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军事工作

1938年，随着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占领，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当局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乃至妥协投降倾向日益明显，尤其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的反动方针，危及国共合作和抗战前途。为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护国共合作大局，保障抗战前途，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代表中央加强对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为了更好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军事工作，并促进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南方局建立了秘密机构军事组及其领导下的公开机构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桂林办事处、香港办事处、广州（韶关）办事处和八路军驻湘通讯处、贵阳交通站、衡阳办事处（交通站）等。这些秘密或公开机构的建立，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上有着特殊的意义，在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展和完善党的组织、支援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和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推动国共两党军事联系维护团结抗战大局

南方局积极利用《新华日报》及各地八路军办事处、新四军通讯处等公开合法机构开展军事参谋、军事后勤、军事宣传、军事谈判等，加强国共双方的军事联络。

在军事参谋方面，南方局积极开展战况报告，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向国民党当局通报日、伪军的情况，积极促成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战役配合，推动两党军队协同开展反日作战。1939年的冬季攻势作战，就是通过南方局在八路军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协调联络，由国共双方军队协同参战而展开的。在这次冬季攻势作战中，中国军队在晋东南、平汉线、正太路、同蒲线、平绥线、津浦线、陇海线等地向日、伪军发动了大规模的破袭战，影响颇大。

在军事后勤方面，南方局通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等公开机构从国民党方面领取十八集团军和新四军的经费、武器弹药、军需物资、卫生医疗器材，负责建立各抗日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及港澳、上海等地的交通运输网，负责从国民党统治区或上海、港澳等地以及国外购买军队急需的物资、器材、图书、医药，协助解决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根据地在军事物资方面的部分困难问题。

在军事宣传方面，南方局通过军事组利用重要节日和纪念日，用写文章、作报告等办法，宣传中国共产党有关抗日军事主张和方针及政策，宣传中国共产党在时局、战局重大变化时的分析、判断，同时揭露、批驳国民党顽固派的错误言论以及蓄意制造和散布的谣言、谰言。1944年，为了打破国民党对延安和各解放区的封锁、造谣，南方局争取并组织了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和美军观察组访问延安和各解放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向他们介绍解放区各方面的情况，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详细介绍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的情况，指出中共军队已成为中国抗日的主要力量。记者的采访和报道，在国内外产生很大的政治影响，大大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国际声望。

在军事谈判方面，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等先后直接参加或间接参与同国民党进行的谈判工作。谈判中的重大问题，都经过南方局会议集体讨论上报中央。为配合中共代表的谈判，南方局所属有关部门和单位也做了许多具体工作。军事组负责在谈判之前整理材料，提出建议，起草谈判提纲，整理和起草给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新四军军部的文电等，对于特别重大的军事问题，由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等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和请示。这些谈判，因为国民党缺乏诚意而未能达成有实质约束力的协议，但它对于缓和国共两党关系，保持国共合作的抗战局面，保护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利益，团结广大的中间力量，争取抗战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重视和开展军事统战工作争取地方实力派

军事统战是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国民党军队中开展交友活动，是军事统战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王若飞、邓颖超等南方局领导同志身体力行，广泛交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尤其是周恩来、叶剑英以他们的崇高声望和在黄埔军校任教的特殊经历，利用自己和国民党军队的历史关系，与国民党中央军，特别是黄埔系的高级将领广泛交往，经常交谈军国大事，影响和争取了很多朋友，在关键时刻起了重要作用。军事组的同志，也在各派系军队中对军、师、团长和有关军事机要人员开展工作，和他们交朋友，争取同盟者。解放战争中各地起义投诚、接受中共军队改编的部队，达177万余人，占中共军队歼灭敌军总数的22%，这些起义投诚、接受改编的部队领导人，大多数都是南方局过去的老朋友。

在对地方实力派的军事统战中，南方局按照“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对西北军、滇军、粤系、桂系及川康军等地方实力派开展了多渠道、多层次的军事统战工作，不但推动其参加抗战，而且争取他们共同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和独裁政策。

对西北军，周恩来、叶剑英经常探望冯玉祥，与其共商国是，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共产党员王治秋、赖亚力、梁蔼然等长期在冯玉祥、鹿钟麟身边任职，贯彻了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南方局军事组的边章五、王梓木等，也利用他们的老关系，对西北军的宋哲元、张自忠、冯治安、张克侠、何基沣等将领做了许多统战与联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西北军的许多将领在淮海、济南战役中率部起义。

对滇军，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对龙云、卢汉等地方实力派做了许多统战工作，并应滇军一八四师师长张冲的要求，派薛子正等一批党员进入该师工作。南方局还派朱家璧、张子斋、方文彬（方正）等对滇军开展统战工作。南方局曾派华岗到昆明与龙云接洽，并建立了与南方局直接联络的电台。解放战争时期，卢汉和龙泽汇（龙云的侄子）向云南人民武装输送了约1个师的武器装备，滇军在张冲、卢汉、曾泽生、潘朔端等领导下，先后在东北的海城、长春及云南等地起义。

对桂系，早在1938年，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撤离武汉之前，就研究对桂系的统战策略并作部署，建议李宗仁、白祟禧搞好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尽量和第五战区搞联合战线，反对蒋介石对日妥协的倾向。武汉失守后，周恩来向白崇禧阐明国共合作和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并提出在桂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白崇禧表示支持与协助。1939年2月，周恩来应白崇禧之邀出席庆祝军训部成立两周年纪念大会，宣传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战略。

