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1934年的中央红军长征，南于事起紧迫仓促，相关准备做得不够充分，导致红军在转移初期遭受不少挫折，但党和红军克服种种困难，完成了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不仅创造了军事史上的奇迹，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革命和历史的走向。

提出转移的设想

1934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广昌、筠门岭、建宁、龙冈等地相继失守后，中央苏区南北门户洞开，红军在中央苏区内线打破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的希望变得十分渺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便开始考虑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的问题。

据当时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担任翻译的伍修权后来回忆：“一九三四年，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做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李德在《中国纪事》中也说：“五月初，我受中央委托草拟了一九三四年五至七月关于军事措施和作战行动的三个月的季度计划。这个计划是以军事委员会决议的三个观点为基础的，这三个观点是：主力部队准备突破封锁，独立部队深入敌后作战，部分放弃直接在前线的抵抗。”

当时担任红二十二师师长的程子华，在后来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也说，1934年5月，周恩来曾叫他去谈过几次话，谈红军处境困难，根据地正在缩小，准备开始长途跋涉，建立新的根据地，并谈准备派他到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去。

随后，巾共巾央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政治上以博古为主，军事上以李德为主，周恩来只是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红军集体转移事关重大，谁也不敢拍板，他们就把这一计划报告了共产国际。6月25日，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复电中指出：“动员新的武装力量，这在中共并未枯竭，红军各部队的抵抗力及后方环境等，亦未足使我们惊慌失措”；关于主力红军的退出，“这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保存活的力量，以免遭受敌人可能的打击”。于是，博古、李德一方面做转移准备，一方面命令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继续捍卫中央苏区来求得战役上大的胜利”。虽然战略转移的想法从1934年5月起就已提出，但由于当时的“左”倾领导人举棋不定，所以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派出先遣部队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接连失利，苏区形势极其严峻，为了“吸引蒋敌将其兵力从中央苏区调回一部到其后方去”，减轻中央苏区的压力，配合巾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1934年7月，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赣皖边地区，开展抗日民主运动，展开游击战争，创造游击区域，建立苏维埃根据地；同时，巾共中央还决定派曾洪易为中央代表，随军行动，如联络长期中断时，则由中央代表与军团长、政委三人组织红七军团革命军委，统一领导党政军工作。

7月初，红七军团奉命由福建连城地区回到汀西瑞金，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几位主要领导人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李德，接见了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乐少华、参谋长粟裕、政治部主任刘英等，要求红七军团在一个半月内赶到皖南地区，发动、组织和武装该地区的群众建立小块苏区，推动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强调红七军团要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但对于北上的真正战略意图，军团领导人并不清楚。

红七军团是中央苏区红军主力中较新的一个军团，较长时问在中央苏区东线作战，经过实战锻炼，逐渐发展成为一支英勇顽强、善于野战的部队，但由于连续作战的消耗，全军团仅有4000多人，后补充了2000多名新战士，合计6000多人。全军团仅有长短枪1200多支，一部分轻重机枪和六门迫击炮，许多战士仍然背着大刀，扛着梭镖。在部队出动之前，巾共巾央为红七军团赶印了160多万份宣传材料，其中包括《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告农民书》《中国能不能抗日？》《拥护红军北上抗日运动口号》等。7月6日晚，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这是战略转移的先声。

继红七军团离开巾央苏区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又派出红六军团作为红一方面军转移的先遣队，从湘赣根据地突围西征，为中央红军西征探路；为“保全红军有生力量及捍卫苏区”，迫使敌人变更战略计划，决定“六军团离开现在的湘赣苏区转移到湖南中部去发展广大游击战争，及创立新的苏区”“确立与二军团（即红三军）的可靠的联系，以造成江西四川两苏区联结的前提”；并对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指示，要求“弼时同志及部分的党政干部应准备随军行动。弼时即为中央代表，并与肖克、工震三人组织六军团的军政委员会，弼时为主席”。根据中共巾央和巾革军委的训令，巾共湘赣省委和湘赣军区秘密地进行了转移准备，同时决定由陈洪时（后叛变）、谭余保、彭辉明等分别组成中共湘赣省委临时常委会、省苏维埃政府和新的湘赣军区领导，领导湘赣苏区军民，留在原地继续坚持斗争。

作出转移的决策与部署

1934年9月，最高决策机构“三人团”在获悉国民党军将提前向中央苏区腹地发起总攻的情报后，意识到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形势极为险恶，决定将原定10月底11月初突围转移的计划提前实施，于是，一方面命令红军部队在兴国、长汀等地阻敌前进，一方面在仍然保密的情况下，在驻地瑞金云石山开始了突围转移的直接准备工作。

其一，在战略指导思想上，改变了过去那种不遗寸土的方针，决定以保存有生力量为主。9月8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要求中央红军在阻止敌军推进时，应以“最高度的节用有生兵力及物质资材”为基本原则，在战斗的间隙，除三分之一的值班部队外，主力应集结补充整理训练，并加强部队政治团结。在作战指导思想上，中革军委要求部队进行运动防御，并强调在防御的同时，“应准备全部撤退”。15日，中革军委又发出训令，要求中央红军“无论如何应该以保持自己有生力量和物质基础为我占据第一等基本原则。保持地域，不轻遗寸土予敌人，这应该放在前一原则之下来进行的”。

