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与港督代表的重要谈判

1941年12月1日，日军入侵香港。从1941年12月25日至1945年8月15日，香港被侵华日军占领，历时3年零8个月。香港危难之际，中共高举团结抗日旗帜，领导香港民众及海外华侨同仇敌忾、共御外侮。抗战胜利后，香港的受降过程充满了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博弈。1945年9月，中共曾派出代表与港督代表进行了一次至关重要的谈判，达成的一系列协议，为当时中共在香港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香港的形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香港被划为中国战区。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时，按照盟军太平洋战区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发布的受降令中的受降区域划分，香港属中国战区的广州受降区。

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以下简称“东江纵队”）是在香港唯一坚持抗日的武装力量，在九龙、新界地区与日军展开了城市与农村相结合的游击战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并收复了香港的部分区域。1945年8月，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八路军总部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连续发出7道命令，命令华北、华中和华南各解放区的人民军队迅速前进，收缴敌伪武装并准备收复部分大中城市及进兵东北。

据此，广东各抗日武装为收复被占国土，收缴日伪军武器及物资，迅速展开了强大的军事和政治攻势。鉴于国民党军队已向粤北和江北（东江北部）解放区进攻，东江纵队决定以江南（东江南部）的惠（阳）东（莞）宝（安）和港九（指香港岛和九龙）地区作为受降的主要地区。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东江纵队基本上收复了上述广大地区，随后，又于19日收复了大屿山全岛；25日进驻长洲岛，收复了大埔、西贡、元朗、粉岭等地，还接收了个别仓库。此时，日伪军只能龟缩于香港的九龙市区一隅之地，其周围的陆地和海岛几乎全部被我抗日人民武装占领。

日本投降之后，香港的归属按理按情都该归中国所有，但英国为保持在亚洲和中国的利益，不愿轻易放弃香港，摆出一副不惜跟中国打仗来抢夺香港的姿态。他们早在1942年就派英籍香港政府政务官麦道柯组织了一个重占香港的研究小组，但由于抗日战争胜利时，英军兵力远在欧洲，只能匆忙派出一艘巡洋舰，从缅甸运载300名官兵，于1945年8月下旬在香港岛登陆。

面对这个局面，如何保卫中国人民在香港的利益，成为中共急需解决的一大课题。中共中央原计划是能够收复的失地尽量收复：于1945年8月11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拟电致广东区党委，要求他们在贯彻八路军总部命令的同时，在华南应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行动，“港九、汕头、广州等大城市不要勉强去打，但可能取得武装时，必须取之”。广东区党委在接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力求收复一切失地。但是，形势很快就发生了重大变化。8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紧急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赴重庆与国民党举行谈判，力争一个有利于人民的和平建设时期。面对这一重大方针的调整，中共中央向各地党委发出了一系列工作指示，其中包括决定放弃收复大城市的原定目标，要求各地党委立即派出强有力的人员，进入大中城市开展各项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获悉国民党和英国都力争收复香港，美国也蠢蠢欲动，而中共在华南尚无能力接收和管理像香港这样的大城市。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初步形成长期利用香港的战略设想。为此，中共中央就我党在香港工作问题向广东区党委发出一系列指示并要求派出代表与港英当局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判断，收复香港是英国的既定目标，但它将面临与国共两党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它必须有所取舍，只要中共能在香港站稳脚跟，就可以作长期打算。因此，中共中央指示广东区党委，应利用国民党、英、美之间的矛盾，利用我党抗战期间在香港打下的基础，迫使港英当局同意中共在港的合法地位，打开中共在港公开工作的局面，促使港英当局实现若干民主改良，创造便利民主人士活动的条件，并将其建设成为华南民主运动的基地。此外，中共中央同意港九独立大队（属东江纵队）撤回内地，以便于广东区党委与港英当局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中共代表前往香港谈判

广东区党委接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委派中共惠阳前线工委书记、东江军政委员会委员谭天度为中共代表，黄作梅为英文翻译，到香港本岛与港督代表（因此时港英总督杨慕琦仍被关在日本位于东北的集中营）举行谈判。谭天度是在8月下旬到达香港的，9月初开始谈判，内容是准备收复香港。但是，紧接着广东区党委就收到中共中央关于不收复香港的电报指示，谈判内容也改变为保护中共和中国人民的在港利益。

在与港督代表的初次谈判中，谭天度首先表明中共和中国人民的立场，他指出：香港岛、九龙、新界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英国是靠发动侵略战争与当时腐败的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而攫取的，总有一天中国要全部收回；鉴于目前局势和种种原因，我方暂时同意英国重占香港，但必须保护中国人民的在港利益。谭天度同时提交了广东区党委整理的抗战期间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武装在香港的活动证据。

抗战时期香港沦陷后，中共领导的机构和部队为保卫香港作出巨大贡献。早在1941年冬香港沦陷前，中共和英方曾有过一次合作：经中共中央批准，广东区党委曾派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和夏衍、乔冠华与港督杨慕琦派出的代表布政司詹臣、澳大利亚籍英国记者贝特兰举行秘密会谈，商议共同保卫香港事宜。由于英方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又轻信日本特使在华盛顿的游说，以为香港能保太平，坐失与中共合作的良机。

