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不夜是凉州

公元前121年，19岁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领万名精锐铁骑，穿过乌鞘岭，直取焉支山，匈奴人哀歌曰：“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亡我祁连山，令我六畜不蕃息。”随后，西汉在原休屠王领地置武威郡，以彰武功军威，震慑四方。

武威，古称凉州、雍州、姑臧。其地处河西走廊的东端，自古以来是“人烟扑地桑柘稠”的丰饶富庶之地，更是“通一线于广漠，控五郡之咽喉”的丝绸之路要冲。千年以降，“五凉古都、河西都会”不只激荡着少年勇士“匈奴未灭，何以家为”的壮志雄心，长鸣着中原王朝“扬旗拂昆仑，伐鼓震蒲昌”的出征号角，还孕育出迁客骚人“天子忧凉州，严程到须早”的边塞诗文，传承着经师鸿儒与文学弟子“书城不夜”的繁盛儒风和绵延不绝的“云汉天章”，最终在旌旗猎猎中铸就“文风鼎盛，甲于秦陇”的儒家名城。

经师讲学 儒业西迁 

武以止戈，文以归心。武威建郡后，“徙民实边”“屯垦戍边”的政策不仅为“河西门户”带来了繁荣和安定，也带来了中原文化。遵从汉武帝“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的旨意，武威郡也设立了学宫，但当时的学宫还只是儒者集会的场所。

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时，武威已设立官学。当时的朝廷制定了中央和地方学制系统，在郡国称学，在县称校，在乡称庠，在村称序。据1959年出土于磨嘴子西汉墓的《仪礼》简所载“河平□年四月四日诸文学弟子出谷五千余斛”，当地有儒家经典传授的历史应至早可推及汉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

东汉建武元年（25年），光武帝任南阳名儒任延为武威太守。为宣教“孝悌仁义”、移风易俗，任延建立武威郡国学馆，规定“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所以“郡遂有儒雅之士”。

武威郡学的经师鸿儒、弟子和历年著录的门生，常有数十数百之多。不少求学者背井离乡，远行千里，负笈寻师。经师讲授的课程与中央太学相同，主要是《诗》《书》《礼》《易》《春秋》儒家五经，天文、历法、算学、律学、医学等科技也有所传授。教学形式则主要是经师个别传授，伴以高足转授和集众讲授等。经师由文学官充任，又称文学祭酒、文学师等。郡学的学生称文学弟子，在郡学毕业后，可升入中央太学学习。

除了官学，汉代武威的私学也颇为盛行，学生甚众。私人蒙学称“书馆”，教师称“书师”，主要用《仓颉篇》《急救篇》等教蒙童识字。书师们往往自立精舍，以招远方求学之士，学生则大多矢志求知、经年不归。到处是经师讲学，到处是学生聚集，学风蔚然。

被《唐会要》尊为“魏晋八君子”之首的曹魏开国功臣贾翊（字文和，谥号“肃侯”），是地道的武威姑臧（今武威市凉州区）人，而他早年声名乍起和功业初建时的根基，也全都与乡梓密切相关。可以说，作为上承两汉下启魏晋的凉州儒士代表，肃侯贾文和用自己的文韬武略和机谋权变，使武威儒业在史书上留下了赫赫盛名。而他倾心辅佐的曹操，在汉献帝建安八年（203年）时也曾下令郡国各修文学，时属魏国的凉州亦奉令建立了官学。

及至魏明帝太和二年（228年），徐邈出任凉州刺史，在武威兴建学校，施行教化。紧接着，齐王正始、嘉平年间，先是范粲迁武威太守，“选良吏、立学校”；又是条茂继任武威太守后，在姑臧灵渊池修建双阙，辟为学宫，这一系列举措使得当地文教日渐昌盛。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年），张轨出任凉州刺史，“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自此凉州儒学大兴。其后的凉州牧张重华同样重视儒业传授，一时间“在朝卿士、郡县守令……受业独拜床下者二千余人”，可谓盛况空前。

