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与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产物，也是大革命时期的成果，在中国现代史和军事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李济深为黄埔军校的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传承和发扬了爱国革命的黄埔精神。黄埔军校对李济深爱国主义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后来的民主革命活动有重要影响。目前黄埔军校研究材料中，很少看到对李济深黄埔时期的研究成果。在黄埔军校创立100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和发掘李济深与黄埔军校的渊源，缅怀追忆李济深与黄埔军校爱国师生的历史贡献，激励我们为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李济深支持并参与黄埔军校创建

黄埔军校建立之初面临诸多困难，人力、物力和财力都十分匮乏，可谓一穷二白。当时，李济深以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军事家非凡的战略眼光，深知办军校的意义重大，倾尽心力支持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李济深被孙中山委任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他根据自己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的办学经验，对创办黄埔军校提出许多行之有效的建议；又从他的粤军第一师提取现款3万元（旧币），调出枪支200余支、子弹3万发交给军校，使军校筹备工作顺利开展。

办学育人，培植后进，这是李济深的一贯主张。李济深早在出任西江督办期间便在肇庆创办西江陆海军讲武堂（1923年12月），为革命军培养军事干部。黄埔军校干部奇缺，李济深慷慨相助，无私地把自己身边的官佐邓演达、严立三、陈诚、钱大钧、顾祝同等人委派去担任军校教练、教官，为军校提供了雄厚的师资力量；又从西江陆海军讲武堂输送了一批人员去担任学生队班长，其中李安定、杜从戎、李默庵等学生都是较为优秀的，使黄埔军校教学工作得以有序展开。只要是军校所需要的，李济深都毫不犹豫、毫无保留地给予支持。1924年，廖仲恺任命李济深代理入学实验委员会委员长，负责主持学员考试、录取工作。当时录取委员会贴出的公示是“公正无私，细密严谨之旨行之，以其选拔人才，无负重托，拒绝徇私舞弊”。经过各方面不懈的努力，1924年6月16日，黄埔军校隆重开学。孙中山对于李济深参与筹备黄埔军校之事充分肯定，在开学典礼结束后，孙中山对李济深说，军校能够开学与一师的大力支持分不开，对他在人力、物力、财力方面作出的很大贡献表示感谢。李济深被任命为军校教练部主任，1926年5月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李济深为了扶正慑恶，毅然以西江督办兼粤军第一师师长所掌握的实力作后盾保护黄埔军校，为军校渡过难关和稳定广东革命局势作出重要贡献。

李济深非常关心黄埔军校学生的成长，当时黄埔师生常在课余无拘束地到李济深住所向他请教。四期学员赖慧鹏毕业后就在军校和黄埔同学会工作，常随同学李安定等晋谒李济深。当时李济深身兼几个军政要职，日理万机，仍然挤出时间为这些学生深刻分析形势，解答问题，并虚怀若谷地听取意见。这为李济深日后动员黄埔军校爱国师生参加爱国民主运动奠定了基础。1927年1月7日出版的《黄埔日刊》登载了李济深在黄埔军校本校新年各界联欢会上的演说词，李济深特别强调，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联合工农，联合一切革命的分子。可以说，实践革命的联合统一阵线是其一贯主张。李济深曾为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题写孙中山先生遗训“为民前锋”。

黄埔军校时期对李济深政治思想的影响

黄埔军校时期，李济深开始接触共产党人，深入了解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形成了爱国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同时也开始逐步认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与卑劣品行。国共第一次合作建立起革命统一战线，在此过程中，众多国民党人士或多或少了解了共产主义，接触到了共产党人的革命风采。正是在这一阶段，李济深了解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尚品格，为后来与中共联系、合作打下了基础。

李济深与蒋介石虽是黄埔军校同袍，但是道不同不相为谋。黄埔军校筹办期间，蒋介石长时间出走，多次表示辞职，不承担筹办军校的责任和工作，李济深对此极为反感。后来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李奇中将军回忆说，不少人反对蒋介石担任这个重要职位，如李济深、范石生、杨希闵等。李济深被派为黄埔军校的教练部主任，实际上拒不到差，反叫邓演达代行职务，就是表示不喜欢这个校长。蒋介石也说：“我但给他一个副校长空衔，不理校务。”

