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前后红军日记里的“七一”活动

“七一”作为中国共产党的生日，始于何时，目前众多专家学者普遍认为，第一次明确党的成立庆祝日是在1938年。柳建辉在《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一书中提到：“1938年春，中共中央准备举行纪念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具体日期。当时，在延安的一大代表有毛泽东、董必武等人。他们回忆一大是7月份召开的，但确切的日期记不清了，于是就商量将7月1日作为党的诞生纪念日。”文中还列举了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发表演讲的论述作为佐证：“今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的17周年纪念日。为了使每个共产党员在抗日战争中能够尽其更好和更大的努力，也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并在书中作出结论：“这是我党领导人第一次提出7月1日是党的成立纪念日。”（柳建辉：《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新华出版社，2022）

瑞金时期红军开始过“七一”节

“八一”节的时间是明确的。1933年6月23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八一反帝战争日”的决议》，第一次明确提出“八一”为红军成立纪念日，“6月30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向中央人民委员会建议以南昌起义的八月一日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1927—1937中共中央机关在江西》，江西出版集团，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1933年7月2日，《红色中华》刊载了《中央局关于“八一”国际反战争斗争日及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的决定》，1933年8月1日，确定为第一个“八一”节，《红色中华》报道了当时的活动。

尽管目前未看到瑞金时期确定“七一”为党的诞生庆祝日的明确文告，但“七一”节理应是跟着“八一”节的确定而确定的，有文献记述瑞金时期已开始过“七一”节。据《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记载：“当时在部队，每逢五一、七一、八一、九一八等节日或纪念日，常常要举行各种规模的运动会，比赛各种军事技术和体育项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伟大体育理论和实践》教学读物编写小组：《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人民体育出版社，1977）这段文献内容不仅将“七一”节跟其他节日并列起来，还指出在这些纪念日要举行规模运动会以庆祝，证明瑞金时期就重视在红军里过“七一”节。瑞金时期就过“七一”节，在红军日记里也得到了验证：1934年，红一方面军的红九军团就开始举办“七一”活动。

赵镕《长征日记》里记录的“七一”节

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镕撰写的《长征日记》是众多红军日记资料、作品中一部珍贵的纪实作品。何长工（原名何坤）在该书序言中写道：“主要记述了1933年12月至1936年10月这期间他所知道的一切，特别是红九军团的活动。”（赵镕：《长征日记》，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日记的时间跨4个年头，翔实记录红九军团长征前到抵达陕北的1000多个日夜的活动情况，也清晰记录了红九军团在此期间举办过3次“七一”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是1934年的“七一”活动。“7月1日，星期日，农历五月二十，晴，白水。今天是我党十三周年纪念日，接军团政治部通知，休息一天。”（赵镕：《长征日记》）这是目前在文献资料中出现的最早过“七一”节的记录。赵镕标注部队所在地“白水”即白水镇，隶属江西省吉安市吉水县。据他的日记记载，红九军团自6月2日进驻白水镇，后因“执行的新任务是入闽掩护七军团过闽江”，于7月8日离开，途经驿前、曹坊、石城、大仑等地。红九军团在白水镇驻扎1个多月，军旅生活相对稳定，适合举办纪念活动，且又有赵镕如实记录所属部队欢度“七一”节的日记佐证，留下极其珍贵的史料参考。日记中提及军团政治部发出“七一”节的通知，说明这个节日跟“八一”节一样，已经被中共中央确定，并列为红军队伍的重要日子，“休息一天”便是力证，可增强过节气氛，让红军官兵享受到节日福利。当天的日记，赵镕还详细记录领导干部到厨房帮厨的情况：“为让炊事员同志休息，决定我和几位科长担任今天的做饭工作。不料，炊事班方班长和炊事员老戚、老王、老崔、老郑诸同志早早就起床把饭做好了。经我们再三相劝，他们才同意下午休息半天。”这段文字再现部队当时的干群关系和优良传统，留下一幅暖色调的历史画卷。赵镕也把当日的具体活动作了记述：“早饭后，供给部全体同志集合在大祠堂里，准时开了大会。我在会上作了关于党史问题的报告。会后，各单位演出了一些小节目，运输队的民夫们还唱了兴国山歌和瑞金山歌。”当天的“七一”活动除了开会做报告，还有文艺节目，活动的过程和内容一目了然，相当丰富。赵镕作“党史问题的报告”，突出了“七一”活动的政治主题，这也是设立“七一”节的重要目的之一。

