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击办报：《前线报》的战地报道实践

游击办报，是我党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面对危机情况而普遍采取的办报策略。《前线报》是抗日战争时期冀中军区创办的第一份军区报纸，1937年12月在河北高阳创刊，1949年8月在河北保定停刊。该报发行的12年里，跟随冀中军区转战各处，在危机四伏的敌后根据地坚持报道我军战士的英勇事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及军事思想，体现了我军“游击办报”的特征。在游击战的背景下，该报在辗转中发展，在群众的保护与支持下屡脱险境。从全面抗战爆发到解放战争末期，该报始终活跃于军队之中，虽然屡次停刊、屡次复刊，却成为冀中军区“文化战士”的根据地，鼓舞了战斗气势，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忆。

在抗战烽火中创刊

七七事变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为达到“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对冀中重镇石家庄发动四轮有针对性的轰炸。1937年10月14日，在第五十三军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东北军第五十三军六九一团团长吕正操率部脱离国民党，在河北晋县小樵镇誓师抗日，并将部队名称改为“人民自卫军”，随后与河北游击军会合，连续攻克安平县、高阳县、轰县等县城。同年12月，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委派孙志远等人到人民自卫军组织党的军队政治工作，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带来了电台呼号和密码（吕正操：《吕正操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冀中人民自卫军在政治部主任孙志远的带领下，在河北高阳县内创办了《自卫报》，肩负起宣传党的战略方针和全国抗战形势的重任。报纸为铅印，8刊4版，刊期不定，孙志远任《自卫报》负责人。

1937年12月底，人民自卫军主力来到路西进行实训。在定县，人民自卫军在一家由美国传教士开办的医院购药时，由于纪律严明，对国际人士态度友善，受到医院主人的热情招待（吕正操：《冀中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密勒氏评论报》报道了此事，高度赞扬人民自卫军，《自卫报》转载该报道。这是冀中地区军队第一次在军区报纸上出现，揭开了冀中军区采用报纸宣传我军英模人物和先进事迹的序幕。

1937年12月13日，板垣征四郎率陆军第五师团从保定出发，分兵两路向防守薄弱的高阳县进发，企图消灭刚刚成立的自卫军。高阳军民在敌人的炮火压制下，坚守4天4夜，于12月中旬被迫退出高阳，与从路西实训归来的自卫军主力转战安平县，转战期间《自卫报》暂时停办。抵达安平县后，军区党委先从安国县借购1台铅印八页机和一部分铅字模具，后来又费力筹备了2台石印机和1台圆盘机，从安国、深泽、安平、任丘等地召集10多位印刷排字工人。1938年初，《自卫报》在安平县城内重新出版，由铅印改为油印，8开4版，刊期不定。同年2月，冀中区党委决定将华北民众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政治部副主任路一调往人民自卫军政治部宣传部，筹备出版印刷工作（李怀亮：《路一论》，载张永泉：《河北解放区作家论》，花山文艺出版社，2000）。3月，报社移至安平县侯瞳村，再次改为铅印，8开4版。路一为该报的总编辑，彭榘任社长。

1938年4月21日，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在安平县主持召开冀中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将自卫队和河北游击军合并改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并成立冀中军区。《自卫报》作为“自卫队时代”的军报，已经不适合此时的军事环境和军队发展需求，冀中军区决定停办《自卫报》。

同年6月至7月，冀中党委、冀中军区政治部等领导机关陆续迁往任丘青塔镇，建立冀中革命根据地领导中心，冀中军区驻地也迁往任丘县。冀中的抗日工作迎来了“黄金时代”。在此背景下，1938年9月，冀中军区党委在驻地任丘县青塔镇创办《前线上》，石印，4开4版，5日刊，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编辑科科长魏泽南出任报社主编（郑耀东：《〈前线报〉简史》，载杜敬：《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这是冀中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创办的第二份报纸，也是冀中军区党委创办的第一份军报。该报主要在军队内部传播，不对外发行，主要宣传毛泽东持久战思想和全国抗战形势，报道八路军各军区胜利的消息，宣传部队英雄模范人物的先进事迹，目的是增强将士们对抗战必胜之信心。《前线上》还吸纳了一部分来自北平、天津和保定的知识分子，刊登了一些文艺作品，如魏巍的长诗《黄河行》等，作为部队的文化娱乐材料，活跃日常生活。吕正操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的到来，给根据地的建设增添了新生力量，抗日气氛更加活跃。这些人与冀中当地的知识分子，还有陆续从延安来的干部汇合在一起，在冀中抗战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吕正操回忆录》）

