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纳须弥

· 紫砂之历史 ·

“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质朴的陶土器物中，蕴藏着极大的禅意与诗意。宜兴制陶的历史或可追溯至汉代，三国两晋时期，其青瓷烧制技艺可媲美越窑。当地考古发掘出来的古陶瓷，底色多呈红色，含有紫砂泥成分，上釉的区域颇为随心所欲。从粗陶器皿中慢慢唤醒的自由灵魂，渐被融入心心念念的器物中，为同样性灵的文人所赏识。

紫砂壶早期主要用来煮水而不是冲泡。明代散茶瀹泡法流行，饮茶方式由龙团煎煮改为芽茶沏泡。“水火既济而土合”的紫砂，因其本身特殊的物理、化学性质，最宜发挥蕴藉丰富的茶性。由此，紫砂壶也从“潜龙勿用”一跃而“飞龙在天”，成为雅俗共赏的泡茶利器。

史料可考的紫砂壶制作最早始于金沙寺僧。金沙寺僧受作陶匠人的启发，潜心把粗陶推向精致化。据江阴人（今江苏苏州）周高起在《阳羡茗壶系》一书中的记载，金沙寺僧的具体做法是：先将陶泥中较为细腻的泥料除去杂质，然后揉捏成胎，并规整成圆形，再将泥坯中间挖空，接上壶口、壶柄、壶盖以及壶盖纽，最终放在窑中烧制。这与后来的打泥片围身筒的制壶手法不同，显得古朴而更贴近天地自然。

直接传承金沙寺僧制壶技艺的是明代正德、嘉靖年间的供春。在紫砂壶的历史上，被视为“正始”大家的供春之生平众说纷纭，据《阳羡茗壶系》所载，他是宜兴吴氏一脉吴颐山的家童。吴氏一脉文人辈出，《阳羡茗壶系》一书即受吴家赞助，乃专论紫砂壶的第一本著述。据说吴颐山早年在金沙寺读书时，跟随的供春偷偷学会了寺僧的制壶技艺，并改进制壶工具，削竹为刃、斫木为模，借用茶匙等工具，以手工按压方式制壶，因而壶内留有手指螺纹按印。供春把自己的名字印在了壶上，形成了现在的紫砂壶模式。正所谓“供春之壶胜于金玉”，他把紫砂壶从简单粗陋的手工制品发展为古藏雅玩的门类。

之后的紫砂制作工艺日渐提升，到明万历至清顺治年间，宜兴制陶名家时朋之子时大彬开创调砂法制壶，从而“砂粗质古肌理匀”，作品别具情趣，成就了紫砂艺术的第一个高峰。其壶制始于供春壶，更讲究气度韵味，器型古朴风雅，得幽野之趣。明人张大复在《梅花草堂笔谈》中谈到时大彬的作品“如名窑宝刀，不可使满天下，使满天下必不佳”，即伴随文人的左琴右书一般，更宜小众雅玩。

而后清康熙年间陈鸣远的紫砂作品上承明代精粹，下启清代新局。他本身是位文人雅士，品位甚高。清初词坛第一人陈维崧对其作品一见倾心，特别写信把他推荐给文友汪文柏，得到如此赞赏：“古来技巧能几人，陈生陈生今绝伦。”至清代中叶嘉庆、道光年间，陈曼生与杨彭年强强联手，在紫砂江湖脱颖而出。“西泠八家”之一的陈曼生才情横溢，倡导“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但必须见天趣，这与文人画的精神若合符契。他在壶上用竹刀即兴题写诗文书画，设计了诸多款式新奇的壶，人称“曼生十八式”。制壶名家杨彭年根据他的设计，采用捏造法制壶，作品呈现一派天然风致。惺惺相惜的二人联手合作，仿造古式，自出新意，作品皆极富金石气质与文人气息，二人可谓共同创造了“文人壶”的巅峰时期。

紫砂文人壶的制作至晚清玉成窑再次勃兴。玉成窑乃清同治、光绪年间在宁波慈城创办的文人紫砂窑口，是当时一批文人在沪、甬两地名门资助下与紫砂艺人合作制壶的艺术活动。玉成窑成品数量不多，但品位甚高。据传当时梅调鼎召集任伯年、胡公寿、虚谷、徐三庚、何心舟等声名显赫的文人参与其中，共襄盛举，成全美事，所成紫砂器古朴雅致，形神兼备。

