碧血丹心任白戈

四川南充，一片光耀史册的红色沃土，承载着厚重历史的革命老区，伟人英雄辈出的将帅故里，这里走出了开国元勋朱德、民主革命家张澜、共和国大将罗瑞卿、共产主义战士张思德，还有无数的仁人志士为了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任白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坚定求学：逆天改命求正道

1906年6月，任白戈出生于四川南充的一个贫农家庭，从小勤奋好学，希望通过读书改变命运。1922年，16岁的任白戈就读于当地的七宝寺高小。七宝寺高小是国民小学，任白戈接受的教育从旧学变成了新学，开始明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专制统治是民不聊生和社会不公的根源，从而产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立志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为国家培养栋梁之材，报效祖国。

1924年，任白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南充县立中学。该校是一所继承五四运动传统、发扬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新型学校，校内的革命思想很浓厚，校长为张澜。任白戈入校就当了班长，随后又成为学生会的副干事长。在开展学生运动中，任白戈工作很积极，表现出一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才能，中共川北支部负责人吴季蟠于1925年下半年将他发展成团员。任白戈常说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日子，他后来回忆：“由于自己出身贫苦，原来就有革命的要求，一接受革命思想，就积极参加革命活动。”

当时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1925年下半年开始，任白戈奉命从事建立左派国民党党部的工作。当时的南充还没有国民党的组织，任白戈加强了与进步同学的联系和交流，争取把他们发展成为国民党党员，这引起他同校内的国家主义派产生矛盾和斗争。一次，国家主义派为了篡夺学生会的领导权，污蔑任白戈“贪污”会费，纠集一批反动学生，对任白戈搞突然袭击，任白戈被团团围困在人群当中，有口难辩。好打抱不平的罗瑞卿闻讯赶来，把桌子一拍，跳到桌子上，放开嗓门，拍着胸脯说：“哪个要算账，找我来算！”这一举动吓退了反动学生，帮任白戈解了围。经过半年努力，任白戈发展了10多人加入国民党，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学校国民党（左派）区分部，并促进南充县左派国民党县党部的成立，随后以南充国民党特别党部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1926年6月，从黄埔军校毕业的共产党人李介回南充工作。李介同任白戈、罗瑞卿等人参加声援南充六合丝厂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一次谈判过程中，李介拿起手杖打了厂长盛克勤，盛克勤就到南充驻军告状。南充驻军是军阀杨森手下的师长何光烈部队，何光烈声称要抓人，加上国家主义派千方百计的刁难，任白戈的处境日益艰难。

作为同盟会会员、国民党元老的吴玉章此时已经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计划回四川整顿和改组国民党，在取得中共中央的同意后，又到广州向国民党中央的左派人士廖仲恺汇报并取得支持，廖仲恺向他划拨了1000元的活动经费。随后，吴玉章以国民党中央党务筹备员身份到达重庆，对国民党四川省临时执委会进行改组。恰好这时，何光烈拟筹建嘉陵高中，随即聘请德高望重的吴玉章为校长。1926年，吴玉章到了南充，中共中央派任白戈给吴玉章做秘书。任白戈告诉吴玉章自己在南充的艰难处境。吴玉章鼓励他到重庆去读中法大学，并当即取出一张名片在上面批写，“道融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学校，一切食宿由您安排”。道融就是南充籍共产党员杨伯恺，当时在重庆中法大学任教务长，吴玉章不在校时，一切事务由他负责。

革命洗礼：力挽狂澜勇担当

1925年8月，吴玉章奉命到四川改组国民党，他先到重庆与杨闇公会面，二人商议筹建一所培养革命力量的学校，为重庆党团组织提供活动地点。吴玉章拿出廖仲恺给的1000元活动经费，在杨闇公父亲杨淮清的帮助下，办起了重庆中法大学。任白戈既是中法大学的学生，还在川东学联任常委，在重庆学联当副会长，借助这些身份从事学运工作。

1926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杨伯恺找任白戈谈话，由于工作需要，任白戈转为正式党员。在一个偶然的场合，中共重庆地委书记杨闇公发现了任白戈的才干，很赏识他，生活上对他照顾有加，工作上也给他压担子。当时，重庆是全川革命运动的中心，重庆的中共党团组织负责全川的革命工作，党团组织均由3人组成，任白戈担任共青团四川地委宣传部部长。

1926年冬，中共中央以国民党名义派人到重庆，招考黄埔军校第六期（武汉分校）学生，只派了一名主任来重庆，考官都在重庆找。中共中央同时指示，招考对象主要是团员和革命青年，要防止国家主义派和孙文主义学会混入学生队，必须加强政审，还要有人负责介绍，杨闇公指定任白戈负责政治审査。这时罗瑞卿来到重庆，要求参加革命，任白戈就给罗瑞卿写了介绍信和证明材料，证明他在南充读书时就参加革命。军校从报考的600多人中录取200多人，罗瑞卿榜上有名，徐彦刚、赵一曼等也是同批入学。