在游击战的辗转中发展

为适应抗战的形势和履行党中央的军事方针，冀中军队开始艰苦的游击战，《前线上》也随冀中军区战略转移，进行游击办报。

1938年11月，华北日军采用“鲸吞式”“围剿”，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为减少战争对报社的影响，《前线上》从青塔镇转移到河间县南部的汜头李庄。这是报社成立后的第一次转移，笨重的石印机和印刷器材都是动员群众用牛车运输。《前线上》在李庄出版的2个多月里，李庄没有太多战事，人民算是安居乐业。八路军通讯连战士宫天才回忆：“我们村河套里的地，年年麦子半腰深，五谷杂粮也是好歹——扔上籽就长得挺好。”（宫天才口述，宫纪斋，宫冀莲记录：《烽旧往事：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下，报社迅猛发展，冀中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仁槐担任报社社长。

11月24日，毛泽东发出《关于巩固冀中部队、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指示》，中共中央要求第一二〇师前往冀中，推动当地部队正规化进程，同时派程子华带一部分文艺干部去冀中，支援冀中地区政治文化工作。1939年1月，冀中军区正处于日军的疯狂进攻中，《前线上》被迫随着军区机关辗转各地。据宫天才回忆，当时的汜头李庄正处于敌军的进攻区，危险时有发生，“有一天，突然紧急转移，我们打汜头李庄出发，急行军。我推着车子，我的前前后后都是行军队伍，车子没法骑，只好推着走”（《烽旧往事：一个抗战老兵的回忆》）。

2月，冀中军区领导机关继续南移，活动于深县、饶阳、武强一带。由于处在反“扫荡”的关键时期，领导机关驻地频繁更换，各军队之间换防时有发生，笨重的石印机不能随时动员人民群众协助运输。报社同志为让战士们了解军中大事，以大无畏精神克服频繁行军带来的疲劳，顶住日军猖獗的进攻压力，继续办报。为方便随时转移，报社同志将石印变为油印，每周2刊，每刊2版。吕正操对办报同志给予极高评价：“这些文化战士，携带着简单笔墨、油印机、石印机。随着情况来转移。由于我们的刻苦积极革命精神，每到一个地方，能够立刻开始写作印刷，源源不断地供给广大人民所渴望的精神食粮，他们的英勇精神，绝不下于一个冲锋陷阵的战士。”（杜敬：《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262种报刊》，载杜敬：《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第一二〇师及其机关报《战斗报》的到来，为《前线上》的办报注入了活力。《战斗报》作为晋绥地区革命根据地创办最早的报纸，用宣传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政策及革命思想教育和武装群众，为晋绥区的抗日动员工作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被称为革命的“良师益友”。《前线上》总编辑魏泽南指示本报报道第一二〇师的光荣事迹，并派部分人员向《战斗报》学习游击办报的经验。

1939年夏，晋东南《新华日报》派林朗到冀中指导新闻出版工作。随后，报社成立以林朗为编辑部主任、李纪峰等同志为委员的编委会，报社力量大增。1939年上半年，《前线上》报社设编辑科、文书科、美编科、通讯科、出版科，负责报纸的出版工作。

林朗办报经验丰富，十分重视《前线上》的出版工作，也肯帮助新同志快速开展工作。据美编科张超回忆，林朗曾问他懂不懂得怎样编画报，他直言自己虽然小时候看过《儿童画报》，但不懂编辑。林朗温和地笑笑，掏出白报纸和铅笔，说道：“来，我教你怎么搞法。”在林朗的指导下，“我……用铅笔在白报纸上打好画稿，请林朗同志看过……林朗同意后，又给每幅画面编写了文字说明，当晚就发出来了”[旷伏兆：《忆恢复平津保三角区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载冀中人民抗日斗争史资料研究会：《冀中人民抗日斗争文集》（第6卷），航空工业出版社，2015]