魏晋南北朝、十六国时期，中原长期战乱，河西地区却相对稳定，引得中原学者纷纷西迁。如前凉国主张骏（张轨之孙）“以右长史任处领国子祭酒”，于姑臧“立辟雍、明堂而行礼焉”；北凉国主沮渠蒙逊博学多识、礼贤重教，拜一代硕儒刘昞为秘书郎，并为其在姑臧西苑修筑了陆沉观，作为其讲学授徒之地；其子沮渠牧犍更是尊刘昞为国师，不仅亲自致拜，还“命官属以下皆北面受业焉”（古代学生敬师之礼）。而北魏灭北凉后，太武帝拓跋焘从姑臧带走大批知识分子，极大地推动了鲜卑政权从政治到文教的迅猛发展。

这一时期，河西地区荟萃了众多博学之士，官学繁荣、私学昌盛，文教事业欣欣向荣，达到甚至超越了中原地区的水平，成为北方文化中心。这里涌现出被称为“凉土才华”“同修国史”的段承根、阴仲达，开创五言诗先河的著名诗人阴铿等不少名士，《资治通鉴》言：“凉州自张氏以来，号为多士。”

科举兴儒 教化四方

隋炀帝大业二年（606年），科举制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与“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历史终于走向没落。

儒韵悠长的凉州也乘上了科举取士的东风，无数地位低下或出身寒微的武威学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巡幸张掖，使得整个凉州儒学较以前更为兴盛。

到了唐代，凉州属陇右道，姑臧作为治所，设有府儒学。学生入学，由府州县长官选补，可免除课役，并享受一定的物资供应。学子除研习儒家经典外，还须学习书法、时务策以及礼仪。考试重在岁考，合格者可由县学升入府学，再由府学升入四门学，充作俊士或直接参加科考，也可由地方官员委任相应的官职。

日渐完善的科举制度进一步激发了凉州儒学的活力，府儒学设府长史负责行政管理，另置博士、助教、授徒负责传道授业。学科则分大、中、小三经，《礼记》《左传》为大经，学三年；《诗经》《周礼》《周易》为中经，学两年；《尚书》《公羊》《谷梁》为小经，学一年半；《论语》《孝经》学一年。

隋唐三百年间，《凉州词》横空出世，岑参、高适、王之涣、王翰、王昌龄，以及骆宾王、陈子昂、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孟浩然、王建、张籍、李益等，都曾在凉州留下脍炙人口的诗篇。而“有机辩，颇窥书籍”的武威郡鹰扬府司马李轨，清廉正直、爱护百姓、以身殉国的段秀实，一门三尚书的石盛、石彦辞和石朗，更是为武威人挣足脸面，向世人展示着当地的蔚然儒风。

遗憾的是，安史之乱令唐王朝一蹶不振。763年，吐蕃先后占领凉州和河西走廊，儒学兴盛的武威人口骤降、百业俱废、文化荒芜，自此元气大伤。

至两宋，凉州先是被吐蕃长期占据，战事不断；1003年，又被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攻陷，几十年后成了西夏的陪都。长期脱离中原王朝的统治，陆上丝绸之路被阻滞，河西走廊上的驼铃声越来越稀少，凉州的儒家文化也陷入了漫长的蛰伏期。

西夏占据凉州后，为党项族和汉人中的学问精深者授予官职，恢复文庙，敕令各地兴学授徒，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党项人“崇武”的观念。追慕汉家文化的西夏国主李元昊，还命大臣野利仁荣依照汉字结构，创制6000余个西夏文字，翻译《孟子》《孝经》《尔雅》《四官杂学》等作为教科书。如此，儒家功业在一片惨淡里再次泛起微光。

元代以凉州为西凉府，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西凉府降为西凉州，归属永昌路。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元政府恢复科举，在甘肃行省治所甘州（今甘肃省张掖市）设儒学提举司，管理所属路、府、州、县学。顺帝至正四年（1344年），永昌路设宣慰使司，管理路学。当时儒生学习的主要内容除“五经”外，须修《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元代虽然开始兴学设教、恢复儒学，可被吐蕃、西夏隔断的汉族儒业元气大伤，近乎沦为外来文化，凉州儒学仍在经历至暗时代。尽管当时有不少凉州出身的儒士如余阙、斡栾等，皆因才学高深受到朝廷重用，但考取文进士功名的仅有后来参与编修宋辽金三史、官至正二品淮南行省左丞的余阙。

