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延安时期的高等院校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历来重视教育，重视对革命人才的培养，将人才视为革命事业胜利之本。早在1931年秋，毛泽东就提出要创办培养红军干部的学校。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怀揣着抗日救国的理想，不畏艰险，千里迢迢地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为了吸引人才、留住人才，增强抗战力量，中共在延安创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公学、延安大学、女子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培养抗日干部，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毛泽东为这些高等院校倾注了大量心血。

为抗大开设课程

在延安的高校中，创办时间最早也最负盛名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其前身是1931年创建于江西瑞金的中国红军学校，是由毛泽东提出创办的。1931年10月，毛泽东、朱德在宁都县红一方面军总部，专门与红八军军长何长工和红五军军长邓萍等人谈创办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的事情。毛泽东提出，北伐时有“黄埔”，我们要办个“红埔”，以培养红军军事政治干部。随后便在红色根据地首都瑞金创办了红军学校，1933年扩建为红军大学。

长征期间，由于条件和环境的限制，红军大学停办。1936年5月8日，毛泽东富有远见地指出：“要弄西北局面及全国大局面，则要办个高些的大的红军学校。否则将来无干部……我们有责任引导同志们看得远，办一所红军大学来培养大批干部，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6年，红军大学在保安恢复办学，改称抗日红军大学。1937年春，抗日红军大学迁入延安，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抗大”）。

抗大是当时在延安创办的高校中，唯一经国民政府正式审批成立的大学。抗大的主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前线需要的军事、政治干部。抗大是一所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的学校。毛泽东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兼政治委员，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政治部主任傅钟。1938年6月，毛泽东为抗大题词：“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用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他一再勉励抗大学员：“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政治方向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向，你们要学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这就是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他要求抗大学员把抗日救国作为自己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不但自己要抱定这个宗旨，而且要使之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宗旨。他说：“革命的过程，像在波涛汹涌的江河中行船，怯懦者常常会动摇起来，不知所措。在革命的大浪潮中遇到困难便动摇退缩的人在历史上是有的，希望你们中间没有这样的人，你们要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为建设新中国而永不退缩，勇往直前，要坚决地为全国四万万五千万同胞奋斗到底！”

抗大成立后，毛泽东从教学计划的制订，教学内容的设置，到教学保障，都亲自过问。他专门指出：“抗大要上战略课，除部队战术动作外，我们要讲大兵团的战略。只有了解战略全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地安置战术的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战略全局的图画，才有大的发展。”1939年7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在《关于整理抗日军事政治大学问题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以及由知识分子所组成的军政学校及教导队之办理方针，应当是：把知识青年训练成无产阶级的战士或同情者，把他们训练成为八路军的干部。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的一环，课目不宜过多，阶级教育、党的教育工作必须大大加强。抗大认识到学校政治工作在教育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德国人奥托·布劳恩（李德）在《中国纪事》一文中说到，毛泽东很早就特别重视抗大，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出来，他像在保安一样自己授课，除了军事课，还教政治课、理论课，甚至哲学课。毛泽东以身作则，不仅提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校风，而且亲自在抗大讲政治课和作形势报告。据当时抗大学员回忆：“毛主席在1937至1938年，差不多每一二周就要给抗大的师生做一次大会演讲。由于听众多，大都是露天会场，如那时的‘府衙门’大院，有时也在延安东门里的广场上。”毛泽东在《时局问题及其他》一文中曾说过，1937年、1938年，那时不太忙，给青年学生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从1936年10月27日至12月，毛泽东在抗日红军大学开设并讲授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课程（后来在延安出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书就是在此基础上整理而成的）。

1937年4月至8月，毛泽东在抗大开设了辩证唯物论课程。1965年1月，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谈话时回忆说：《矛盾论》“是一九三七年写的。当时大家都去前线打日本了”，“那时抗日军政大学要我去讲一讲哲学”，“花了几个星期，搜集了些材料，主要是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

1939年7月，抗大开办到第五期时，总校迁往晋东南敌后根据地，1943年返回陕北绥德。至1945年抗战胜利，抗大总校先后办学8期，并在全国创建了12所分校、5所陆军中学和1所附属中学，连同总校，培养了10多万优秀的军政干部，为夺取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军政人才基础，为中国革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支强大的力量，不仅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且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抗大的诞生是和中国共产党不可分离的。抗大的发展壮大是同抗战相联系的。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需要那样前进的、革命的、大量的干部。抗大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前进的世界少有的培养这样干部的学校，就是创造无数的抗战干部的重工业工厂，就是锻炼无数的钢铁干部的熔炉。毛泽东曾赞扬说，“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帮陕公筹措经费

陕北公学（以下简称“陕公”），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革命大学，是一所培养抗战军政干部的高等学校，是今天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陕公于1937年7月创办，1937年11月1日在延安城东的清凉山正式举行开学典礼。陕公学员来自五湖四海，学员构成有红军战士，有中共地下党员，有陕北农民的儿女，也有国民党高级人士的子女。

陕公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办起来的，国民党政府没有给予办学经费。据负责筹建并担任校长的成仿吾晚年回忆：“开始原决定叫陕北大学，由于经费问题向国民政府报告，申请批准。当时国共合作，陕甘宁根据地是国民政府所属的一个特区政府，重大问题要向他们报告。谁知蒋介石不批准，他说陕北一块小小的地方，已经批准成立了一个抗日军政大学（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时，得到国民政府的正式批准），足够了，不能再成立什么大学了。这怎么办呢？我们不能被蒋介石捆住手脚。于是改个名称，仿照过去上海中国公学的办法，改为陕北公学。这样，蒋介石就没有理由反对了。”