清代道光、咸丰年间的制壶名手还有“力追古人，有过之无不及也”的邵大亨。此后，陶艺大家顾景舟被称“集紫艺之大成，刷一代纤巧糜繁之风”。少时就读于蜀山东坡书院的顾景舟学养深厚，博采众长，其壶如戏中梅兰芳，书中《九成宫》，得中正大雅之气象。他常与友朋雅集酬答，使得紫砂器的发展始终浸润着浓郁的文人唱和气质，格调不俗。由此，明清至民国时期的紫砂器，由于文人有意识的参与和引导，艺人与文人相辅相成，渐渐演绎为传承优雅历史文化的载体，浸润着文心、书香与画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紫砂壶的造型和装饰工艺更是纷繁多姿。从“民国七大艺人”王寅春、任淦庭、蒋蓉等大家，再到新世纪的汪寅仙、徐秀棠、鲍志强、葛军等几代大师为代表的艺人们承前启后，推陈出新，各家名作层出不穷。器型上涵盖几何器、仿生器、筋纹器等种类;装饰上包括浮雕、陶刻、泥绘、金银宝石镶嵌等工艺。紫砂壶的制作也与其他众多艺术门类进行了广泛合作，各位文人大家的修养气度浸润了紫砂艺人。在诗文书画的映衬下，紫砂器物与人物，相与映照，各各惊才绝艳，一往而有深情，历百世而流芳。

· 紫砂与文人· 

紫砂壶以其金玉之砂、大璞之质，与崇尚素以为绚、平淡天真的文人结下不解之缘。紫砂艺人与文人相辅相成，最终成就了具有独特“雅集”性质的“文人壶”艺术。

因缘际会，紫砂与声名烜赫、名家辈出的宜兴吴家相遇，始于茶。明代弘治、正德时期的吴纶，生性疏淡，且嗜茶，他很可能影响了江浙文化圈的饮茶方式。文徵明还曾专程找人去无锡惠山运来泉水，来配他送的阳羡茶。王鏊、沈周、李应祯等人，都对他的茶艺赞不绝口。吴纶茶艺具体如何，无从得知，但他的儿子吴颐山可能继承了这一点。茶与壶以及诗书画，本身就相互映衬提携，茶气与文气，早就萦绕在紫砂的江湖，人们也因此记住了吴纶、吴颐山和他好学的书童供春。

时大彬自从结识太仓王世贞、松江陈继儒之后，尤感文气入怀，他将当时流行的大壶改为掌上珍玩，甚合文人心意，亦显现出对茶事精益求精的文人情趣。自时大彬开始，便有了在壶上刻制名款和年月的做法，这一举措将文人书画落款引入紫砂艺术。明嘉靖年间的嘉兴收藏大家项元汴，建立了“天籁阁”存放自己的藏品，他就曾向时大彬弟子定制壶式独创的紫砂壶，底刻“天籁阁”印。

曼生壶自诞生之初便极具文人意态，体现出晚清碑学影响下的金石气质。吴昌硕创作过一些拓绘博古花卉，常在各种全形拓片上以书入画，陈曼生的器物拓本尤其受他青睐，愿与之成就珠联璧合之作。全形拓书画可谓是古物藏家、手艺人、书画家、金石学家、传拓人联手创建的特殊视觉样式，作为“道在瓦甓”理念指导下的产物，四美具，数难并，极尽风雅之能事。

郑逸梅的《艺林散叶》中还记载了紫砂艺人在书画家那里炫技的趣事。民国初年，收藏界奇人汤临泽能仿古制紫砂壶，作品几可乱真。吴湖帆藏有曼生壶，请他仿制一柄，完成后竟难辨真伪，汤临泽便指认告知，吴湖帆分别贮藏。不久汤又拿来一柄给吴湖帆，吴大为讶异。汤临泽笑言这一柄才是他的旧藏，前两柄都是自己仿制的，可见其仿古技艺之高妙。

书画大家痴迷于紫砂器也绝非个案。任伯年自打接触到紫砂器物，便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耽误了绘画创作。据郑逸梅《小阳秋》记载，任伯年住在沪城三牌楼附近时，以鬻画为生。邻居张紫云以紫砂抟为烟斗，时称“紫云斗”，价值绝高。伯年受此触动，他“罗致佳质紫砂作为茗壶酒瓯，以及种种器皿……日日从事于此，画事为废”。后来其妻出面阻挠，举起案头所有紫砂器尽掷于地，迫使任伯年回到他的画案上来。作为一位名画家废画制壶，足见紫砂对文人的吸引力，也因为这样的艺术精神贯注，使得文人壶艺术能够在历史长河中庚续不绝。