李济深与蒋介石最后决裂的导火索，也是因为几名黄埔军校学生的牺牲。1932年5月，李济深委任黄埔军校学生刘广（黄埔五期）、秦湘溥（黄埔二期）、曾致祖（黄埔四期）3人为上校参议，并派他们出去视察工作。可是他们抵达武汉时，遭到蒋介石的“蓝衣社”特务秘密谋杀。李济深由此痛恨蒋介石的特务政策，写了一封长信痛骂蒋介石，并和他绝交，就辞职不干了。“这就是我同蒋介石最后决裂的经过。”福建事变失败后，李济深回忆说：“我们为了抗日救亡，不得不与蒋介石继续斗争。所以我们一到香港，即组织民族革命同盟。一方面推动各方面抗日，一方面我们也建立了一些地下武装。在黄埔同学方面，也发展了秘密组织。”

对于1927年在广州的“清党”，李济深于1936年作了沉痛反省，表示当时认识不够，做了蒋介石的尾巴，所以对于这一事变，每一想到，深为内疚，对不起人民。他深知这一事变致中国革命走了许多弯路，损失是无法估计的。蒋介石的一意“清党”政策与李济深坚守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冲突，使李济深开始不满蒋介石的政策，这是以后李济深反蒋的伏笔之一。早在1927年，李济深就对陈铭枢抱怨说蒋介石的作风有问题，他把中国的革命当作个人的事业来看待，这是绝对错误的。北伐胜利后，李济深对蒋介石花大力气收编北洋军队、在军费上压缩地方军队的做法深表愤慨，甚至公开批评蒋介石。据冯玉祥回忆，李济深曾在蒋介石大谈缩减军队、服从命令的会议上当众起立驳斥：若是天下为公，没有一个人反对的；若是天下为私，一定有人反对。把别人全都消灭，留着自己的军队，这种不公平的办法，万万要不得。蒋介石当众面色大变。

李济深与黄埔师生

在李济深的民主革命活动生涯中，不乏黄埔师生的身影。李济深与国共两党的黄埔爱国革命师生都保持着密切联系。在抗日战争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他与广大黄埔军校爱国师生一起，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懈奋斗，共同传承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黄埔精神。

李济深与曾经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就同为黄埔军校教官，他们共同参加了两次东征战役。在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李济深与周恩来、叶剑英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接受南方局的指示。周恩来十分重视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引导李济深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李济深与中共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思想上向中共靠拢，实现了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

1935年，周恩来派潘汉年、宣侠父、胡兰畦（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员、黄埔军校较早的女学员之一）等中共党员到香港，协助李济深开展民族革命活动，组建中华民族革命同盟。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李济深与毛泽东、周恩来联系，表示反对内战，从全国抗战大局出发，拥护中共提出的和平解决主张。李济深为全民族团结抗战、共御外侮的气象所鼓舞，更加致力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卢沟桥事变后不久，在武汉的周恩来、叶剑英与在武汉东湖疗养院的李济深常有往来，多次会晤交谈。周恩来向李济深阐述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抗日主张，得到李济深的赞同。李济深赴桂林担任国民党政府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后，周恩来领导的南方局多次指示到桂林做统战工作的干部，要充分认识李济深的重要地位，重视和努力做好对李济深的统战工作，指出，通过他可以联系、影响广西、西南的地方实力派和地方民主派，在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起到积极作用。李济深做了许多有利于团结抗战的事情。1939年，李济深任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时，聘请了一批中共党员如周恩来、胡兰畦等黄埔军校师生到该会任职。1941年1月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撤销后，6月底，南方局组建中共桂林统战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桂林统委”），李亚群任书记、张士祥任副书记。周恩来指示桂林统委与中共广西地方组织不发生横向关系，主要通过单线联系，领导广西上层统战和文化界工作，与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和桂系民主派李任仁、陈劭先等团结合作，并通过他们做桂系的工作。李亚群遵照周恩来的指示，重点通过李济深的秘书胡希明做李济深的工作，争取他们参与、掩护进步文化活动，并由李济深去影响黄旭初等桂系上层人士，争取桂系对进步文化活动的支持。

