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前夕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长征是惊天动地的革命壮举，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谱写的壮丽史诗，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

2024年是中央红军长征出发90周年。在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珍藏、展示着许多关于长征的文物史料，其中90年前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的《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等一批长征前夕的军事和政治命令格外引人注目。

这些军事和政治命令，由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军委或联合或单独发布，它们跨越时空，见证和讲述着当年红军长征的“北上与西征”“决策与部署”“出发与留守”，为我们重温长征历史、弘扬长征精神打开了一扇独特的窗口。

关于“北上与西征”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一、北上抗日

在国民党向中央苏区腹地全面推进的危急时刻，为让国民党从中央苏区调回部分兵力，以减轻中央苏区压力，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国民党军的“围剿”，1934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中革军委会发布《关于派七军团以抗日先遣队名义向闽浙挺进的作战训令》，决定以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领导群众游击战争，创造和建立新的根据地。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以红七军团建制，寻淮洲任军团长，乐少华任政治委员，粟裕任参谋长，刘英任政治部主任，曾洪易为中共中央随军代表。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北上抗日先遣队的任务是：第一，在福建、浙江发展游击战争，开创游击区域，一直到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诸地界建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第二，开展福建、浙江的反日运动；第三，消灭敌人后方的单个部队，特别是在福建及浙赣边境上的单个部队；第四，深入敌人远后方，经过闽江流域，一直到杭江铁路及安徽的南部，以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分到其后方。

根据作战训令，北上抗日先遣队的行动计划是：第一步是由瑞金出发，经连城之北，永安东南，到达福州延平间的闽江地域，在红九军团配合下北渡闽江；第二步是渡过闽江后，经古田庆元遂昌向浙西前进，在有利条件下，协同红十军消灭浙赣边境上的敌人；第三步是要在8月下旬，在浙江及皖南地域，创立广大的游击地区及苏维埃的根据地。

根据上述行动计划，7月6日晚，红七军团在红都军民热烈欢送下从瑞金出发，按预定计划东进福建，经长汀、连城、永安县境，7月下旬进占闽中大田县城，随后获得尤溪口和樟板湖战斗的胜利，7月30日晚，在红九军团掩护下成功渡过闽江，胜利完成第一步计划。在出发之前，中央为红七军团在瑞金赶印了160余万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等。

北上抗日先遣队有力宣传了中共中央北上抗日主张，吸引和调动了一部分“围剿”中央苏区的敌人，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即将实行的战略转移。

二、西征探路

1934年7月初，湘赣省苏区的中心区域被国民党军占领，由湘赣苏区和湘鄂赣苏区红军主力组成的红六军团已处于危险境地。为保全这支红军部队，同时为给即将进行的中央红军主力突围转移探路，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给湘赣苏区红六军团下达《关于红六军团向湖南中部转移给六军团及湘赣军区的训令》（以下简称《训令》）。中央和军委作出这一决定的目的是：六军团以自己在湘中的积极行动，消灭敌人的单个部队，最大限度地发展当地的游击战争与土地革命，直至创立新的苏区，给湘敌以致命的威胁，迫使敌不得不进行作战上及战略上的重新部署，这将破坏湘敌逐渐紧缩湘赣苏区的计划及辅助中央苏区之作战；最大限度地保存六军团的有生力量并在积极的游击活动中加倍扩大；尽量组织与发展湖南群众的革命斗争、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的斗争。《训令》还提出：“六军团应以自己英勇的斗争革命化湖南的环境，并鼓动与组织湖南的群众斗争，发展为革命的游击战争，彻底的土地革命，直至由建立苏维埃政权与新的大片苏区，确立与二军团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

《训令》指出，六军团向湖南发展的路线、地域和行动是：“由黄坳、上下七地域的敌人工事守备的薄弱部或其以南转移到现独四团行动的桂东地域。在转移中要迅速脱离敌人，以便到桂东的游击区域，高度的迅速的发展游击战争和推广游击区域”，“第二步应转移在新田、祁阳，零陵地域去发展游击战争，和创立苏区的根据地”，“以后则向新化溆浦两县间的山地发展，并由该地域向北与二军团取联络”。