明秀好学 儒冠陇右

到了明代，随着大量移民，内地和南方的不少学者跟着戍边将士进入凉州，他们的家属自然也与之同来。在外来文武看来，此时武威儒学满目疮痍，没有大点儿的学校，没有像样的学堂，镇番（今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古浪（今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等地甚至连考举人的名额都没有，这都直接使得外地人无法安心在此生活。

留人先留心，下一代的教育无疑是外来文武都十分关心的问题。明英宗正统二年（1437年），镇守凉州的兵部右侍郎徐晞因“睹将校子弟，多明秀好学，而未设学舍，以为讲肆之所”，于是请命朝廷在当地设学授业。政府同意后，加上地方各界的支持和资助，武威文庙仅用两年的时间即告完成，其规模“壮伟宏耀，为陇右学宫之冠”，此后历经明、清及民国年间多次重修扩建，日趋完整。徐晞在文庙西侧设凉州儒学，置学额20名，学生学习还是以“四书五经”为主要教材，兼学明朝的《御制大诰》《大明律》等。为招考生员，他在城西南隅另设考院，考试分岁考与科考两种，岁考每年一次，科考隔年一次。

明英宗天顺四年（1460年），也就是徐晞兴建文庙23年后，儒生李锐成为从武威文庙走出的第一个进士。一时间，文庙内的读书声愈发清朗，“鲤鱼跃龙门”的成功先例给了明伦堂里读书的秀才们莫大的鼓舞。

明成化十一年（1475年），镇番卫守备马昭、掌印守备王贤和生员（秀才）段珽、文粮、李瀚、朱成等人共同呈请办学，经陕西巡抚朱英奏请朝廷获准。成化十三年（1477年），第一任卫训导周琮在城东街利用社学旧址创建儒学，收录童试合格的生员入学深造，为之传道授业。

武威文庙的兴建加速了凉州文脉的恢复，有明一代，武威中文举者9人、贡生者73人，文进士1人。

武威儒学的第三度兴盛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1701年），武廷适任凉庄道宪来到武威。看到文庙被风雨剥蚀、鸟鼠摧残，他带头捐款修葺，又在武威城东北隅北府署旧址捐资创建了成章书院。落成后的成章书院“地势高敞，规模焕然。工毕择日开衡文之堂，朋来之亭，延师友，萃诸生，群聚肄业”。

雍正二年（1724年），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府治设在武威县。凉州卫儒学改为凉州府儒学，地址在文庙以西。同年，古浪县儒学创立。雍正四年（1726年），清政府又创设了武威县儒学，并设立武威考院。从此，武威、永昌、镇番、古浪、平番五县的读书人再也不用长途跋涉参加科考，在本地即可考取生员。

儒学的昌盛也促进了书院的兴起。武廷适创建的成章书院和天梯书院、北溟书院、雍凉书院并称凉州“四大书院”，其中天梯书院、雍凉书院因管理有方、教育得力，学风蔚然、人才济济，在整个甘肃都颇负盛名。作为府、县儒学的重要补充，清代凉州还兴办义学、社学、私塾多所。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命各省改公祠、书院为义学，“延师授徒，以广文教”，武威相继建立十余处义学。乾隆十二年（1747年），武威县令李如琎倡导建社学五处。

自顺治八年至光绪二十九年（16 51年—1903年）的252年间，特别是历经康、雍、乾三代大力倡导“崇儒重道”，并特开“博学鸿词科”，广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辈，武威终于迎来科举史上最为“英华荟萃，人才辈出”的时代。58名进士、332名举人、713名贡生出自武威儒学，经史大学者张澍、两江总督牛鉴皆堪为表率。“古文之盛，前古罕闻”的辉煌可见一斑。

这，就是武威，由此一洗西北刚烈之风、寒凉之气，演变成一座儒雅醇厚之城。正所谓：“武威莫道是边城，文物前贤起后生；不见古来盛名下，先于李益有阴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