬的木材，厚度以一寸为宜，再加三层灰漆。郭公砖为空心，在其上弹琴，音效更佳。但从明代的版画及绘画作品来看，明代琴桌的装饰意义已经大过实际使用价值。

在风格装饰上，明式桌案呈现出比较统一的特点：不贪多堆砌，也不曲意雕琢，而是在尺寸比例合宜又实用的基础上，做恰如其分的局部装饰，这样既能体现出家具结构及材质本身的美，又与文人书房的格调相契。看似简单的家具，外形线条却巧妙地融合了曲与直、方与圆。在转角、壸门、牙子等处的线条变化，也蕴含着独特的节奏和动感。曲线流畅，直线刚劲，线与线之间穿插、重叠、错落，在不同的空间和角度上，产生变化灵动、层次丰富的情趣。精巧的结构、优美的线条、简约的装饰，与家具之外的空间一道，建构出无尽的想象空间。文人身处的空间也许只是一间简陋的书房，面前也许只是一张朴素的木案，但是文人的心，却能涵盖天下。

尽护山房万卷书

身为读书人，家中的藏书数量自然不能少，书橱也成了文人必备的家具。明人文震亨（文徵明的曾孙）出身书香门第，著有《长物志》一书。“长物”是身外之物的意思。书中记述与品评的花木、禽鱼、器具之类，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但为我们全方位地展示了晚明文人的精致生活和审美趣味。书中所述的种种器物，是古代文人生活美学的典范。

在《长物志·几榻》中，文震亨提到藏书橱，豪气地写道：“藏书橱须可容万卷，愈阔愈古。”同时，为了方便平日寻找取阅书籍，他又细心地指出，书橱的深度最好“仅可容一册”。既然深度固定了，那么只能在长度和高度上延伸。据文献记载，在明代，“深仅可容一册”的书橱，有“阔至丈余”者。明制一丈约合如今的三米，将如此长度的书橱摆在家里，自然非常有气势，从侧面展现宅第主人的博学。

对于橱的铜部件，文震亨也有极为细致的要求：橱门的铰链不能用白铜，而要用紫铜，因为搭配新做好的书橱，白铜铰链显得过于耀眼，不够内敛。即使用了紫铜构件，式样也必须是旧式，上下两头要像梭子一样尖尖的，且“不用钉钉者为佳”。但实际上，王世襄先生指出，明和清前期家具所用的铜叶，绝大多数是白铜。在金属构件的审美上，文震亨倒是相当反潮流。

照现代人的想法，文震亨连书橱构件的反光都考虑到了，那么对书橱用材的要求也一定更为苛刻吧？然而在谈到书橱的材质时，文震亨认为，表面髹漆、有“黑漆断纹”的书橱，固然是上上之品，但“杂木亦俱可用”，重点不在木材，而在“式贵去俗”。家具上漆皮的裂纹，是因温湿度变化时漆与木材的收缩性不同所致，是一种经过长时间积淀才能产生的现象，有特殊的古雅气息，非常符合文人的审美，所以他将有黑漆断纹的书橱列为第一并不奇怪。然而对于表面不髹漆的书橱，文震亨则认为，只要它们能放书，样式不落俗套，用什么种类的木材不是大问题。这种观点在当时是相当超前的。

明代，紫檀、黄花梨等贵重木材已然成为家具用材，以文家的富裕程度和他本人对生活的讲究程度来说，文震亨不会对这些材料一无所知，即使如此，他依然认为可以用杂木做橱，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他倡导的生活方式精致归精致，但也会讲究物尽其用。书橱是文人生活中的重要家具，式样好的话，没必要用贵重木材来做，如果用了反而像在炫富，不符合“腹有诗书气自华”的文人气质。

关于文人置办书橱乃至橱柜类家具的禁忌，文震亨特别提到，不应该用“竹橱及小木直楞”。原因是：竹橱通常作为货架摆在市场里；“小木直楞”是四面笔直有棱角的小木橱，一般是药店里放药品的。让人联想到市场、药店的橱柜，文人“俱不可用”。借着这些禁忌，文震亨再次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文人家具，必须与文人的生活与身份紧密相关。

不令俗物扰清供

文人收藏古物，历史悠久。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详细记载了她与赵明诚搜集鉴赏前代器物、书画的许多故事。明代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也感叹，“帖拓松窗之下，图展兰室之中”，每日与古物为伴，没有比这更让人静心的事情了。

在清代，出现了一种专门用来放置古器文玩的家具，名曰博古架，又称多宝格。它的特点是框架内高低错落，设置大小不同的格子，用以放置金、玉、铜、瓷等器物。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一套清代《十二美人图》，其中有《博古幽思》一幅，画面上，美人面对着砚台、小瓶等物，正在沉思，她的身边就是雕镂精细、摆满古董的博古架。如今，故宫博物院漱芳斋前殿东次间仍有五具成套的博古架实物。它们靠墙摆放，一字排开，占满整个墙面，与房间的内檐装修浑然一体。里面的每个格子都镶有形态各异的角牙，配上格内琳琅满目的文物，产生“移步换景”的效果，令观者目不暇接。

除了放在大片墙面旁，博古架也可以放置在室内需要隔断的位置，这样既保持了房间内原有的空间感，又起到了划分功能区的作用。

博古架看似结构简单，但设计起来实非易事。它由基座和格架两部分组成，通常基座的平面尺寸略大于格架，使家具整体有稳固恒定之感。格架又分为外框与芯子，形状和尺寸根据室内的空间规模和需要展示的物件尺寸而定。外框形状各异，有方形、长方形、马蹄形等；芯子通常由矩形、圆形、阶梯形等大小不一的几何图形组成，统一之中富有变化，错落有致，虚实相生。玲珑的格架做工精细，摆上富有历史气息的古董，反映出主人的文化素养，格架自身也成为室内别具一格的装饰要素。

至今此物世称珍

某一种特定家具风格的形成，与相应消费群体的审美认可是分不开的。中国古代家具，尤其是流传至今的明清家具，拥有强大的艺术魅力，一部分原因是当时的文人群体深度参与了它们的设计，在尺寸、比例、式样、工艺、材质等各方面提出具体、细致和相当个性化的要求，为成品家具赋予了独特的风格。王世襄先生甚至将明至清前期称为“传统家具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家具品类数量之丰富、艺术价值之高可见一斑。

其实，制作家具本是匠人之事，历代士大夫多耻于为之。然而明代文人以率真的性情和对生活的热爱，积极参与家具的设计制作，将审美与实用、文人趣味与民间手工业相结合，在中国家具的发展史上写下了绚丽的篇章。当然，若论系统的设计思想，那时的文人不大可能懂得人体工学、色彩心理学等现代理论，但他们有一种融会贯通的能力，可以通过自身的体验，形成对家具外观美丑、是否符合自己身份、使用起来舒适与否的直观认识，从而让抽象的文人审美在日常生活中具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