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奖旗

大多资料及文章提到，红七军从广西历尽艰难险阻转战到江西后，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一苏大会”）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如《百色历史通稿》（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百色市人民政府编纂，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中称：由于红七军屡建战功，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英勇红八军》（中共广西区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崇左市委员会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中说：中央苏区在瑞金召开第三次反“围剿”祝捷大会，会上为表彰红七军在转战五省边的光荣业绩和第三次反“围剿”中屡建战功，授予红七军一面绣有“转战千里”的锦旗；《开国将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编，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中提到：邓小平、张云逸等红七军主力北上，1931年7月渡过赣江，与红一方面军会师，所部被编入第三军团建制，并被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授“转战千里”锦旗；《广东省志·人物志（上）》（广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员会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中说：中央军委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授“转战千里”锦旗；《广西通志·照片志》（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广西人民出版社，2013）中也注有：毛泽东亲自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锦旗，表彰这支部队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这些关于授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锦旗之说不同，在谁授予上也说法各异。

笔者认为，给红七军题词“转战千里”的是奖旗而非锦旗。

据《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编审委员会编，解放军出版社，1993）记载，在红一方面军初创时期，毛泽东等就把政治工作作为建设人民军队的根本问题来抓，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培育和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开展立功创模活动。1931年11月15日“一苏大会”上，“为嘉慰斗争功绩”，决定给红军10支主力部队授旗并按各军特殊斗争精神，在奖旗上题词。红一方面军所属部队和后来编入方面军的部队，奖旗题词分别是：第三军“牺牲决胜”，第四军“英勇冲锋”，第七军“转战千里”，第十军“艰苦奋斗”，第十二军“沉着杀敌”，第三军团“坚决奋斗”。另据《江西省军事志》（江西省军事志编纂委员会编纂，赣出内图字〔97〕9号，1997）记载，给其他根据地红军的题词是：鄂豫皖的第一军“奋勇决胜”，湘鄂西的第二军“勇敢作战”、第六军“奋勇杀敌”，湘鄂赣的第十六军“坚强苦战”。11月20日，大会举行授旗授勋典礼，同时授予为创造苏维埃共和国作出杰出贡献的红军部队和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陈毅、方志敏等8人勋章各1枚。对此，童小鹏的军中日记和“一苏大会”授旗授章典礼现场留下的摄影均有记录。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时授予方志敏同志勋章的来信也进一步说明当时授予的是奖旗。《弋阳苏区志》（江西省弋阳县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三联书店上海分店，1989）收录了该信，信的内容为：“方志敏同志：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授你勋章一枚，并授红十军全体战士奖旗一面，以嘉奖为苏维埃政权而艰苦奋斗的英勇战士。现将大会所授之勋章交刘畴西同志带给你，奖旗因安藏库内，一时不便取出，容后付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这面奖旗，至1933年3月才送到赣东北。当时对在赣东北的红十军授予的尚是奖旗而不是更方便携带的锦旗，由此，笔者推断，授给已加入中央红军的红七军的亦不大可能是锦旗。

至于授予奖旗的原因，《全苏大会的总结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指出：“举行授旗授章礼……这是因为红军在革命战斗中艰苦作战勇敢杀敌，各红军领袖也能正确的领导红军坚决的和国民党军阀作战，特别是最近打败了六十万白军的包围，巩固了赤色区域，保障苏维埃政权，这种功绩，是值得称扬与钦佩的，所以大会特授予徽章、旗帜奖励他们，使他们更加努力更加坚决为工农群众奋斗。”明确授予的是旗帜。

当时的红七军指战员也回忆说授予的是奖旗。时任红七军军委候补委员、第六连连长兼政治委员莫文骅回忆道：“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为表彰红七军的不畏艰苦、勇敢斗争精神，并鼓励全体指战员继续努力奋斗，特奖红旗一面，上面写着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转战千里。”（莫文骅：《百色风暴》，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曾任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股长、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的云广英也回忆说：“党中央和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为鼓励红七军继续英勇奋斗，特奖给红七军‘转战千里’的大红旗一面。”（中共百色市委党史办公室、百色市志办公室编印：《百色起义六十周年纪念资料集》）两人与军史所说一致。另外，《临桂县志》及有关文史资料都提到，临桂渡头乡宿棠村人、红七军5位代表之一的周华彪，双手接过毛泽东委员亲授红七军“转战千里”的一面大旗，并护旗回军部。周华彪，1922年考入广西军士教导总队，后编入桂军第七军当班长，曾随军北伐；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广西先后任副官处军需、排长、连长等职，到中央苏区后担任军团政治部训练队党总支书记、军团教导营政治教员、军团卫生部队长。

值得一提的是，参加“一苏大会”、时任红七军军部政治保卫队班长的姜茂生虽回忆说：“毛主席代表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亲自给各个红军部队授锦旗”，但又说授予的是“大红锦旗”（《广西革命斗争回忆录》第一辑），明显与军史所说授予红旗是同一件事，但却误将奖旗当成了锦旗。这是后来各授予锦旗说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不仅是“一苏大会”，此后中央根据地颁发的也是奖旗。1933年3月21日，闽浙赣省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给红一方面军致电庆祝胜利，送旗一面，上书“百战百胜”，对于红十一军、红十军、闽北独立师、无产阶级团、红军第五分校，予以嘉奖，除慰劳每连大洋10元（某连如不足1连则慰劳5元），并奖旗各一面。红十一军奖旗上书“夺取抚州南昌”、红十军奖旗上书“争取更大胜利”、闽北独立师奖旗上书“扩大成军”、无产阶级团奖旗上书“红军骨干”，给红军第五分校的是一块上书“锻炼红军铁军干部”的匾。《聂荣臻元帅回忆录》（战士出版社，1983）中说：1933年7月，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决定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一年的建军节，一方面军召开了运动会，授予红五团‘模范的红五团’奖旗一面。之后，一军团在藤田召开了本军团的运动会……在会上，军委给新整编的各师团授了军旗，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二级和三级红星勋章发给一军团一批营以上领导同志。军团授了上题‘牺牲决胜’的奖旗一面给红一团，上题‘英勇冲锋’的奖旗一面给红四团。”

1933年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五一”扩大红军表现突出的模范兴国县的奖旗，已经不是题词在红旗上而是在一面锦旗上，即奖旗已由在红旗上题词演变为在锦旗上题词。该锦旗的旗面为红色丝绸质地，宽70.5厘米，长112厘米，字为白色棉布质地，内容为“为争取永久的模范县而斗争，奖给红色‘五一’扩大红军的模范兴国县”。兴国县后来成为誉满全国的苏区模范县、红军县、烈士县和将军县。

一些文章还把中华苏维埃政府授予的题词“转战千里”奖旗，误传为是“千里来龙”的锦旗。出身红七军的姜茂生也称，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亲手把一面绣有“千里来龙”题词的精美红锦授予红七军（姜茂生：《千里来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此说后来见于不少文章。2011年1月25日，中国网络电视台转发了《北京日报》题为《“千里来龙”红七军》的介绍文章。还有一种说法，1931年9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庆祝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的大会上，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红七军一面锦旗，写着“转战千里”四个大字；同年11月，“一苏大会”胜利召开，当选主席的毛泽东亲手把一面绣有“千里来龙”题词的精美锦旗授予红七军（《解放军烈士传》编委会编：《解放军烈士传》第3集，长征出版社，1991）。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