陕公虽然独立自主地开办起来了，但筹办经费则完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承担。而陕甘宁边区地处偏僻，经济发展水平非常落后，人民十分贫困。据说，当时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村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一年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边区财政十分困难，能够拨给陕公的经费也非常有限。陕公原拟设立社会学、农民运动、师范、日本研究、国防工程、医学等6个学系，因为经费等种种原因，只有社会学、师范2个系招生，人数不过500人，分为3个队（社会学系2个队，师范系1队），不久又设立了1个女生队。

成仿吾当时撰文说，“边区政府给了我们1800元开办费。当时规定了要收膳费，衣服用品由学生自给”。1938年2月，以《抗战》三日刊特约通讯员身份来到延安的舒湮在采访时获悉，陕公“学校每月经费4000余元”，仍然由边区政府按月划拨。不久，太原、上海相继失陷，前线急需大量干部，为了招收学员，“从那时候起膳费也不收了，衣服用品都由学校发给，并且每月发一元作零用”。学员入校后，条件十分艰苦，自己挖窑洞，解决栖身之所，六七人共用一个土炕，晚上翻身都困难。上课没有教室，就在露天场所。雨天，师生卷起裤脚学习，冬天，便头顶雪花学习。学员每人发一个背包，但一物两用，晚上盖身上，白天当坐凳。每学期每人发一支铅笔和几张油光纸，写了正面写反面。

为了克服物质上的困难，陕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学员们自己种菜，解决生活困难；自己打扫卫生、刻蜡版，节省各种费用。为了解决经费困难，1938年3月，陕北公学于校董会之外，又专门设立“校费维持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发动募捐以筹集办学经费。学校给每一位毕业生都发一个募捐本，期望他们走上工作岗位后，继续为母校服务。学校还编了一本《援助陕公》的小册子，对陕公这所抗日烽火中的大学作了详细介绍，号召海内外团体和个人援助陕公。

毛泽东十分关心陕公，曾多次到该校讲演、作报告。他指出，陕北公学的重要任务是培养抗日先锋队，当这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迅速地向前发展的时候，我们需要大批的积极分子来领导，需要大批的、精良的先锋队来开辟道路。面对陕北公学办学中的困难，毛泽东勉励同学们不要怕困难，为了帮助陕公筹措经费，毛泽东在《援助陕公》的小册子上题词：“陕北公学是属于中华民族的，因为他为着抗日救亡而设，因为他收纳了全国乃至海外华侨的优秀儿女。维持这个学校的责任我以为也应是全国乃至海外华侨一切爱国人士的。因为这个学校并无任何公私财政基础，教员学生们都只吃小米饭。而且不能经常吃。”

《援助陕公》这本小册子发行后，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题词，立即在社会各界和海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陕公源源不断地收到社会上各阶层人士的捐款，少则1角、2角，多则10元、50元。远在爪哇、菲律宾的华侨也汇来款项。《新华日报》和《新中华报》每隔一个时期，向捐款人登载“鸣谢启事”。

1937年8月至1939年7月的两年时间里，陕公先后培养了6000多名青年抗日干部，吸收3000多人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对鲁艺寄予期望

抗战爆发后，一部分左翼文艺家及文艺青年历尽千辛万苦，纷纷进入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投身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事业。当时，延安的文艺活动也相当活跃，成立了中央剧团、西北剧团、烽火剧社等文艺团体，逢年过节或逢各种政治活动时，经常为群众举办文艺演出。1938年初，为了纪念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6周年，上海救亡演剧五队、一队，以及文艺干部训练班、抗大、陕公的一些学生，联合排演了一个四幕话剧《血祭上海》。这次演出轰动了整个延安，受到各界的瞩目和广大群众的热烈欢迎，连续公演20天，观众达1万人次，这在总共只有数万人口的延安来说，真可谓盛况空前。这次公演推动了延安艺术界新阵容的形成，也是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先声。

有一次，毛泽东、张闻天、罗瑞卿等中共领导人观看了《血祭上海》的演出后，为庆祝演出成功，中共中央宣传部特别邀请演职人员一起吃饭。席间有人提议：“这伙人集中起来不容易，别散了，要接着排演新戏。”还有人说：“应该以这些人为基础，办一个学校，培养艺术人才。”此提议引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这时，大家把目光集中到毛泽东身上，他笑着站起来高声说：“我完全赞成这个提议，并且用全力支持你们把这所艺术学校办成！”在他的右手有力地挥出去的同时，热烈的掌声、欢呼声响了起来。

随着抗日事业的急速发展，怎样有效利用包括文艺在内的各方面力量，自然成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考虑的问题。延安已经有了培养军政干部的抗大、陕公，但还没有专门的艺术学校，筹办一所培养革命文艺人才的专门学校成为迫切的需要。考虑到艺术是宣传、发动、组织群众的有力武器，艺术工作者是抗战中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而且延安已经聚集了相当数量的一批文艺干部，又有着许多热爱文艺的青年，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便联名倡议创办一所专门培养抗战文艺干部的新型学校，并以鲁迅的名字命名——鲁迅艺术学院。

在当时艰难的战争环境下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营建这样一所艺术学院，其目的和意义何在呢？正如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人一起，联袂向延安文艺工作者发出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的文中说：“在这抗战时期中……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已是不容稍缓的工作。”“我们决定创立这（所）艺术学院，并且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我们这位伟大的导师，并且表示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