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颖超全力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树高千丈，根深叶茂；泉泻高山，云水相激。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为解决港澳台问题所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是中国政府“一国两制”方针的政策先导。可以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当时提出的主要设想和主张，经过中共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具体推进，已经在香港、澳门的回归之中得以实现，新时代中共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也正在努力实施之中一步步扎实推进。

20世纪70年代，在中共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而积极开展的对台工作中，邓颖超是落实具体工作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为打开海峡两岸关系发展新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接掌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

1954年7月，毛泽东致函周恩来，指示加强对台工作，以完成祖国的统一。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中央对台小组”），周恩来直接领导中央对台小组的工作。该小组成立之初由李克农和罗瑞卿负责，徐冰、罗青长、凌云、孔原和童小鹏为小组成员。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央对台小组的工作基本中断。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代替了“解放台湾”的提法，为制定新的对台方针政策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79年12月，中央批准改组中央对台小组，决定由邓颖超继叶剑英、邓小平之后，出任组长，廖承志、罗青长为副组长。

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和中美建交的背景下，根据改革开放初期的新情况、新要求，邓小平继承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思想，作出了调整对台工作方针的决策。邓颖超全力配合中央，带领中央对台小组成员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方针路线，于20世纪80年代用一封信打破了海峡两岸已38年无交流交往的隔绝状态。

这封信是1982年7月24日廖承志给在台湾的国民党主席、“吾弟”蒋经国发出的一封公开信。廖承志在信中提议国共第三次合作，并表示愿意打破自1949年以来，国共两党及海峡两岸38年不相往来的相互隔绝状态，访问台湾。公开信刊发在1982年7月25日的《人民日报》上，在海峡两岸和海内外引起极大震撼和持续性震动。

公开信是以个人名义所写，切合廖承志、蒋经国二人的家传底蕴和同学故旧的交往实际，行文分寸得当，情理俱佳，文辞沉厚真切又具有面向未来的历史宏阔感，饱含中华民族之深情。其实，这封公开信的撰写和发表是在中央对台小组组长邓颖超直接领导之下进行的，邓颖超的身后，则是中共中央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

廖承志发出这封公开信是在特定历史节点上，中共对台工作的一个有力的重要决定，是以邓颖超为组长的中央对台小组按照邓小平的意见和中共中央的统一部署，传承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的对台工作政策方针，根据新的形势变化做出的大动作。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发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的重要讲话，把“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与“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加紧经济建设”一道，作为“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他说：“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

邓颖超对毛泽东、周恩来处理台湾问题的思想是非常清楚的，他们虽然没有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概念，但他们为“一国两制”政策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道路，正如周恩来经常对邓颖超说的，我们这辈子如果看不到祖国统一，下一代或再下一代总会看到的。我们只要播好种，把路开对了就行。

事实上，“一国两制”的雏形自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孕育在毛泽东、周恩来胸中，他们对“一国两制”问题做了初步设想。195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时表示，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自己的方式生活。军队也可以保存，我们不压迫蒋介石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一纲”是台湾必须回归祖国。“四目”包括：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共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委于蒋介石；台湾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共中央拨付；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待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后进行；互约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举。

进入20世纪70年代，邓颖超清楚，病中的周恩来考虑最多、感觉紧迫的事之一就是结束海峡两岸的分离敌对状态，实现台湾的和平回归。1975年9月4日，周恩来就9月3日《参考消息》转载香港《七十年代》编辑部专稿《访蒋经国旧部蔡省三》一文作出批示，要罗青长、钱嘉东找王昆仑、屈武等人对有关蔡省三的材料进行分析，弄清真相。批语最后，周恩来用颤抖的手一连写下4个“托”字。未能见到台湾回归祖国，是周恩来总理临终前一件十分遗憾的事。邓颖超之所以胜任中央对台小组组长一职，很重要的一点是她能够继续体现出周恩来对海峡对岸的巨大亲和力、感召力。

为公开信出谋划策、斟酌字句

国共两党要交往、要坐下来谈，这是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第一步，但是，针对台湾当局的“三不”（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政策，破解之道何在？机会是有的，但也会稍纵即逝。邓颖超十分敏锐地抓住了推开两岸交往谈判之门的机会，当机立断，建议并参与决策了廖承志致蒋经国公开信这一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

1982年7月，邓颖超看到了蒋经国在台湾发表的一篇悼念父亲蒋介石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切望父灵能回到家园与先人同在”，还表示自己“要把孝顺的心，扩大为民族感情，去敬爱民族，奉献于国家”。文中透出浓浓的思乡之情。邓颖超请示邓小平，与其商量谋划之后，立即召集中央对台小组开会研究，建议由副组长廖承志给蒋经国写一封公开信。

廖承志之父廖仲恺是蒋经国之父蒋介石的“同志”，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为国民党中央委员。廖家与蒋家的交往渊源深厚，黄埔军校成立时，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则为国民党代表。孙中山去世之后，国民党亲共的左派代表人物廖仲恺惨遭右翼分子杀害，何香凝认为此事乃蒋介石幕后指使，但苦于没有证据，存下心结，廖蒋两家后代虽有往来，但其中的恩怨情仇却是深深难解。廖承志与蒋经国既是儿时的好友，又是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此时廖承志站出来给蒋经国写信，显示出他不计较个人恩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以祖国统一为己任的胸怀。廖承志的信文采焕然、温润感人，措辞遣句丝丝入扣、滴水不漏，令人印象深刻。廖承志的行文不仅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力量，也以同窗兄长的口吻对蒋经国进行鼓励和劝慰，甚至训斥，有相当大的不可替代的私谊力量。

