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论》的“传道者”漆琪生

漆琪生（1904—1986），我国第一代《资本论》研究者，一生致力于《资本论》的教学与研究，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卓越贡献，被誉为“《资本论》的传道者”。

留学日本受教名师

漆琪生，原名相衡，号伯勋，1904年出生于四川省江津县八政乡（今重庆市江津区李市镇）一户农民家庭。漆琪生自小聪颖好学，成绩优异，深得经商的伯父赏识，1923年从江津县立中学毕业后，得到伯父资助，东渡日本留学。

到日本后，经过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年的学习，漆琪生于1925年进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就读。在这里，他参加了班上同学组织的社会科学联合会。这个联合会类似读书小组，每周定期组织同学们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讨论无产阶级革命问题。在学习中，漆琪生感到，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掌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系统深入地学习《资本论》原著。

这对于毫无德文基础的漆琪生，其难度可想而知。因身处日本，漆琪生只能借助德日词典，逐字逐句地查阅理解，遇到实在无法理解的地方，就向老师同学请教，有时他因原著中一两句内容难以理解，几日茶饭不思，夜不成眠，凭着韧劲和毅力，耗时两年多，硬生生“啃”完了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全三卷。

1928年，漆琪生顺利考入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在这里遇到了对他影响至深的河上肇教授。河上肇是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他的很多著作对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陈望道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产生较大影响。河上肇对《资本论》有很深研究，不仅将《资本论》翻译为日文引入日本，还著有《〈资本论〉入门》一书。通过选修河上肇主讲的《资本论》研究课程，漆琪生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了更深刻、更准确的理解。

一次，漆琪生登门拜访河上肇，长谈中，河上肇教导他不仅要博览群书，从正反两方面看问题，而且要有明确的是非观，树立坚定的信仰和方向。河上肇的教导对漆琪生的信仰、治学及做人产生了极大影响，坚定了漆琪生毕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信心和决心。

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过程中，漆琪生对金融资本和农业经济等现实问题产生了浓厚兴趣。关于金融资本问题，他阅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等大量相关著作。关于农业经济问题，他拟定撰写以“东方国家农业经济的特点和前途”为题的毕业论文，力图通过研究中国、印度两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的农业特点，阐述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和必然性。

正当漆琪生搜集好论文资料，着手撰写毕业论文之际，日本政府在1930年出动军警，大肆拘禁留日中国共产党员和进步学生，漆琪生也未能幸免，学业被迫中止。

辗转执教矢志传道

1931年初，漆琪生被日警遣返回国后来到上海。此后，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漆琪生携家人颠沛流离，先后辗转执教于中国公学（上海）、暨南大学（上海）、持志大学（上海）、中山大学（广州和云南澄江）、广西大学（桂林）和复旦大学（重庆），抗战胜利后才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

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不允许教师在课堂上讲授《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因此漆琪生只能开设“农业经济学”“土地政策”“货币学”等课程。为了传播真理，漆琪生冒着被迫害的政治风险，在课程相关内容中穿插讲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并通过组织课外读书小组、研究会等形式，暗中带领学生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指导学生识别和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歪理谬论。后来成为著名爱国华侨领袖、全国侨联前主席的庄炎林当年在广西大学（桂林）就读时，听过漆琪生讲课，及至90余岁高龄时，仍对当初漆琪生的授课记忆犹新。

1933年，漆琪生深入赣、湘、鄂、皖四省调查农村土地问题，撰写完成《苏区农村土地问题》等调查报告，力陈实施“耕者有其田”的农村土地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关于中国的发展道路，漆琪生撰文主张，中国应优先发展农业，以农业为基础带动工业发展。漆琪生也因此一度与梁漱溟被视为当时学术界“以农立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漆琪生被华东高教部调往私立震旦大学开展接管工作，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系主任。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震旦大学撤办，其法学院和经济系并入复旦大学，漆琪生也随之回到复旦大学任教，从此再未离开过复旦大学。在新中国的复旦大学，漆琪生将自己主讲的课程“政治经济学原理”正式改为“资本论”，开启了《资本论》教学与研究的新篇章。

漆琪生不仅注重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也注重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当时中国面临的现实问题。他认为：“首先是弄懂理论，弄懂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在联系；弄懂理论的目的，就是试图用理论的武器回答中国现实中的重大问题。”

漆琪生在报刊上撰写大量文章介绍《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及学习体会，先后撰写出版《过渡时期我国的经济政策》《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资本的循环与周转》等多部著作，还受邀为一些高校师生开设《资本论》专题讲座。

坚持斗争数度历险

五四运动期间，尚是中学生的漆琪生就迸发出强烈的爱国热情，多次在江津县立中学组织学生进行反帝宣传活动。到日本留学后，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漆琪生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因而逐步树立了革命理想与救国志向。

1926年，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就读的漆琪生加入东方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次年，漆琪生参与组织冈山中国留学生举行“反对日军占领济南和扩大侵华”示威游行，被日警拘禁一日。1928年初，漆琪生在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日本政府开始疯狂镇压留日中共党员，先后制造了“三一五”事件和“四一六”事件，河上肇也在“三一五”事件中被捕入狱。1930年，日本政府出动大批军警，将留日中共党员和进步学生全部非法拘禁，当时在京都帝国大学学习、正忙于撰写毕业论文的漆琪生也未能幸免。拘禁期间，漆琪生虽遭毒刑拷打，但坚强不屈。1931年初，受拘禁3个月的漆琪生被日警押解上船，遣返回国。漆琪生委托舍友沈雁冰（茅盾）代为保管的学习生活用品全部被日警抄没，他最珍视的一大箱学习研究资料因此遗失。