为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1926年11月，中共中央指示重庆地委成立由杨闇公、朱德、刘伯承组成的军事委员会，并领导泸顺起义。泸顺起义打响了巴蜀革命的第一枪，是中国共产党力图掌握武装的一次勇敢尝试，比八一南昌起义还早了半年多的时间。泸顺起义爆发后，震动全川，加速了四川各军阀改旗易帜的进程。

在四川和全国的革命形势一片大好之际，风云突变，形势急转直下。1927年3月，北伐军兵临南京城下，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侨民”为由炮击南京，导致中国军民2000多人伤亡，史称“南京惨案”。“南京惨案”是英美帝国主义国家企图通过武力威胁，拉拢蒋介石，迫使右翼叛变革命的一个政治阴谋，加速了蒋介石公开背叛革命、彻底倒向帝国主义的步伐。蒋介石派人到四川进行反革命活动，不久，就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三三一”惨案，“三三一”惨案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预演。

为了声援“南京惨案”遇难同胞，中共重庆地委决定在3月31日举行群众集会。当时许多同志都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有两位同志把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写好放在包里，任白戈则把杨闇公奖给他而一直舍不得穿的新皮鞋穿上。会议刚开始，枪声四起，会场一片混乱，任白戈当天在主席台负责记录，是从城墙跳下去逃脱的。冉钧和杨闇公两位党组织负责人先后牺牲。在白色恐怖笼罩的局势下，临时党团于4月10日召开会议，重庆党团组织的领导人只剩下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任白戈，其他3人因要去武汉给中央汇报情况，推任白戈为党团临时特委书记。任白戈临危受命，在反革命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中，昼伏夜出，联系失散的党团员，恢复了部分党团组织，查明革命群众和党团员伤亡情况，完成善后工作任务后，即向中共中央写了报告。刚刚转党不久的任白戈，在中共党组织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展现了他的组织才能和大无畏精神，发挥了特殊作用。

8月，傅烈奉中共中央的命令来四川负责党的领导工作。他建立起中共四川临时省委，撤销了四川党团临时地委，任白戈分配到共青团川西特委，负责组织工作。不久，团省委书记彭兴道叛变，经组织同意，任白戈离开四川。

匕首投枪：左翼文化领军人

1928年夏天，任白戈乘船从重庆抵达上海，经先期到达的杨伯恺介绍，任白戈成为招商局公学的一名教员。1929年春，任白戈、杨伯恺等5人成立招商局公学党小组，后与世界书局、泰东书局合组为一个“文化支部”，由中共沪东区委书记恽代英直接领导。1930年初，招商局公学党小组与中共沪东区委断了联系，恰巧这时，招商局局长又被人暗杀，招商局公学的许多教员被解聘，任白戈也被要求限期离开。任白戈第一次失掉了自己的组织关系。

1930年初，任白戈、杨伯恺、沙汀等人创办辛垦书店，宣传革命思想。辛垦书店出版的第一本书就是任白戈翻译的《伊里奇的辩证法》，大量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受到革命青年和进步学生的热烈欢迎。辛垦书店创办之初，任卓宣粉墨登场，由于和任白戈、杨伯恺等都是南充老乡，与杨伯恺还是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他提出入股书店的请求。利用辛垦书店这个平台，任卓宣用“叶青”笔名写了大量文章，引起了国民党的注意而收买他。1932年，正在开展“文化围剿”的国民党当局在上海大肆搜查和捣毁进步书店，杨伯恺担心辛垦书店受到查封，便对沙汀、任白戈说，想请任卓宣去与周佛海拉关系，二人当即表示反对，此事遂罢。后来任卓宣还是到南京找周佛海，彼时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负责文化方面的事。经过周佛海的调停，辛垦书店暂时无虞，不过书店内部却产生了矛盾，在这种情况下，任白戈、沙汀等发表公开的退出声明，脱离辛垦书店。

在此期间，任白戈应聘到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做教师。1922年，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到曲阜二师从事党的宣传活动并成立党支部，校内进步氛围浓厚。当地泰安县委了解到任白戈是失去组织关系的老党员，就托一名党员学生同任白戈重新接上组织关系。1931年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搞大逮捕，曲阜二师又是重点，任白戈提前获得情报返回上海，再一次失掉组织关系。