这封公开信虽然是以个人名义而写，实际上代表的是中共中央的态度。当时，廖承志负责台港澳事务，深感责任重大，当邓颖超提出希望由他给蒋经国写公开信的想法时，他感到由自己出面，以自己与蒋家的世交关系，先与台湾方面沟通，以此作为打破台湾当局“三不”政策的契机，促使日后国共两党坐下来商讨台湾回归，为祖国统一大计创造条件是切实可行的，也是自己应尽的职责。

邓小平和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对蒋经国始终寄予信任，邓颖超与廖承志一起推敲信中的文句。文中引用了周恩来总理当年在张治中给台湾故旧公开信中所写的“寥廓海天，不归待何”的话，引用了鲁迅的著名诗句“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些话极为感人，又句句铿锵，都是邓颖超的用心之处。

信中回顾了国共两党两次合作的历史，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统一的方针政策，从国家、民族、个人的角度，力劝蒋经国“依时顺势，负起历史责任，毅然和谈，达成国家统一”，以便对历史作出交代。“千秋功罪，系于一念之间。当今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台湾上下众议纷纾。岁月不居，来日苦短，夜长梦多，时不我与。盼弟善为抉择，未雨绸缪。‘寥廓海天，不归何待？’……”言真意切，感人肺腑。

在邓颖超一字一句地亲力推敲下，廖承志公开信中提及的“和平统一”，“事关国民党兴亡绝续”，“蒋氏两代（要）对历史有所交代”，望吾弟“慎思”“再思”“三思”等话语，可谓句句良言，扣动心弦。“计利当计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是蒋经国的座右铭，廖承志在公开信中引用了这句话，希望对其动之以情。廖承志致蒋经国的公开信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海内外的极大震动，触动了民族的深情，海岛当归，中华和统，中国共产党民族大义昭然明示天下。1982年7月26日至31日，大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界知名人士及港澳同胞、华侨纷纷召开座谈会，发表谈话，切盼蒋经国摒弃前嫌，依时顺势，择善而从，共图振兴中华之伟业。同时，公开信激起国民党老兵思乡、归乡的千层浪，对国民党僵化的大陆“三不”政策形成强大冲击。

廖承志的公开信转到蒋经国手中之后，蒋经国没有沉默。经蒋经国授意，台湾当局请时为国民党常委的宋美龄以长辈的名义给廖承志回公开信，这实际上已经是国共两党以特殊方式在开展两岸交往了。

1982年8月17日，宋美龄亲自给廖承志写了一封回信，她在信中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尽管从宋美龄的回信文字中透露出她仍坚持“三不”政策的态度，可蒋经国已经在考虑台湾与大陆的和合问题，他派出的密使沈诚已经启程赴北京，“三不”政策开始动摇。

积极推动海峡两岸的交流和交往

从1979年担任中央对台小组组长一职开始，邓颖超就十分清楚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在全力推进对台工作中，她多次指出，在对待台湾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工作的政治性、政策性、策略性以及时间性，要有耐心与韧性，确保每件工作都要扎扎实实地去做。

1980年元旦，邓颖超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表示，《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宣告的大政方针不是权宜之计，更非所谓的“统战攻势”，完全是以中华民族的大义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希望台湾当局审时度势，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朝着祖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前进。在这次讲话中，邓颖超表示相信富于爱国传统的台湾人民一定会为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作出积极贡献。

当日，中央对台小组在中南海西花厅召开会议。邓颖超在会上强调，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全党的重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实现这一重大任务。对台工作要有时间性、紧迫性，中央对台小组的任务是调查研究对台湾的方针政策和重大事件，向中共中央建议，是中共中央的参谋、助手，必须兢兢业业，全力以赴地做好工作。会议接受她的建议，由全国政协发出《致台湾同胞春节慰问信》，决定最先处理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

1980年11月，浙江省台胞率先在全国创建了浙江省台湾同胞联谊会。邓颖超、廖承志等中央对台小组的领导同志都对这一新生的群众团体很重视，认为它将成为沟通长期处于隔绝状况的两岸同胞的桥梁。邓颖超对台湾同胞的情感心声非常理解，提议中央也成立台联组织。1981年初，邓颖超专门调全国妇联副主席、在河北廊坊挂职地委副书记的林丽韫返京，筹备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以下简称“全国台联”）。邓颖超对此项工作非常重视，从大政方针到具体事务都给予关心和指导，她多次对林丽韫说，由于30多年的隔阂，台湾同胞对我们很不了解，全国台联应努力同台胞沟通，增进海峡两岸同胞的相互了解。她还指出，成立全国台联之后，要做好生活在祖国大陆台胞的工作，要协助党政有关部门落实好对台胞的政策，彻底平反冤假错案，团结他们为祖国的“四化”建设作出贡献。全面拓展对台工作既寄希望于台湾当局，更寄希望于台湾民众。邓颖超对林丽韫说：“对台湾同胞落实政策的工作十分重要，你们要过细检查。落实一个，影响一家，落实一家，影响一片，务必要善始善终，不要有遗漏。”在邓颖超和对台工作领导小组的努力推动之下，对台湾同胞和去台人员家属落实政策的问题解决得较好，促进了对台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即著名的“叶九条”。内容大致包括：建议举行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两党对等谈判；双方共同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以及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提供方便，达成协议；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台湾当局和各界代表人士，可担任全国性政治机构领导职务，参与国家管理；台湾地方财政有困难时，可由中央政府酌予补助；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愿回祖国定居者，保证妥善安排，不受歧视，来去自由；欢迎台湾工商界人士回到祖国大陆投资，兴办各种经济事业，保证其合法权益与利润；欢迎台湾各族人民、各界人士、民众团体，提供建议，共商国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