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仁善邻 协和万邦　中华文明的处世之道

我们，何以成为今天的我们？追根溯源，是因为中华民族五千多年连绵不断的文明史。

文物，是文明的载体，是历史的见证。“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蜀地织锦护臂，承载的是丝绸之路上数千年的民族交融；传世名画《步辇图》，记录的是汉藏自古一家亲的民族情谊；明永乐青花海水纹香炉，彰显的是郑和七次下西洋的磅礴气势……这一件件散布在中华大地上的瑰宝，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绵延于岁月长河，串联起中国自古与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友好往来的历史记忆，更为世人讲述着中华民族一以贯之的处世之道—亲仁善邻、协和万邦。

交融 千年织锦， 见证开放梦想

向往远方，是人类内心深处一种与生俱来的渴望。

汉朝，中国历史上一个强盛的朝代。玉门关以西的新疆和中亚等地区被称作“西域”。对于生活在中原的人们来说，打通河西走廊，前往更为辽阔的西域，是他们长久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公元前13 8年，西汉的张骞肩负和平友好的使命，率领使团从长安出发，两次踏上出使西域的行程，凿空万里，开拓出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绸之路。这不仅极大地开阔了中原人民的视野，同时也让汉王朝的声威和汉文化传播到了当时的西域各国，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各国友好往来的序幕。

1995年10月，昆仑山下，中日联合考古队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处汉墓中有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发现—1号墓地8号墓中的男性贵族周身穿戴华贵的服饰，其右臂旁一枚色彩绚丽的织锦护臂格外引人注目。护臂质地为蜀锦，即汉代最高级的五重平纹经锦，每平方厘米中有经线2 20根、纬线4 8根，采用经线提花的织造方法制作，以蓝、绿、红、黄、白五色经线对应五大行星，织出星纹、云纹、凤凰、鸾鸟、麒麟、白虎等祥瑞纹样。在织锦的彩色纹样间，8个篆体汉字错落有致，跃然而出—“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这是迄今为止在新疆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二字。丝之纤细、线之密集，代表着当时我国乃至世界上丝绸织造工艺的顶极水平。“五星”指金、木、水、火、土五大行星。在古代，“五星聚合”被认为是最吉利的天象。这件诞生于汉代的“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织锦护臂，被誉为２0世纪中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用一针一线彰显出中华民族古老的信仰与智慧——

“ 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从千百年前起，中华民族对宇宙星空的探索就从未停止。两千多年前，昆仑山下有一条尼雅河，孕育出神秘富庶的精绝古国，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也是丝绸之路南道的必经之地。这件由蜀锦匠人专门为汉朝皇家织造的护臂，应当是中原王朝对精绝古国的馈赠，被东汉后期一位精绝国王当作守护神物带进了坟墓。根据史料文献记载，“五星聚合”的天象在汉代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刘邦建立汉朝时，另一次就是赵充国将军平定西羌时。时间退回到公元前61年，年逾七旬的汉代大将赵充国督师前往西陲，迎击羌人的进犯。这位谙熟边情、通晓羌事的老将采取“分而治之，屯田久战，和平戍边”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顺利平定了羌乱，使西羌族人诚心归附，维护了边疆稳定，促进了民族团结，最终让汉宣帝诏书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吉瑞天象成为历史事实。

绚烂的色彩、繁复的工艺、神奇的纹饰、激扬的文字、祥瑞的意蕴，“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汉代织锦护臂将我国古代天文、地理、军事、织造、美术、书法等多方面的历史文化积淀融为一体，浓缩成千丝万缕，细密编织成这一掌见方的护臂，闪烁着文明的光泽，逾千年而益新，更饱含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它出现在远离中原数千公里的尼雅遗址，不仅证实了汉王朝治理建设西域绿洲城郭的辉煌成就，也见证了千百年前丝绸之路上民族团结交融的繁荣历史，更昭示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生生不息的伟大传递。

“五星会聚，辉耀东方；万民归心，家国一统”，这是千百年前中国人的美好期盼，也是今天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

交响 恢宏石窟， 演绎文明互鉴

古往今来，凡地域的辉煌和发展，无一不与道路息息相关。

丝路漫漫，驼铃悠悠。自汉代丝绸之路开通后，无数使臣、将士、商贾、僧侣从这条绵延千里、横亘中西的通道上走过，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在这个舞台上进行着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交流、碰撞和融合。

丝绸，像强劲的东风出塞远行；与此同时，佛教则像温润的西风，拂过中原大地。

山西大同，取“天下大同”之意，古称“平城”，是古代中原通往西北边塞的门户，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它曾作为北魏政权的都城存在了长达97年之久。在此期间，拓跋鲜卑一族完成了对北方山河的统一，建立了北魏，民族交流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融合的繁荣阶段。云冈石窟便是北魏王朝集国家力量、调用全国各地技艺高超的艺术家与工匠，倾心打造的一座艺术丰碑。

作为佛教艺术东传中国后，第一次由一个民族用一个朝代的时间雕作而成的具有皇家风范的佛教艺术宝库，云冈石窟以规模宏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内涵丰富而驰名中外。它犹如一部刻在山崖岩石上的史书，镌刻着北魏时期融汇东西、贯通南北的民族化进程，无声地记录了公元5世纪中国与亚洲各国友好往来、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的璀璨历史。