五次“围剿”失败的日军在屡受打击下，利用雨季冀中河湖暴涨之势，在各地决堤放水，致使冀中35个县没有一块干地。据河北省主席鹿钟麟描述，“总计被灾成数为八成以上”（邵雍：《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0）。此时的冀中军区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转移到武强县城郊区的一个地主大院里，接着又转移到北代。报社白天编写稿件，晚上即交给文书科连夜印刷，做到“今日事，明日报”。

9月，冀中军区在驻地北代召开第二次政工会议。《前线上》传达了冀中军区党委对报社工作的指示：“凡属军区的重要会议，或某一重大行动，都尽量吸收报社同志参加，领会精神，以便通过报纸进行宣传解释，动员部队贯彻执行。”（《〈前线报〉简史》）《前线上》编辑李快参加了大会，并为大会出版《政工会议专刊》，接连5天，每天出版1期。

1940年初，接到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命令，晋察冀军区抽调冀中军区主力分两路，赴晋东南和冀南根据地。4月下旬，日军趁冀中军区主力南下时，集结39000多兵力，对冀中子牙河流域、大清河流域、唐河及潴龙河流域和仓石路沿线等4个地区进行“扫荡”。《前线上》随冀中军区剩余力量，趁着夜色，突破日军封锁，从定县西王耨村出发，经过新乐、行唐到完县（今保定平顺县）西大悲村附近休整，而后又转移到行唐县口头镇一带及曲阳县宋庄一带。口头镇和宋庄位于晋察冀根据地边缘冀西山区，受到日军的攻击频率相较于冀中区要小得多，办报环境更加稳定。因此，《前线上》恢复石印，为3日刊，4开4版，改名《前线报》，社长为李纪峰。

1940年10月，《前线报》编辑部和缮写组、电台人员随军返回冀中根据地，跟随前方行动，印刷人员继续隐蔽在武强、深县、饶阳等地农村，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结合抗日具体情况进行出版印刷工作。每期报纸编写完成后，由通讯员取回再分发给各部队。由此，《前线报》的印刷工作固定在武强、深县、饶阳三地，不受军区驻地转移影响，能较为准时出版。

10月的冀中，田地里空旷一片，可供印刷、通讯人员隐蔽的麦田也随着季节更替而消失。印刷人员只能躲在地窖或者民房中，趁着月光或是暗淡的煤油灯，“在土炕上放个小桌子就干起来”（苏文，苏杭：《安国县抗战时期报刊出版发行纪实》，载杜敬：《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负责联络的通讯员需要冒着生命危险，突破敌人封锁线，尽快拿到印刷好的报纸，不耽误第二天的分发流传。也因此，范瑾把报纸的发行工作比作“报纸的血液”，指出：“青纱帐已经倒了，准备迎接与粉碎敌人冬季‘大扫荡’的任务，也就更加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了。”（范瑾：《谈整理冀中地方报纸的发行工作》，载杜敬：《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

日军的侵略给报社人员带来不可避免的牺牲。据统计，在抗日战争时期，《前线报》有9人牺牲（孙进柱，王大林：《保定抗战文化》，方志出版社，2005）。3年来，《前线报》随冀中军区转战冀中根据地，深县、武强、饶阳、献县等地，留下了报社同志辛勤办报、英勇战斗的痕迹。报社同志虽然没有上战场杀敌，但他们的笔杆子就是最锐利的武器，就像《冀中报人》创刊词开篇说的：“我们战斗在平原上，笔就是我们的枪。”（杜敬：《〈冀中报人〉创刊词》，载杜敬：《冀中报刊史料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战士们也因为《前线报》的光荣报道而备受鼓舞，作战勇猛，直言：“今后再给我们任务，我们一定勇敢作战杀敌人，做一个大无畏的八路军。”（李盾，魏建蓉：《烽火集——冀中抗战漫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

在群众的保护下屡脱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