次日，赵镕还在日记里记录他向上级领导汇报“七一”活动的情况，并获赠书：“7月2日，我到新安政治部汇报昨天庆祝‘七一’活动的情况，王透部长送给我一套《白香词谱》，每句词旁都注有平仄音韵符号，我犹得奇珍异宝，连声道谢。”赵镕连续两天的日记均以自然、翔实的文字记录“七一”活动，足以证明红九军团从1934年就开始过“七一”节。向上级领导汇报活动，是因为这次“七一”活动很重要，上级要了解活动的真实情况，由此可见上级领导对这次“七一”活动是知情和重视的。

赵镕日记跟《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提到的“七一”节互相验证，共同证实1934年长征前夕，中央苏区的红军部队就开始过“七一”节。

1934年的“七一”节，正值第五次反“围剿”的吃紧时刻，红军一线的作战部队正处于生死存亡的激战之中，留存的文献基本都是军事斗争方面，这也是当年“七一”活动留存资料较少的原因之一。

赵镕日记第二次记录“七一”活动是1935年：“7月1日，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一，晴，卓克基。今天是我党诞生的十四周年纪念日，昨晚，军团政治部通知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各自组织纪念。上午，供给部召开了总支联席会，我为庆祝党的生日作了即席讲话。首先回顾党14年在斗争中逐步成熟壮大的过程，继而提出摆在我们面前的几个重要问题，号召大家切实解决好，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14周年。”（赵镕：《长征日记》）此时，红军部队正值通过藏区的长征途中，也是十分艰难时期，缺吃少穿，军团政治部通知“各单位根据实际情况各自组织纪念”是实事求是之举。赵镕所属部队供给部以召开总支联席会庆贺，他在会上发表即席讲话，讲了“一、人生观、世界观的改造。二、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三、树立为全人类的利益而奋斗的思想。四、锻炼坚强的意志。五、切实维护党的民族政策”等5个问题，由各支部、各党小组进行讨论。在物质匮乏的时候，更要注意思想教育和精神引导，这也是过“七一”节的现实意义之一。赵镕当天的日记还记载了重要的军事变动情况：“军委命令：根据中央政治局两河口扩大会议精神，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须作一次整顿，变更番号：一方面军的一军团改为中央工农红军第一军；三军团改为第三军；五军团改为第五军；九军团改为第三十二军。四方面军整编为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红军部队变更番号，所在部队的归属发生变化，红九军团改为第三十二军并划归第四方面军，这对军人来说是大事，所以赵镕详细记在日记里。

赵镕在日记里记述的第三个“七一”节是1936年的活动，但这次活动提前一天：“6月30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十二，晴，炉霍。上午，王济功队长来同我商量，提出明天是党诞生15周年纪念日，准备在今晚举行一个纪念会，大家聚在一起座谈座谈，希望我能给大家讲讲故事。就这样，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座谈性的纪念会，学员们一个个拿着捻毛线、织毛衣的工具坐在一起，欢颜笑语，济济一堂，我也高兴地随便给大家讲了一些关于党的成立方面的故事。”（赵镕：《长征日记》）从这天的日记看，王济功提前一天找赵镕商量举行活动，说明此时“七一”节已经深入人心，成为红九军团（第三十二军）每年必过的节日。但活动改为座谈会，讲党史故事，简单过节或许跟当时经济条件尤其是紧张的军事行动有一定关系。在“七一”节当天的日记里，赵镕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严峻军情：“7月1日，星期三，农历五月十三，雨，炉霍。今天接到通知，要我们准备于7月3日出发北进。此次北进的部署是：（一）红三十军为先遣军……（五）第三十二军（9军团）为后卫，在总部后跟进。”军情紧急时，作战部队的红军在日记里大都是无暇顾及记录当日的事情，但赵镕作为后勤领导干部，做事缜密，也习惯如实记事，提前过“七一”的活动实况便被他详细记录下来。

其他长征日记也记录“七一”节

跟赵镕同属红九军团的林伟，他的《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从1934年记到1936年，可他的日记是从1934年7月4日才开始写，没有1934年“七一”节的记录。但接下来的两年日记里，林伟都记录有“七一”的内容，留下可跟赵镕日记互相佐证的关于红军长征途中过“七一”节的珍贵党史资料。