日军进攻香港后，港督杨慕琦率驻港英军投降，中共领导的游击队英勇地在港九地区展开了抗日斗争。他们炸机场、断桥梁、袭舰艇，打日军、除汉奸，搅得敌人不得安宁，收复了港九地区的大部农村和海岛。香港沦陷后，中共开展了大营救活动，在营救中国文化名人和爱国人士的同时，也积极营救包括英国人在内的国际友人。据不完全统计，在香港沦陷后的3年中，中共在自己经济状况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共营救英国人42人，印度人54人，美国、丹麦、挪威、菲律宾等国人员上百人。在秘密大营救工作中，中共人员出生入死，来往于港九与东江游击区之间，有的人还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香港沦陷期间，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的指示，广东区党委还利用情报网与盟军开展了情报合作，向他们提供了许多极为重要的情报，为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作出重大贡献。

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和武装在香港所做的这些，使港督代表十分钦佩，为中共在谈判加重了砝码。

全力争取中共在港地位

有了上述的交锋后，谈判转入实质性内容，即中共在港地位及中国人民在港利益。为反抗英国的殖民统治，中共曾在20世纪20年代发动震惊中外的香港海员大罢工和省港大罢工，沉重打击了港英统治当局，在此后的20多年中，中共在香港的所有活动均被定为非法性质。鉴于抗日战争中，中共领导的游击队坚持的抗日斗争，沉重打击了日伪军，因此，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中共理所当然地应该在香港享有一席之地。

为此，谭天度在与港英当局的进一步谈判中，提出如下要求和条件：第一，承认中共在港合法地位，同意中共在港建立半公开工作机构；第二，允许我方人员在港九居住、往来、从业自由及募捐；第三，同意我方在港出版日报及刊物；第四，同意并帮助我方在港设立秘密电台；第五，在我方武装撤出后，英方应保护我方非武装人员和伤病员的安全；第六，我方在大鹏湾的海面部队，因要保护商旅安全，应准予延缓撤出时间；第七，准予港九人民有武装自己和维持社会治安的权利；第八，组织战后救济会，赈济灾民；第九，非经我方同意，英军不得进入我方控制地区等。碍于当时的历史状况和各方力量格局，港督代表最终全部同意谭天度提出的要求和条件。

至此，中共与港英当局谈判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于是谭天度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向英方承诺，中共今后不在港九地区从事活动，港九独立大队将在近期内从香港全部撤出。

这次会谈后，广东区党委宣传部部长饶彰风以港九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大队政委的名义起草了《东江纵队港九独立大队撤退港九新界宣言》，宣布该部将在一周内全部撤出香港地区。由于当时香港治安紊乱，百废待举，驻港英军兵力严重不足，港英当局又不敢请国民党军队协助维持社会治安，为了维持香港的社会秩序，在战乱中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中共的力量。鉴于东江纵队驻港部队在广大群众中有良好的声誉，港督代表提出请求，希望港九独立大队暂缓撤出，帮助维持社会治安，组织港九民众建立自卫武装和筹建警察后备力量等。谭天度经请示，同意港英当局请求，答应港九独立大队在港继续驻扎5个月，经费由港方负责。

10月，广东区党委将这些谈判的结果陆续电报中共中央：我方提出的要求和条件，“港方表示完全同意，并对我方数年来坚持斗争之精神及成绩，深表钦佩感谢”。随后，中共中央批准了中共华南党组织在港活动方案。

中共在港顺利开展工作

谈判结束，达成协议后，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开展香港城市工作的指示，广东区党委于1945年9月起陆续派出大批干部进入香港，并划分为秘密和半公开两大工作系统，分别由广东区党委委员梁广、黄康、连贯、饶彰风负责。1946年1月15日和2月5日，广东区党委和东江纵队领导机关分别迁入香港；6月，设立半公开工作机构中共港粤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港粤工委”），由广东区党委书记尹林平兼书记。根据中共中央及南方局指示，1946年秋至1947年夏，中共大批专业干部如章汉夫、潘汉年、夏衍、许涤新、乔冠华、廖沫沙、龚澎、冯乃超、邵荃麟等人陆续由内地转移至香港，中共利用香港的有利条件，广泛开展了统战、文化、宣传、财经、外事、侨运、情报等工作。1947年5月，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成立，方方为书记，尹林平为副书记。随即，中共港粤工委改称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章汉夫为书记。香港成为当时华南解放战争的指挥中心。

1946年9月1日，广东区党委领导创办的香港劳工子弟学校开学。1946年10月10日，广东区党委与民主人士共同创办的达德学院开学。与此同时，香岛、培侨、汉华等中学相继开学。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在港九地区举办20多期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为华南和西南地区培训了省、地、县级干部数百人。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上海局也将许多期学习班转移到香港举办，刘晓、方方、刘长胜、钱瑛、许涤新等人亲自授课。

1947年，香港爆发自1925年省港大罢工以来的特大工潮，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正确的斗争策略，领导广大工人群众取得大罢工的胜利。通过这次大罢工，共产党取代了国民党在香港工会中的主导地位，争取了广大工人群众的支持。

在中共的发动下，进步港商冲破国民党的阻力，开展与北方解放区的易货贸易，大量的药品、胶鞋等急需军用物资源源不断地被运往解放区，解放区生产的物品也有了海外销路。香港和南洋等地募集的捐款、衣被等也不断被输送到华南游击区。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政官员在内地的许多重大起义，也是在香港策动和完成的。在此期间，中共香港工作委员会还发动滞留在港的原国民党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资委会、招商局、九龙关等25个经济机构起义，产生了重大的政治影响；此后，还接收了这些机构的大量资产和人员。1948年秋开始，谭天度协助潘汉年、连贯、夏衍等人，将云聚香港的民主人士秘密输送至解放区，筹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谭天度与港督代表的这次谈判已经过去79年，实践证明，中共中央关于对香港受降时期的政治方针是非常英明、正确的。中共将香港作为战略基地，使之为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在港各项工作的开展及1997年香港顺利回归，打下了坚实基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