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浪漫的中国本土神话

神话，是人类幼年时代的童话与歌谣。

在蛮荒时期，先民们凭借集体的大智慧和瑰丽的想象力，把他们对自然现象、生命本身的有限认知和幻想融入解读、改造甚至是征服世界的壮丽颂歌中。他们创造出的创世神、自然神以及半人半神的英雄人物，是一种对自我超越的强烈渴望，也是对美好未来的殷切向往。

诞生于洪荒的神话，是一个文明悠远恢宏、一个民族思想智慧的最好证明。那些瑰丽浪漫的神话故事，记载了中华民族不可磨灭的原初的心路历程，是镌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心头永恒的经典。

“无字”经典

文字诞生之前，我们的先民们口头创作的神话传说已流布华夏，成为上古历史的源头之一。因此，有人说中国的神话是比《诗经》《春秋》更久远、更古老的“无字”经典。

想象大胆、情节离奇、景象宏大的神话故事，虽然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却离不开原始先民现实生活土壤的滋养，折射出上古时期的种种生存图景。拨开笼罩在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和大禹等神话人物身上的幻想迷雾，隐约可见古代先民的所思所想，乃至史前重大事件的几缕印痕。

在中华文明的创世神话里，盘古开天辟地和女娲抟泥造人，既是带有浓烈东方色彩的奇幻遐想，也映射了先民对宇宙洪荒的诞生、人类自身起源的想象性探索；燧人氏钻木取火和大禹治水，标志着远古先民掌握火源、治理水患，进而改造自然这一革命性的重大进步；驱使猛兽、诸神参与的炎黄大战，象征性地记录了华夏各部族从冲突走向融合的历史进程。

被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中，出现了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与炎帝大战于阪泉之野的奇幻场景。至于商、周二族的始祖—殷契、后稷的诞生，司马迁更是直接以“感生神话”作为史实素材。相传，殷契的母亲简狄吞吃了玄鸟的卵，生下了殷契；后稷的母亲姜嫄因为脚踩巨人的足迹，于是有孕生子。这些感生神话，或许正是中华民族经历母系氏族社会的久远印记。

结绳记事的上古，教化民众迥异于今天。那些寄寓着顽强抗争、不畏艰险、自强不息精神的神话故事，在口口相传、代代相沿的过程中，发挥着润物无声的教化之功，成为远古民众孕育民族精神、认同伦理价值无可替代的有效载体。

为了改变被大山阻隔的生存困境，愚公决意率领一家老小乃至世代子孙挖走太行、王屋两座大山，这一行为最终感动天帝，帮其将山移走。在倔强的愚公身上，人们恍惚看到了一个个敢于与自然抗争的先民，看似不可能实现的“移山”之志，正是他们改天换地的强烈愿望和宏伟气魄。无独有偶，精卫填海亦是古人敢于与自然抗争的另一种神话书写。

远古的大洪水，曾给各民族带来深重灾难，也催生出众多关于洪水的神话。不同于西方神话里通过“挪亚方舟”来避难与救赎，直面自然水患的鲧、禹父子，要为民兴利除害，“劳身焦思”的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历经13年终于根除水害，造福苍生。为天下百姓的利益赴汤蹈火、在所不惜的献身精神，在“神农尝百草”中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由于民多疾病，神农发誓要尝遍百草以拯救百姓，“一日而遇七十毒”，最后不幸毒发身亡。

西方多有太阳神传说，唯有中国的神话里有人敢于挑战太阳。当远古的天空同时出现10个太阳，炙烤大地万物，万民苦不堪言时，英雄后羿张弓搭箭，射落九日，救民众于水火。在英雄神话里，刑天是另一位不畏天神的英雄人物，陶渊明曾用“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的诗句，赞颂他不屈不挠、勇于斗争的英雄气概。

就这样，远古神话伴随着我们的先人度过了漫长岁月，如春风细雨一般，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性格，凝聚起中国人共同的精神追求，积淀出一种不懈奋斗的韧劲和底气。

文明“探源”

子贡曾经问孔子：“古者黄帝四面，信乎？”孔子答道，此话意为黄帝派遣使者来治理四方，并非如神话传说中说的有4张脸。然而，在出土文物中屡屡出现四面神人的形象，如湖南宁乡出土的大禾人面纹方鼎、江苏阜宁出土的神人兽面玉琮。可见，拥有4张脸的神人形象或许才是“黄帝四面”之说的本意，它也是我们中华文明的古早样态之一。