李济深任军委会桂林办公厅主任期间，至少3次接受周恩来的秘密指示。第一次是在柳州营救越南共产党领导人胡志明；第二次是皖南事变后，协助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撤离桂林，并保护和营救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第三次是按照周恩来指示，回到故乡苍梧县坚持敌后抗战。周恩来也对李济深在华南敌后的抗战活动高度关注，并指示东江纵队给予物资上的支持。这使李济深受到极大的鼓舞。以李济深为代表的民主派发动的桂东抗日民主运动在全国独树一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非常关心李济深的抗日民主活动，电示广东省委对李济深予以帮助，转达中共中央由李济深领导华南抗日民主盟军的决定，帮助李济深扩大抗日武装。1945年，中共抗日武装粤中纵队根据广东临时省委指示，派代表杨基赴苍梧县大坡向李济深传达中共七大的精神。李济深十分高兴，称赞共产党是真正抗日的，并请杨基回部队后立即发电报给周恩来，报告自己目前的活动。此后，李济深一直与中共保持密切联系。

李济深高度推崇黄埔军校革命精神，促使黄埔师生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发挥独特作用。

冯玉祥将军是国民党中一位爱国爱民的著名民主人士，曾任黄埔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是李济深多年反蒋民主革命活动的亲密战友。1933年11月，李济深等联合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冯玉祥派代表前往参加。1935年11月，冯玉祥同宋庆龄、何香凝等13人，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主张。冯玉祥十分赞赏李济深的爱国精神、声望以及宽厚的为人，他与李济深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推荐中共秘密党员宣侠父、谢和赓到广西工作，使他们获得桂系的信任。冯玉祥1946年赴美国考察时，全面内战爆发，蒋介石政府大肆镇压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冯玉祥于1947年5月26日在旧金山《世界日报》上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呼吁“即日停战议和，由张表方、李济深、宋庆龄等主持和议大计”“成立真正的联合政府”。李济深在筹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时，多次征求冯玉祥的意见，向他介绍建立组织的情况。冯玉祥完全赞同，认为这个组织应由李济深负责领导。冯玉祥、李济深等均为民革的主要发起人。在筹备民革初期，李济深希望冯玉祥担任民革主席，冯玉祥则力荐李济深出任民革主席。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冯玉祥当选为常委和政治委员会主席。

1948年9月1日，冯玉祥在黑海遇难。李济深得知后万分悲痛。他对记者发表谈话时指出，冯玉祥是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一位老革命家，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他“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唤起国内外人民大众，反对美帝援蒋屠杀中国人民，促进实现民主联合政府，成绩昭然。今不幸逝世，诚为中国与世界和平民主运动之一大损失！济深等为完成冯同志未竟之志，誓当再接再厉，奋斗到底”。

李济深与邓演达是在粤军第一师时期的亲密战友。在黄埔军校创建初期，邓演达得到李济深推荐，到黄埔军校担任教练部副主任，后任黄埔军校教育长。1929年3月，李济深在南京汤山被蒋介石囚禁，1930年，蒋冯中原大战爆发，蒋介石赴陇海路督师，南京防务空虚。邓演达认为这是救李济深脱险的好时机，计划指挥黄埔军校第二期学员、浙江省保安团团长赖刚，调兵进入南京，将李济深救出来，而后立即返回香港，联合南方势力，举起反蒋旗帜。但李济深慎重考虑后并不完全同意此举。1931年，蒋介石决心逮捕在上海活动的邓演达，李济深获悉信息后，即派黄埔学生李安定赴沪，通知邓演达转移，可惜邓演达不为所动，致遭杀害。李济深叹惜不已，在南京鼓楼家里曾沉痛地对赖慧鹏和李安定说，邓演达是一个人才，可惜个性太强，如当时转去香港一段时间，就可能避免这场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