顾景舟和江寒汀、吴湖帆、唐云等海上文人墨客交往甚密。他与刘海粟合作过一把高身筒的“夙慧壶”，刘海粟在壶的一面绘一枝铁骨老梅，另一面写“夙慧”二字。顾景舟又曾制石瓢壶五把，随江寒汀至吴湖帆处，各绘书画，除自己收藏一把外，其他便慨赠吴湖帆、戴相明、江寒汀和唐云。比如这其中有吴湖帆画竹，江寒汀刻字“寒生绿罇上，影入翠屏中。寒汀兄属，吴倩并题”等，可谓声情并茂。顾景舟曾用“萝卜煨肉”来形容文人与紫砂的关系。萝卜须在肉锅里煮烂才臻鲜美，清水煮萝卜，则寡淡无味。文人与紫砂，孰是萝卜孰是肉，需看文人的分量与品位。借紫砂壶附庸风雅的粗浅文人，反而会减损紫砂的品质。

唐云收藏了八把曼生壶，其画室即取名“八壶精舍”。这八把壶上，皆有古雅的铭文，如“试阳羡茶，煮合江水，坡仙之徒，皆大欢喜”“不肥而坚，是以永年”“煮白石，泛绿云，一瓢细酌邀桐君”等，可见文人心怀。唐云还直接参与紫砂壶创作。他为许四海设计了二十五款紫砂壶式样，称之为“云海壶”。其中柚子壶、石瓢壶、枇杷壶和笠式壶是最具代表性的几件作品，皆生动别致。如笠式壶的壶身制成极扁的圆锥状，与江南竹笠如出一辙，颇具神韵。唐云在壶身上画有《东坡品茶图》，所刻题铭“笠荫喝，茶去渴，是二是一，我佛无说”颇具慧心与禅机，令有缘人会心而笑。

· 紫砂与陶刻 ·

文人们雅赏茗饮，各擅胜场，或用心设计，或题铭其上，甚至壶艺家亲自捉刀，以俊逸的刀法，在壶上錾刻或雄奇，或清逸的题句，因而“壶随字贵，字随壶传”。更有契合器物本身意境的画面呈现，陶刻艺人以刀代笔，寄托行云流水之性情。

陶刻起初用来落款，在半干的坯体上留下款识或记叙铭文。在陶片上錾刻文字，在中国已有4000多年历史。20世纪90年代初，在山东邹平县丁公村距今约4200年前的古遗址中，就出土了一件至少刻有11个字的早于甲骨文的文字陶片。元人蔡司霑《霁园丛话》里记载：“余于白下获一紫砂罐，有‘且吃茶，清隐’草书五字。”这说明早在元代紫砂器初创时期，紫砂器上已有陶刻表现。现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供春壶”，壶身刻有小篆“供春”二字。稍后时大彬等名家传器上也多有名款和年款，或简短词句的留存。陈鸣远在紫砂器上镌刻诗文，每每以坯作纸，将铭文署款和印章并用，是文人书画艺术在紫砂器物上的延伸。而陈曼生更是直接参与陶刻创作，作品集书、画、印于一体，并注重大面积的留白，文心闪耀，书卷气十足。

当代年轻陶艺师陈一寻有着陶土般的质朴心性，跟陈曼生一样都是东坡的追随者，常以“坡仙之徒”自称。他与夫人王文澄琴瑟和鸣，追慕先人风雅，潜心安居于杏花春雨江南的“茶陶仙洲”阳羡，专研紫砂矿料、紫砂陶刻及制作技艺。加之一寻往来沪上，遍访名师，博采众长，更与书画家何曦、马新阳、毕立伟等人合作，与文友及茶人杨仁、利维常相过从，他的紫砂作品将诗、书、画一体的刻绘形式与壶之器型融为一体，风格简约明朗，尽显书斋风雅。

紫砂器方非一式，圆不一相，皆具韵致、妙思与天趣，兼及壶面书画的笔走龙蛇、墨气纵横，个个异彩纷呈而文心内蕴，彰显出金石味与书卷气。但紫砂壶以致用为先，有铭无铭，或疏或繁，要审度器物整体状况而定，更须与壶形及气质相偕。古人所谓“经营位置”，是需要惨淡为之的。今人多被“设计”所累，铺陈过度，倒不如一片光素来得干净坦荡。陶艺家沈伟在其《刻砂散记》中写到，刻砂之中也有帖学与碑学之别，并将铭刻的气质与饮茶的气息相关联，认为朗润、清澈、华滋、温厚之意断不可失，这一脉感怀与吴纶遥相致意，非真文人不能体悟。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紫砂之器，道贯以形，器以载道，必传之久远。执壶在手，汲泉煮茗，美物在列，云在青天，此中清趣，故难与俗人言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