今天，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最大的成果之一，是神话图像与神话物象的不断发现。

如山西陶寺遗址出土的彩绘蟠龙盘、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这些珍贵的史前文物一目了然地彰显着中华龙文化的早期叙事。更早的红山文化遗址中，还出土了多种玉龙，这些奇异的形象是现实生活中没有的，可能是动物形象和神灵元素融合的产物，寄托着先民高远的理想与愿望。

在惊艳世人的三星堆遗址发现中，纵目长耳的青铜面具、高大直立的铜人都不是人类的形象，而是被膜拜的神灵，通过这些物象的无言叙说，我们得见一段尘封已久的古蜀神话。在良渚文化遗址中，出土了众多的玉琮和玉璧，这些上古巫师用来沟通上天或神明的“法器”，表面被精心雕琢出一幅幅神人兽面神徽图案，它们或许就是良渚神话和神明崇拜的图像记录。

可以说，神话是文明的第一缕曙光。神话学与考古学联手文明探源，这是中华文明研究的一件大事，而众多神话物象的问世，堪称中华文明探源最耀眼的收获。很难想象，如果红山文化没有女神像，良渚文化没有“玉琮王”，陶寺遗址没有彩绘蟠龙盘，二里头遗址没有绿松石龙形器，三星堆遗址没有青铜立人像，这些璀璨的地域文明必然会黯然失色。

当年，屈原被楚王放逐后，他在楚国的先王之庙与公卿祠堂之上看到绘有各种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的图画，屈原“仰见图画，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于是有了《天问》。今天，一次次考古发掘，一幅幅岩画、壁画及其他文物，都可能包含着如屈原所见的神话性情节与背后的意义。

如花山岩画中的祭祀图像、河姆渡文化“双凤朝阳”图像，它们或者是神话时代最直接的史料，或者本身就是神话、传说的一部分。神话可以是口口相传的神奇叙事；也可以是以直观视觉、艺术物象为重要载体而形成的另一种超越语言的记录与叙事系统；它在确保神话稳定流传之余，还是一种更加直观的文明传承。

诗性智慧

除了帮助人们追寻中华民族的文明源头，神话浪漫地表达着上古先民把握外在世界的智慧与经验，其中蕴含了大量的诗性智慧和艺术灵光，不断启迪着后世的诗歌创作。

源于创生神话、女神神话、自然神话等原始神话意象，如高唐神女、汉水女神、田祖、大禹、后稷、商契和旱魃等神话人物充溢于《诗经》《楚辞》等。《诗经·商颂·玄鸟》记载了“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大雅·生民》有“履帝武敏歆”之句，正是这些奇异的感生神话，使商、周王朝始祖的诞生在诗歌中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

《诗经·大雅·云汉》化用“旱魃为虐”这一神话内容，来渲染周宣王时天降大旱，连年饥馑、民不聊生的历史情景。周宣王不得已率领百官虔诚祭祀神灵，祈求早日消除旱灾。神话意象的引入，让诗歌兼具史诗性与神秘性，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历史厚重感。

当神话渐渐被“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的周人理性看待时，南方的楚地仍然保留并诞生了大量光怪陆离、诡异奇妙的神话传说。如屈原的《九歌》，记述的多是祭祀东皇太一、云中君等天神，以及河伯、山鬼等地神的诗歌，其中，关于湘水之神—湘君与湘夫人的诗歌，不仅带有浓厚的神话色彩，还演绎了一个充满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

屈原之后，神话意象以直接化用或间接转用的方式不断被引入诗歌创作，其中唐诗受到神话的影响最为广泛、深刻。唐人将大量神话传说糅入诗歌气象，传承神灵意象，表达那些现实生活里无法达成或言说的美好情愫和超尘祈愿。在唐诗与神话的融合碰撞中，绽放出大胆瑰丽的想象奇花。

李商隐极善于化用神话传说入诗。如“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抒写孤寂凄冷之情，寄托寥落不偶的身世，嫦娥奔月的神话意象被赋予人的情感，铺陈出一种扑朔迷离、含蓄朦胧的诗歌意境。李贺也同样善于为诗歌营造人神交互往来的梦幻世界。他用“女娲炼石补天处，石破天惊逗秋雨”形容现实中的箜篌演奏，乐声穿云而上，直达月宫，吴刚倚桂听乐，彻夜不眠，玉兔不顾寒冷，迷醉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