1935年7月1日，林伟在日记里记下：“七月一日（晴）。今天是我党诞生十四周年纪念日。”（林伟：《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林伟用词简练，言简意赅记录重要事件。当天他除了记录“七一”事件，还记录重要的军事变动情况：“中央军委颁布了一项命令，根据两河口会议决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红军作一各组织上的整顿和改称军名。一方面军：一军团改为一军，三军团改为三军，五军团改为五军，九军团改名三十二军。四方面军：整编为第四军、第九军、第三十军、第三十一军、第三十二军。”红九军团从此改为第三十二军，并划归红四方面军指挥，这跟赵镕当天日记所记录的军事变动情况一致，都是军人十分关注的重要事件。

1936年7月1日，林伟在日记感慨地写道：“七月一日（雨）。今天是伟大的中共诞生十五周年纪念日，党领导的工农红军，曾与强大的敌人奋战八年了，今天来到草地，为执行党的战略方针向北进军，完成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陕甘，誓以克服当前困难，完成任务。……沿途下雨，弄得两脚泥水，疲惫得很。这里部队太多，拥挤在这块小地方，风大无柴，开水烧不成，有的在露天架起了帐篷，天又下雨，大家蜷缩在一起，干咽一些青稞炒面，以待天明。”（《一位老红军的长征日记》）日记有抒情，更多的是纪实，既记录“七一”，感叹党的伟大，又记录长征途中的艰辛，留下历史截面。

红一军团萧锋的《长征日记》，“就是我参加长征时期在这个极端艰苦的岁月里写的。它记下了从1934年10月至1936年11月我亲身的经历和所见所闻”（萧峰：《长征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934年的日记，萧锋没有“七一”节的记录，但他记录有1935年的“七一”庆祝活动：“七月一日，晴。晨七时出发，经王家寨到马塘宿营，行程七十里。宿营后，朱瑞主任在军团直属队主持军人大会，庆祝党成立十四周年。聂政委作了简短讲话，他要求全军指战员以实际行动贯彻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的决议，继续北上。”（萧峰：《长征日记》）因长征途中战事紧张，物资匮乏，1935年的“七一”节纪念活动以会代庆，会议由朱瑞主持，聂荣臻发表简短讲话，主题是执行北上抗日方针，这也是当时涉及政治路线斗争的一件大事。1936年的日记，萧峰没有提及“七一”节，应跟战事紧张有关：“七月一日，阴。东北军骑六师十六团撤出了黑城镇，在彭家庄附近停下。我团奉师令，下午五时出发，进入黑城镇驻防。要随时提高警惕，防止敌人捣乱。”（萧峰：《长征日记》）这天的日记也说明，红军的作战部队，军情紧急时顾不上过节，因而没有过节记录也是情理之中。萧峰日记对1935年“七一”节的记述，跟赵镕、林伟的日记一起证实，当时红一方面军的老部队，都在过“七一”节，并根据情况各自举办庆祝活动。

1934年“七一”节为首个党建庆祝日

依据赵镕、林伟和萧峰3人有关“七一”节记述的日记，基本可以推断“七一”节是瑞金时期确定的。

《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也记载，共产国际在1938年前也曾过“七一”节。“1936年7月1日，共产国际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莫斯科举行了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15周年宴会。《共产国际》杂志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发表了纪念中共成立15周年的系列文章。”1938年之前，延安也在过“七一”节。“1937年7月 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周恩来作了《十六周年的中国共产党》专题报告。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在7月1日开展党员教育活动，但报告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辉煌之路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大至十九大》）“没有提到党诞生的具体时间”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中共一大的召开时间是7月23日，把党的生日确定为7月1日，肯定受到了“八一”节的影响，所以确定“七一”节的时间要晚于“八一”节的确定时间，这个大事也应是毛泽东和董必武等人在瑞金时期商定的。据《毛主席的伟大体育实践纪事》提及的“七一”节和红军日记中记录的“七一”活动，可以推断赵镕日记记录的1934年的“七一”节，是红军部队第一次举办的建党庆祝日活动，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过生日，并且是在惨烈的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度过的；在当时“左”倾机会主义统治时期，让建党精神浴火重生，也是一种政治考虑。

延安时期，毛泽东根据红军部队已有的“七一”活动，把这个重要的节日固定化、公开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