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绘画里的家国情愁

所谓“文人画”，特指文人士大夫创作的绘画。自魏晋、唐宋以来，出现了王维、董源、巨然和苏轼等一大批文人画家。他们寄情于山水，以造化为师，将个人情志倾注于画中，融诗、书、画、印于一体，从而展现出遗世独立、孤高清远等非凡气质。

自北宋末年以后，文人们为迎合皇室喜好，纷纷追求“院体画风”，创作时过分讲究工整、细腻、华丽，富于装饰性，让画坛尽失生气。赵孟頫对此非常反感，于是便提出“作画贵有古意”，要以“云山为师”“以书入画”等艺术主张。他在山水、人物、花鸟、鞍马画等方面独辟蹊径，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为“文人画”的推陈出新开辟了新的路径，并对后世的画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正如明人王世贞所言：“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

赵孟頫曾在《送吴幼清南还序》中说：“士少而学之于家，盖亦欲出而用之于国，使圣贤之泽沛然及于天下，此学者之初心”。然而元朝廷对赵宋后裔的猜忌和排斥却使赵孟难以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昔日旧友对他折节仕元也多有垢病，这让他内心深处愧疚不已，愁肠百结无以排解。于是，寓意于画，托物言志，将人生感悟和家国情愁寄情于丹青，就成为他宣泄心绪的特殊方式。但也正是这样，他的画作才别具风采、意匠不凡。

山水图中的笔情墨意

山水画，无疑是中国人表达情思最为倚重的艺术形式之一。以山为德、以水为性的内在修为意识，咫尺天涯的视错觉意识，意境、格调、气韵和色调等，都是画家演绎人文情感的依托。

赵孟頫画山水，完全摈弃了南宋的院体画风，特别崇尚“晋唐古意”，在继承唐、五代诸家的基础上别开生面，追求中和、雅正、清幽、旷远的境界，为元代的山水画带来新的气象。如他的《洞庭东山图》《江村渔乐图》《重江叠嶂图》《鹊华秋色图》《双松平远图》《水村图》《谢幼舆丘壑图》等，都是山水画中的杰作。

《谢幼舆丘壑图》描绘的是两晋名士谢鲲的故事。谢鲲字幼舆，喜老庄，善抚琴，常游荡于山水之间。画家以大青绿画法，勾勒出渚岸连绵、众石层叠、溪水环绕、青松疏散的山野风光。全图不用皴笔，只以浓重的石青石绿晕染。画中人物身穿道袍坐在铺着席子的巨石上，听阵阵松涛，观潺潺溪水，意态闲适，物我两忘。画作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一个归隐士大夫超脱、放达的精神状态，也透露出赵孟頫身在官场却心向山林的矛盾心理。

《鹊华秋色图》更是水墨浅绛山水画的杰作，不仅画技高超，所表达的内涵更是情深意长。画家在画中自题道：“公谨父，齐人也。余通守齐州，罢官来归，为公谨说齐之山川，独华不注最知名，见于左氏。而其状又峻峭特立，有足奇者，乃为作此图。其东则鹊山也。命之曰‘鹊华秋色’云。”当年他担任同知济南路通管府事，因不肯奉迎长官旨意，屡屡被同僚中伤。元成宗便以召修《世祖实录》为名，将他调离了济南，于是便有了“罢官来归”之辞。

趁回吴兴省亲之时，他看望了好友周密。周密字公谨，是宋末的知名学者，祖籍在山东齐州。北宋灭亡后，对故乡一往情深的周密因“家乡路遥归梦难”，特意为自己取号为“华不注山人”以寄乡愁，这自然也引起赵孟頫的强烈共鸣。所以，当赵孟頫从山东归来，与周密聊起故乡，不免唏嘘良久，于是专门为周密画出他家乡最为峻峭奇特的鹊山和华不注山美景，以慰好友故国之思。

展开《鹊华秋色图》，呈现眼前的是一派山川清远、天高气朗的田园秋色。鹊山坡缓顶圆，华山孤绝陡峭。两山对峙，均以花青罩染，鹊山用披麻皴勾勒山势走向，华山以荷叶皴表现山体脉络。两山之前河湖纵横，草木丛生，四野开阔。林下的民舍错落有致，门前散养着几只山羊。各种林木杂草随着秋风变幻，有的青翠依旧，有的霜叶似花，还有几棵老树掉光了叶子，形似枯木。湖边有几只靠岸的小船，湖心还有渔夫在轻舟上撑篙、捕捞……画家以自己高超的绘画技法把浓郁的乡愁倾注在画卷里。赵孟頫借着鹊华秋色，表达对故国旧时繁华的深深怀念，也使这幅田园牧歌般的神品，成为寄托画家心中情愫的桃花源。

人物画中的心念心声

中国古代的人物画，至唐宋时已细分为道释、仕女、肖像、风俗、故事画诸类。赵孟頫也是人物画大师。如他的《孔子颜子曾子三圣像》《宣圣像》《伏生授经图》等，表现出他对儒家仁义忠孝和修齐治平理想的追求，《老子像》《松下老子图》《列仙图》等则表达他对清静自在、超然物外的精神境界的向往，借《无量寿佛图》《药师如来像》《红衣罗汉图》等佛家人物，颂扬释家慈悲之心。他画中的人物好像都是世人熟悉的形象，一个个呼之欲出，天趣盎然。其实，这都是他在遇到了挫折与磨难时，希望能与先哲进行心灵的对话，寻求超脱。