1933年福建事变爆发，李济深、蔡廷锴等人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人民革命政府，当时在暨南大学（上海）执教的漆琪生受邀加入人民革命政府的财经委员会和土地委员会。不久，福建事变失败，漆琪生被国民党反动当局通缉，被迫流亡香港。

1934年，漆琪生潜返上海，用化名继续在报刊撰写时评文章。因漆琪生的文章多批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错误经济政策，加之拒绝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其撰写唯心史观经济学文章的要求，国民党反动当局将他列入黑名单，禁止各报刊发表其文章。漆琪生不得已化名到持志大学（上海）工作，1936年遭人告密，为躲避国民党反动当局拘捕，被迫逃亡广州。

1940年，漆琪生在中山大学（云南澄江）执教时，陈立夫在中山大学策动学潮和纠纷，解聘进步教师。因漆琪生是中共党员，陈立夫属下人员申令云南省政府实施逮捕，漆琪生又被迫携家人逃往重庆。

不久，漆琪生前往广西大学（桂林）执教。教学之余，他不仅坚持撰文批评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错误经济政策，还与千家驹、周伯棣等学者一起编辑出版《新工商》杂志，邀请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发表进步言论。1944年，本就高度近视的漆琪生因幼子不幸患病夭折，伤心恸哭致双眼失明，后经治疗，仅右眼恢复部分视力。

1947年，上海学生发起“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爱国民主运动，漆琪生坚定支持学生运动，并积极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因此被国民党反动当局解除了复旦大学教授委员会执行委员职务。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国民党反动当局派出军警夜间闯进复旦大学宿舍区，逮捕进步教师，恰巧漆琪生外出参加中国民主建国会的地下小组会议，会后因夜深且下大雨未回家，幸运躲过搜捕。

三见周恩来统战建功

新中国成立前，漆琪生曾三次见到周恩来，在周恩来的鼓励下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为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作出重要贡献。

1944年，漆琪生在复旦大学（重庆）任教，参加在重庆杨沧白先生纪念堂举行的一场纪念活动，周恩来也出席此次活动。这是漆琪生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因时间仓促，当时未能交流。

1945年，在中共党员漆鲁鱼的引荐下，漆琪生到重庆周公馆拜访周恩来，这是他第二次见到周恩来。周公馆当时由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的主要办公地点，也是中共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前沿阵地。

同年12月，漆琪生应中国民主建国会（以下简称“民建”）发起人之一的施存统邀请，在重庆参加民建成立大会，并当选为民建第一届总会理事（中央委员）。漆琪生自日本回国后，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他一直希望尽快重回党组织。然而，国民党反动当局千方百计地破坏中共领导的统一战线工作，出于大局考虑，漆琪生接受民建组织的工作安排，开始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6年，漆琪生随复旦大学从重庆迁回上海，当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其统治区制造白色恐怖，民建组织活动转入地下。1947年3月，在著名爱国实业家、中国民主促进会发起人之一陈巳生的引荐下，漆琪生在上海拜访了周恩来，这是他第三次见到周恩来。叙谈间，周恩来对漆琪生说，只要是坚决反对南京反动统治的民主人士，我们将对他们实行统一战线政策，欢迎一切要求进步和努力革命的人们与我们做朋友。周恩来语重心长的赠言，给予漆琪生莫大的鼓舞，从此更加积极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

上海解放前夕，漆琪生暗中联系复旦大学进步教授，积极筹划解放后的复旦大学接管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上海成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重点。漆琪生结合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进行理论研究，在上海多种刊物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以及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然性。此外，他还面向工商界人士做了多场演讲和报告，帮助工商界人士理解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公私合营后，漆琪生积极筹办上海市工商界政治学校，并担任该校教务长，帮助上海工商界人士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由于漆琪生的突出贡献，他先后当选民建上海市委常委、副主任委员。

三见毛泽东备受鼓舞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漆琪生曾三次见到毛泽东主席，这是他最引以为豪的经历。

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0年5月。时施存统任政务院首任劳动部部长，漆琪生在1950年短期调任劳动部劳资争议司副司长。一天，刚到北京工作不久的漆琪生接到中央统战部通知，让他前往中南海怀仁堂列席旁听中共中央对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关于土地改革政策的报告。漆琪生的座位安排在会场左侧第五排中央，离主席台很近。当毛主席莅临会议现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漆琪生也异常激动地鼓掌欢迎。

第二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57年7月7日。当日，毛主席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会议厅与30余位上海社会各界民主人士代表座谈，此时已回到复旦大学任教的漆琪生作为教育界代表应邀参加。座谈中，毛主席来到漆琪生所在桌，当得知其是漆琪生后，毛主席说看过他的文章，并微笑着问他是否写过一篇《和平热乎，战争乎？》的文章，当时害怕不害怕。漆琪生回答说那篇文章是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假和谈阴谋的。毛主席点头微笑，又关切地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学《资本论》的、在课堂上是怎样教的、同学们是否都听懂了，漆琪生结合复旦大学《资本论》教学情况，逐一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的博闻强识让漆琪生无比叹服，毛主席的关心和关怀更是让漆琪生感动不已。

第三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63年11月16日。当日，漆琪生正在北京参加社会科学全国学术讨论会。午饭后，会议主办方根据上级通知，安排会议代表集体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受毛主席的接见。巧的是，当天恰逢漆琪生59岁生日。

毛主席的三次接见让漆琪生备受鼓舞，毛主席对《资本论》教学的关注和关切，更让漆琪生意识到教学责任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