对川康军，南方局注重做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等的统战工作。刘文辉在四川地方军队中曾是力量最大的一支，人称“西康王”。1942年2月，周恩来在重庆实业界人士吴晋航家中秘密会见刘文辉，表示在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统治的斗争中，共产党愿与国民党民主派合作，尤其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能同共产党密切联系，鼓励刘文辉站在人民一边。此后不久，周恩来请示中央同意，起草了八路军与刘文辉的二十四军之间《抗日合作协定十二条》。根据这个协定，周恩来派王少春偕夫人和报务员到雅安刘文辉的司令部设立了秘密电台，与中共中央直接通报。王少春通过电台，把中共中央的方针政策和解放区的胜利消息向刘文辉传达，同时把川康方面的军政动态向党中央汇报。这个电台坚持了将近8年，一直到刘文辉起义。1938年6月，周恩来曾派唐午园到四川实力派潘文华部任联络员，后又派钱松甫夫妇二人到潘文华部设置秘密电台，将中央有关文件和新华社重要电讯提供给潘文华，也将潘文华的意见、要求和川康军政动态向南方局汇报。1944年，经张澜介绍，潘文华曾秘密参加民盟。抗战胜利后，潘文华仍通过张澜和中国共产党保持联系，1949年2月9日，潘文华在彭县通电起义。

领导华南抗日游击战争开辟敌后战场

协助中央军委领导华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是南方局军事工作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在南方局工作期间，反复强调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意义。1939年1月，南方局刚刚成立，即确定广东省委要把中心放在东江和琼崖，把它们作为长期抗战的重要根据地。1940年4月29日，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向中央书记处报告广东省委工作时，周恩来指出：广东省委的中心工作要放到武装斗争上，要到敌后去活动，否则不能发展。他强调省委的工作中心，一是在敌后建立政权和武装，二是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三是香港、广州等敌人中心城市的工作。

南方局对东江纵队的建立和发展给予了很大关注。1938年12月2日，中共惠宝工委在惠阳县成立宝惠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周伯明任政治委员。1939年初，东（莞）、宝（安）地区人民抗日武装整编为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这两支部队刚建立时，不仅人数少、装备差，而且活动分散，为了加强对部队的领导，南方局派卢卫良到东江地区，参加敌后游击战争的领导。这两支部队在斗争中迅速发展，到1939年底已发展到700余人，并建立了抗日游击基地，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1940年9月，南方局指示将这两支部队合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1942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宝安召开干部会议，总结3年来开展武装斗争的经验，认为在东莞、宝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应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避免打硬仗和消耗战，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下辖5个大队，为成立东江纵队奠定基础。游击总队成立后，主动进攻日、伪军，在多次战斗中取得胜利。

1942年4月至12月，国民党顽军屡次进犯惠阳、东莞、宝安地区，游击总队虽予以坚决反击，但由于力量悬殊，根据地日渐缩小，部队和群众生活困难。在此严峻形势下，南方局书记周恩来指示，“国民党顽固派对我是势在必打，志在消灭，不能对顽固派存有幻想，要以积极行动，针锋相对地同其开展斗争”。各大队根据这个指示，从1943年开始，对日、伪军展开全面出击，对国民党顽军的进攻进行有力反击。从1月至11月，作战70余次，歼灭日、伪军1000余人，争取800名伪军起义或投诚，游击总队发展到4000余人，恢复和发展了东宝惠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2日，东江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建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江纵队”），公开宣布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1944年2月8日，东江纵队政治委员林平致电周恩来，报告了东江纵队成立等情况。此后，周恩来还曾就东江纵队的行动方针问题，作过多次重要指示。抗战期间，东江纵队与日、伪军作战1400余次，共歼灭日、伪军近1万人，解放面积6万余平方公里，人口450万以上，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琼崖纵队的建立与发展与南方局的领导也密不可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海南岛就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琼崖独立师。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2月5日，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全队300余人，200余支枪。1939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扩充为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1940年夏，周恩来在重庆和将去海南的庄田、林李明谈话时指出，琼崖是一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方，那里有长期坚持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但是琼崖远离中央，交通不便，外援困难，斗争十分艰苦，要取得斗争的胜利，还要作艰苦的努力；要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尽可能扩大部队，建立政权。他还强调要把八路军政治工作传统带到琼崖革命军队中去，大力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1940年上半年，周恩来专门派人给琼崖部队送去一部电台，从而使琼崖和党中央、南方局以及广东省委建立了联系。1944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称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以下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司令员。琼崖纵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伪军作战2200余次，歼灭日、伪军5800余人，解放全岛二分之一地区和100万以上人口，人数壮大到7700余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此外，南方局还协助中央领导了湖南、广西的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和闽西南的人民武装斗争。在中共中央和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的领导下，华南各抗日纵队在孤悬敌后的复杂条件下，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不断抗击日军，取得了很大成果。1944年7月，中共中央军委在给东江纵队和琼崖纵队的贺电中指出，“你们全体指战员在华南沦陷区组织和发展了敌后抗战的人民军队和民主政权，至今天已成为广东人民解放的旗帜，使我党在华南的政治作用日益提高，并成为敌后三大战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