1933年夏，任白戈被国民党误捕入狱，在狱中，他亲身感受到反动派的极端残暴，出狱后加入了由鲁迅创建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1934年左联领导机构改选，任白戈当选为常委，任宣传部部长，后在田汉的直接领导下，以秘书长的身份负责左联日常工作。1935年春，田汉等人被捕，左联一时处于无人领导的状态，蒋介石方面的反动文人和叛徒向左联发起猖狂进攻，试图一举打垮左联。任白戈又一次挺身而出，独立支撑局面，左联最困难的时候，也是任白戈笔耕最勤、写文章最多的时候。他发表大量文章，矛头直指国民党的御用作家、第三种人和叛徒，表现出一个革命文化战士的巨大勇气和惊人才华。国民党特务机关开始密切注意任白戈的行动，意欲加以逮捕。经上级同意，任白戈于1935年7月东渡日本，指导留日学生中左联的工作。

1936年，上海左翼文学界爆发了关于“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两个口号的论争。任白戈奉周扬、田汉之命传达大论战情况及要求留日文艺界朋友就“两个口号”表态。东京的文艺界从郭沫若起，一致赞成拥护“国防文学”口号，但他们并不知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是由鲁迅先生提出的。毛泽东对“两个口号”的论争有着专门的评价，认为这个争论是在路线政策转变关头发生的。从内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一个重大的转变，在这样的转变过程中，由于革命阵营内部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的不平衡，认识有分歧，发生争论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认为，鲁迅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艺运动的旗手，应该尊重他。

随着东京留日学生中左翼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日本统治当局对中国留学生中的进步人士的迫害也越来越凶狠，任白戈受到东京警视厅的监视，处境困难，1937年春，任白戈返回上海。

鞠躬尽瘁：一心向党见忠诚

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白戈抵达延安，找到时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的罗瑞卿，向组织提交了关于《失掉关系和继续做革命工作》和《请求恢复组织关系》的书面报告。组织问题解决后，任白戈先是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当教师，后调到抗日军政大学任教，开始了军旅生活。1939年秋，罗瑞卿奉命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和陕北公学等数千名教员、学员东渡黄河，越过侵华日军封锁线，进入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学，实行战略性的大转移。任白戈于1942年接替滕代远，任抗大附属陆军中学校长。该校只办了4年，培养的军事人才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的国防建设都作出了重大贡献。陆军中学的同事曾填写《浪淘沙》一词称颂任白戈：“初晤印象深，语挚言珍，文静典雅学者风。灾袭病忧敌‘扫荡’，施教从容。奉调陕甘宁，再赴陇东，建舍种粮拓荒丛。生产教育均不误，成竹在胸。”

在延安参加中共七大的刘伯承、邓小平，电告任白戈立即赶赴延安接受命令，随后他调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47年，毛泽东提出，要打破现在内线作战的不利局面，必须要打到外线去，把战火烧到国民党统治区去。根据中央指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大部队到外线作战后，副司令员徐向前担负起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内线作战的任务——消灭阎锡山部队，解放全山西。1948年，中央军委下达组建华北兵团的指示，徐向前提出从政治部抽一名干部担负部队政治工作。作为大军区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并未多虑，也未把职位的高低放在心上，他认为自己需要提高在战争环境中的工作水平，遂自告奋勇跟随徐向前上了前线。

1949年9月，任白戈以十八兵团代表的身份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其间，中组部找任白戈谈话，说公安部、文化部都提出要他去工作。任白戈表示，还是在军队工作好，想重返前线，后跟随刘邓第二野战军下属陈锡联第三兵团进军大西南，11月30日重庆解放，任白戈回到阔别多年的第二故乡。国民党撤退时在重庆留下许多敌特分子，当地还有土匪、流氓，加之长期的反共宣传和污蔑造谣，重庆解放的背后暗流涌动。面对这种形势，时任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的任白戈经常和市委书记陈锡联、公安局局长刘明辉在一起分析敌情、研究对策、组织力量，运用各种宣传工具，大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时揭穿敌人的阴谋，使军管会下各部门的接收工作在两个月内就顺利完成。陈锡联后来在《重庆解放与接管的回忆》中说，宣传工作做得好，任白戈是有功劳的。

任白戈主政重庆期间，为重庆的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享誉中外的文学经典《红岩》原名《禁锢的世界》，正式出版之前，作者罗广斌向重庆市委汇报并请示书名怎么定。时任重庆市委第一书记的任白戈提出，这本书不仅是反映白公馆、渣滓洞革命烈士的狱中斗争，而且是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工作的缩影，牺牲的革命烈士是在当年南方局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因此书名可以考虑用八路军、南方局所在的地名“红岩”，这是对一段革命历史的体现。

晚年的任白戈在处理公务的同时，笔耕不辍，写了大量的回忆文章，这些文章成为宝贵的文献资料。

1986年8月23日，任白戈在成都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任白戈激励他的子女们“好好生活、好好工作、革命到底”。在任白戈追悼会上，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敬献花圈，代表着党和人民对其一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所作贡献的充分肯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