在《红衣罗汉图》中，梵僧面相的红衣罗汉盘腿坐于铺着红色坐垫的青石堆上，他头顶佛光，左手前伸，手心向上，石缝间的绿草中开出两朵红花，表明春天来临，万物复苏。罗汉面前放着一双红色木屐，身后一棵枝繁叶茂的菩提树上缠绕着葛藤。佛教通常以葛藤比喻烦恼。

除了深邃的禅思，《红衣罗汉图》中的罗汉面相显得古典、深沉，与唐代人物画的古朴典雅别无二致。赵孟頫晚年在画上作跋：“此卷余十七年前所作，粗有古意，未知观者以为何如也。”这里，他特别向后世观画者发问：我画中的古意，你看出来了吗？有研究者认为这幅画其实是画给南宋恭帝赵的。当年他降元后在西藏萨伽寺出家，赵孟頫或以红衣罗汉来寄托自己对故国的情思。

《东坡笠屐图》是赵孟頫以大文豪苏轼谪居海南为题材所绘的作品。当年苏轼在朝中多次遭遇政治打击，经一贬再贬，最后一直被贬到了海南儋州。这对于立志“以天下为己任”的苏轼来说，无疑是莫大的困厄，但苏轼泰然处之，并很快融入当地百姓的生活。他常头戴竹笠、脚穿木屐，信步畅游于村野乡邻。这种乐观豁达、淡泊平静的精神面貌，正是赵孟頫身处逆境时无比崇尚的境界。因此，赵孟頫特地创作了这幅《东坡笠屐图》，并且一改工笔设色等繁缛笔法，只以极简练的素描线条，寥寥数笔，勾勒出苏轼箬笠木屐、竹杖飘然的潇洒神态。同时，赵孟頫在画中对“竹笠”“竹杖”“木屐”三大“宝物”近乎写实的刻意着笔，对苏轼浓眉美髯、粲然微笑的传神描绘以及素衫宽衣、软带仙风的信手轻写，都是笔笔出神，表现出他在人物画上高超的艺术功力。在中国古代人物画史上，他的这幅素描《东坡笠屐图》成为文人以画寄情的典范，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精神的生动写照。

花鸟画里的孤傲气节

以花、鸟、虫等动植物为内容的花鸟画，是中国画坛的经典系列之一。它从远古时期简洁的花鸟线纹，历经两汉、六朝及隋唐、五代，至北宋时发展成为题材类型丰富、技法体系完备的中国传统绘画的一门重要画科。特别是文同、苏轼等著名文人画家，常将崇高、贞洁、虚心、向上、坚强等品格寄于梅、竹、松、兰、石、菊等特定题材之上，从而使花鸟画成为文人抒怀的重要载体。

南宋时期，花鸟画囿于画院陋习而逐渐失去以物寄情的古意。虽“用笔纤细，赋色浓郁”，却全无精彩生动之神。面对当时“古意既亏，百病横生”的花鸟画风，赵孟頫以“贵尚古意”为目标，用“书法入画”等创新技法，创作了一大批以兰、竹、枯木、怪石为题材的花鸟画，引领元代花鸟画摆脱院体束缚，重现文人画的天性。

《枯枝竹石图》正是他“以书入画”技法的代表：图中以飞白书法绘石，以“金错刀”书法写墨竹，以篆籀书法写枯枝。如他在《秀石疏林图》的题跋中所说：“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应八法通。若也有人能会此，须知书画本来同。”这样的画法展现出怪石的峥嵘，竹叶的飘逸，枯枝的奇崛，色彩和谐，气韵贯通，书画联璧，相映生辉，既体现了松石之神，也突出地表现了画家绝尘去俗的心境。

《幽篁戴胜图》是赵孟頫另一幅具有代表性的花鸟作品。展卷凝视，画面上仅有一只戴胜鸟，羽毛蓬松，神情警觉，轻轻地落在一竿枝节分明的修竹上。戴胜颈部羽毛似一条装饰着几串白色珍珠的黑色项圈，显得格外富贵、高雅。整幅画面虽极为简洁，却蕴含着无尽的情思。“幽篁”是竹子的别称，其外直内虚，常被赋予刚直不阿的品性，戴胜则被人们称为“报春鸟”。二者相合，寄托着画家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元末画家倪瓒很能理解赵孟頫作画时的心绪，在题跋中悄然点明：“枝间戴胜乐春晖，政（正）是鸣鸠拂羽时。文采风流今寂寂，鸥波落月想神姿。”大批南宋有识之士都因国破家亡而“寂寂无声”了，只能在“鸥波落月”之时遥想戴胜报春的秀美神姿。家国情愁，可见一斑！

鞍马图中的幽幽归意

在中国古代，马是人们的重要助手，因而古人画马的作品层出不穷。赵孟頫自幼就喜欢画马，并且尽得前辈画马之精要。挣脱束缚的渴望和对自由的向往，一直是他鞍马画的主题。他先后创作了上百幅鞍马画，如今存世的有《天马图》《调良图》《人骑图》《人马图》《古木散马图》《滚尘马图》《秋郊饮马图》和《浴马图》等。这些画中的鞍马与人物，形态逼真，栩栩如生，寄托着他的志趣和理想，还有千里马被禁苑中的悲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