西征的红六军团由萧克任军团长，王震任军团政治委员，李达任军团参谋长，张子意任军团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为中央代表、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全军团辖第十七、十八两师，近万人。

1934年8月7日，红六军团从遂川县横石和新江口地区出发，突破遂川县衙前、五斗江敌军封锁线；8月中旬，到达湖南桂东县寨前，后经资兴、郴县、桂阳、新田等县，8月23日，到达湘西南零陵东北地区；随后，再经嘉禾县进入广西北部，9月上旬在界首渡过湘江，9月11日进入湘南城步县境；10月24日终于到达黔东印江县木黄，与贺龙领导的红军第三师（原红二军团）会师，胜利地完成党中央和中革军委下达的作战任务。

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历时80余天，行程2500多公里，冲破了敌人的围追堵截，实施了战略转移，起到了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和侦察、探路的作用。

关于“决策与部署”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一、长征的决策

1934年4月广昌失守之后，根据地区域日益缩小，军力、民力和物力消耗巨大。国民党军队调整部署，加紧对根据地中心地区进行“围剿”，红军虽顽强抵抗，但节节失利，陷入困境。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中央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并于6月2日在《埃韦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报告》中将这一决定报告共产国际：“留在中央苏区，转入游击战，将其作为我们斗争的最重要方法”，“但仅仅这样做决不能保证有效地保卫中央苏区”，“否则我们只有保卫中央苏区到最后，同时准备将我们的主力撤到另一个战场……”这是目前见到的中共中央关于红军长征最早的直接档案文字记载。6月16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我们完全赞成你们目前根据对形势的正确评价而实行的计划”，“如果说主力部队可能需要暂时撤离中央苏区，为其做准备是适宜的，那么这样做也只是为了撤出有生力量，使之免遭打击。”

根据共产国际6月16日的指示，博古、李德开始了撤离苏区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博古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中央最高“三人团”，对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突围转移秘密进行筹划。“三人团”具体分工是：博古、李德负责制定政治、军事方面的行动计划，周恩来负责军事计划的实行。

9月17日，秦邦宪（博古）代表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再次提出撤离中央苏区，向湖南方向实施战略转移。比之5月下旬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请示，这一次请示要直接、明确、迫切得多。电文如下：“[中共]中央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根据我们的总计划决定从10月初集中主要力量在江西的西南部对广东的力量实施进攻战役。最终目的是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全部准备工作将于10月1日前完成，我们的力量将在这之前转移并部署在计划实施战役的地方。我们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资料文库·党的系统》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11。下同）

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中共中央，“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即今后只在江西进行防御战是不可能取得对南京军队的决定性胜利的，我们同意你们将主力调往湖南的计划”，正式同意中共中央的转移计划。至此，经中共中央多次研究讨论，并经共产国际批准，红军实行战略转移的决策最终正式确定。

二、长征的部署

从1934年6月底7月初开始，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与敌人五次‘围剿’‘决战’”等口号掩护下，中央苏区开始了红军主力突围转移的秘密准备工作。

扩大红军1934年5月14日，中革军委发表《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的宣言，提出用3个月扩大红军5万人的目标，号召全体赤少队员和广大的工农群众踊跃参军。到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实际完成扩红任务62269人。9月1日，中央组织局、总动员武装部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要求各县应争取在9月27日以前完成各省委各军区动员武装部分配的数目，要在赤少队中讨论军委的命令，必须注意在广大群众特别是赤少队的群众中掀起武装上前线的热潮。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上又发表了《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在9月间动员3万名新战士走上前线，到9月27日止，新战士入伍实际完成18204名。从这年5月中旬至9月，整个中央苏区共动员80473名新战士充实到红军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

组建红八军团为突围转移需要，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于9月21日发出《关于红二十一、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及其任务致周昆等电》，明确提出红二十一、二十三师合编为红八军团，周昆任军团长，黄甦任军团政委，明确八军团的任务是：以运动防御阻止敌人向古龙岗前进，并进行局部的反突击来削弱敌人。这份电报强调，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应最大限度地保持有生兵力。