其中，昙曜五窟作为开凿时间最早、气魄最为宏大的窟群，是北魏石窟艺术中鲜卑族精神的代表，也是西域造像艺术东传中国后的典型。在造像上，昙曜五窟的佛像体形高大、面相丰圆、高鼻深目、双肩齐挺，显示出浑厚劲健的造像风格，给人以顶天立地、旷世无双的感受。这些造像身着半袒右肩或通肩式袈裟，袈裟质料厚重、纹路凸起、线条紧密，结合了印度秣菟罗、犍陀罗艺术风格，浸透着北魏早期雕刻艺术的干练气质，也体现出中原传统的审美特征以及拓跋鲜卑民族的精神面貌。

昙曜之后，开凿仍在继续。从公元465年到494年，云冈石窟迎来开窟造像的兴盛时期。北魏时期的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说：“凿石开山，因岩结构，真容巨壮，世法所希。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描绘的就是云冈石窟。这一时期以五华洞为代表，由于营造于北魏民族变革、文化更新的时代，石窟造像汉风渐浓，其窟形、布局及题材、内容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民族化特色。古印度建筑的雄浑壮阔、古希腊建筑的精巧柔美、汉式建筑的富丽堂皇，内容繁复、雕饰精美的雕刻艺术将多元文化的荟萃融合表现得淋漓尽致。

走进云冈石窟第12窟音乐窟，仿佛走进了一部辉煌的世界音乐史。中原传统乐舞、鲜卑族乐舞、西域乐舞、西凉乐舞及高丽乐舞争奇斗艳，气韵奔放；齐鼓、排箫、琵琶、横笛、琴、五弦、筚篥、箜篌、腰鼓、义嘴笛、法螺等数十种乐器齐聚一堂，欢奏齐鸣，犹如一曲气势恢宏的交响乐，融合了中国南北方、西域以及中亚的音乐精华，演绎着各民族友好交流的和谐乐章。

这华丽动听的交响乐穿越历史的烟云，在岁月变迁中萦绕不绝，将遥远时代里人类文明交往的故事娓娓道来：1600多年的沧桑，25 4个窟龛18000余平方米雕刻的恢宏，59000余座造像的智慧……蕴涵着一种文明勇于与其他文明互鉴的博大胸怀，也凝结着一个民族兼容并蓄的文化追求。

交流 传世名画， 彰显敦亲睦邻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开放包容的胸怀，自信积极地同域外民族展开经济交往和文化交流，开创了与邻为善、和睦敦亲的美好盛景。

历经289年的壮阔历史，国家统一、政治安定、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唐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包容姿态，创造出光辉璀璨的文化成就，让中国成为当时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民族团结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阎立本的传世名画《步辇图》就是汉藏友好往来的记录与见证。

展开《步辇图》，一幅吐蕃使臣觐见唐太宗的场景生动跃然于纸上：画面右侧，一顶华盖伞，两把屏风扇，面目俊朗、神情庄重的唐太宗身穿黄色便装，头戴黑色幞头，端坐于步辇之上，威严自若。在其身旁，9名宫女或手抬步辇，或手执掌扇，或扛举华盖，仪态万方，缓缓簇拥着太宗前行；画面左侧，三人恭恭敬敬地候迎唐太宗的到来。站在最前方的引见官员身穿红袍，手执笏板，身体微向前倾，仿佛正在郑重禀报。在他身后之人体形瘦小，身着当时西域流行的联珠纹袍，腰系玉佩香囊，拱手肃立，神情敬畏，此人正是吐蕃派来求亲的使者禄东赞。旁边还有一个身着白袍的唐朝官员，其双手捧立，应为翻译官。

全卷设色典雅沉净，线条流畅圆劲，构图错落、富有变化。画家运用了红、黑、绿、白等重彩进行晕染，大面积红绿色块交错呼应，映衬出一派祥和、喜庆的气氛。觐见三人微微仰望的神情和唐太宗略略俯视的目光交融，构成一幅节奏鲜明、和谐统一的完美画卷。

仔细观察，唐太宗的威严、禄东赞的虔敬、引见官员的沉着、宫女的恭谨以及翻译官的紧张都被形象地展现出来。人物表情、姿态生动传神，人物靴筒及衣饰立体感十足，不同民族和身份都表现得真实得体，写照之间更能曲传神韵。从画面传递的气氛中，我们能感受到吐蕃使臣在通婚上的诚意，也看到唐太宗允诺时的庄重。

历史的瞬间，凝固在阎立本的笔墨中，有了一番清晰的模样：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对大唐有着深厚的仰慕之情，派遣名相禄东赞作为使臣来长安拜见唐太宗李世民，希望通过和亲的方式，加强与中原王朝的联系，以示两族永结同心。

唐王朝的繁荣强大、唐太宗的开放包容，以及松赞干布的英明才干，缔结和发展了唐蕃交好的亲密情谊。公元641年，一支浩荡的和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向吐蕃进发。文成公主在唐送亲使江夏王李道宗和吐蕃迎亲专使禄东赞的伴随下，到达唐朝下属的吐谷浑。

出嫁的文成公主热爱西藏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为那里带去了中原的大批丝织品以及诗文、农书、史书、医典、历法等众多文化成果，深受百姓爱戴。在她的影响下，中原地区汉族的碾磨、纺织、陶器、造纸、酿酒等工艺陆续传到吐蕃，对吐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增进了大唐和吐蕃之间的友好交流，促进了汉藏的融合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