舆论准备1934年9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第239期发表《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这实际上是中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军队部署10月9日，中革军委下发《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在这份手工绘制填写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逐日任务及行军驻地路线、地域，以及各部队间的联络方法等，文字虽然简练，但规定的行动十分具体，甚至指挥到师、团一级。这是截至目前有记载的第一份部署红军长征行动的军事命令。该命令明确：军委纵队每日行程，10日从晚上出发，由田心向麻田圩前进。干部团晚上从九堡向宽田前进，11日晚上出发，并应到达宽田，12日晚上出发，由宽田转移到古田圩，于岭背渡河，13日留原地休息，开始架设雩都到小溪的长途电话。干部团编入纵队，14日仍在原地并进行补充侦察；在宁、会河会合处即龙古嘴到孟口地域准备渡河，完成一周粮食的准备，15日完成渡河准备，发下进攻命令，16日晚上渡雩都河并应到达新陂地域，17日晚上由原地转移到小溪地域，18日晚上移到图岭地域，并附两个迫击炮连及爆破连给三军团，附一个迫击炮连给一军团，19日晚上转移到合头地域，20日原地准备南移。关于渡河行动，一军团16日晚上于规定地域渡雩都河，并转移到梓山、里仁、梨村、梨邦桥地域，三军团16日晚上于规定地域渡雩都河，并应到达新陂（不含）、罗家渡、大平（含）地域，中央纵队17日晚上于东江口、洛口塘间渡河，转移到梓山、梨村、梨邦桥，五军团19日晚上于雩都、三门滩间渡河，并到达罗家渡、新陂、小溪及大平地域，八军团20日于晚间由王母渡、立赖圩间西渡，目的是尽快到达大龙地域。

在实际行动中，因情况变化，10月12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纵队，将该日程表规定的野战军全部行动，按日推迟一天执行，但中央纵队仍于12日晚行动。

历史表明，《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是红色政权和红军主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的“总命令”。这份行动日程表计划周详，充分表明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红军没有慌乱，而是制定出周密的突围转移计划，有力地证明红军长征是有组织的战略转移。

关于“出发与留守”的军事和政治命令

一、长征出发

10月10日，中革军委颁发第五号命令——《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以下简称《命令》）。《命令》明确纵队组成人员和司令员：“兹将军委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织第一野战纵队，与主力红军组成之野战军同行动，即以叶剑英同志任纵队司令员。”为使纵队顺利地执行任务，《命令》规定全体人员必须彻底了解和执行：“保持军事秘密。应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为隐蔽行动，避免飞机侦炸，应用夜行军。黄昏前集合，黄昏后移动，拂晓时停止”，“应严格遵守集合和出发时间及行军次序，不得迟缓和紊乱”，等等。附表内容详细，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的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的负责人为罗彬，第三梯队的负责人为武亭，第四梯队的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部队名称的代号分别为红星、梅坑、小松、公馆，规定了出发的具体时间和地点：第一梯队10月10日17时由梅坑出发，第二梯队10月10日18时由田心圩出发，第三梯队10月10日18时由石门圩和洋溪出发，第四梯队10月10日17时由九堡圩出发。

中革军委颁发的第五号命令，是关于红军开始实行战略转移（即长征）的标志性命令，是执行《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总命令”的一个具体命令。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第一、三、五、八、九军团，以及中央、军委机关和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开始从瑞金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

二、浴血留守

10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机关撤离后，在中央苏区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分局，项英任书记，同时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副主任梁柏台，统一领导留下的红二十四师及地方武装共1.6万余人坚持斗争。

10月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中央分局下发《红军主力突围转移，中央苏区广泛发展游击战争》的训令，明确中央苏区党的一切组织，在红军主力突围转移后，基本任务是发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反对敌人与保卫苏区，游击战争应该并且必须成为目前战斗的主要方式，应该坚强而有毅力地继续领导游击战争，正确地发动领导群众，正确地运用游击战术。党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解释主力红军在敌人背后的反攻可以吸引极大部分敌人离开中央苏区，从而有利于苏区内部的红军游击队去开展胜利的游击战争来保卫苏区，通过解释与教育，把全党同志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坚持有毅力的为着中央路线而在艰苦中奋斗，为中国革命与历史给予我们的任务而斗争。

1937年12月13日通过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各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致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