其二，建立健全了各级指挥机关。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立即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突围后坚持苏区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

其三，从兵员和物资上做了准备。9月1日，巾共巾央组织局、巾革军委总动员武装部等根据中共中央实行战略转移的决定，发出关于9月间动员3万新战士上前线的通知。9月4日，中革军委在《红星》报发表《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要求中央苏区“无论如何要做到在九月问动员三万新战士去上前线”。在火热的宣传下，苏区的广大青年男女踊跃参军，从5月到9月，征集的新兵约有10万人，中央红军增加到5个军团，红八、红九军团几乎全是新兵，红军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中央苏区各级党和政府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迅速展开空前紧急的粮食、草鞋、食盐、棉被、军用器材的筹集工作，为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大量物资。

其四，明确了转移的方向。据李维汉回忆：“一九三四年七八月间博古把我找去，指着地图对我说：现在中央红军要转移了，到湘西洪汀建立新的根据地”，但红六军团出发时，中央并未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只是说到湘中；明确指示他们到湘西北，是9月8日中革军委给他们的“补充训令”中提出来的。这说明，中央红军这时已确定准备到湘西或湘西北去。正因为如此，为减轻红军突围西进的阻力，巾共巾央决定接受“围剿”中央苏区的国民党南路军总司令陈济棠的建议，在寻乌罗塘进行谈判，并于10月5日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五项协议。这为后来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国民党军的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其五，发出了战略转移的信号。9月2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为《红色中华》报写了《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署名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的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这一社论，实际上是巾央红军准备实行战略转移的第一个公开信号。

其六，部署游击斗争。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布《组织各级军事部的命令》；9月1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向中央苏区各省、县苏维埃发出《战区工作指示信》，对敌占区和即将为敌所占区域的游击战争问题发出指示。9月30日，中革军委还发布《巩固和扩大地方部队及自给问题的训令》，要求地方红军部队能为即将到来的游击战争做好准备。毛泽东还在云山古寺亲自组织编写《关于游击队动作的指示》，对游击队的组织和编制、游击队的战略战术原则和游击战方式、游击队的任务、游击队的政治工作等，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以中革军委名义铅印成册，下发给苏区各县、区游击司令部。

其七，发布五号命令。1934年10月9日，巾革军委下发《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军委纵队、中央纵队及第一、三、五、八、九军团的逐日任务及行军驻地路线、地域；10月10日，发布了具有长征出发标志的第五号命令——《中革军委关于第一野战纵队撤离中央苏区的命令》。1934年10月10日，由中革军委总司令部、红军总政治部等机关组成的第一野战纵队（军委第一纵队代号为红星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为红安纵队）和南中共中央等机关编成的中央第二野战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从瑞金梅坑、马道口等地出发，开始长征。

不足与反思

虽然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战略转移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当时军情紧急，时间紧迫，准备工作显然是不够充分的。

其一，战略转移的决定没有在党和红军的领导人中进行充分的讨论和政治动员。撤出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这是一个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和中央红军的命运，关系到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只是在“三人团”中秘密进行，没有在部队和地方领导人中进行必要的解释和动员工作，甚至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也没有讨论过。正如后来的遵义会议决议所指出的，“关于为什么退出中央苏区、当前任务怎样、到何处去等基本的任务与方向问题，始终秘而不宣”；李德则荒谬地认为：突围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保守秘密。只有保守秘密，才能确保突然行动的成功。保密虽然是必要的，但不能连高级干部都不让知道，连必要的政治动员也没有，使广大指战员毫无思想准备。直到9月底，中央苏区已是岌岌可危，这时“左”倾领导者才在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对战略转移行动决定作了传达。可是，红军巾的许多高级干部尚蒙在鼓里，一无所知。彭德怀说：“最奇怪的是退出中央苏区这样一件大事情，都没有讨论过。”像彭德怀、李维汉这样的高级十部，对长征的计划都不清楚，更不用说一般的指战员了．由于没有“在干部以及红色指战员中进行解释的工作”，“因此在军事上，特别在政治上，不能提高红军战士的热情与积极性”。

其二，在战略转变上犹豫不决。既然从5月份就开始准备长征，红军的战略方针就应毫不迟疑地转变，实行战略上的退却，以保持主力红军的有生力量。可是中共中央自6月25日接到共产国际的复电后，博古、李德一面下令做转移的准备，一面却要求各主力红军用一切力量争取大的胜利。这种继续与敌人拼消耗而忽视保存有生力量的错误决策，使红军又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直到9月初，“左”倾领导人对打破敌人的“围剿”已经失望以后，才开始部署战略转移，并于9月底10月初仓促决定提前出发。因此，遵义会议决议指出：“在战略转变与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博古、李德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

其三，军事撤退过于仓促。至9月底10月初，中央红军还可以利用敌人暂时不敢长驱直人的间隙，让部队在巾央苏区，兴国、宁都、石城、宁化、长汀、瑞金、会昌、雩都（今于都）等县之间的地区，进行必要的休整和动员教育，然后突破敌人的包围，实行战略转移。按照原来的计划，也准备到10月底或11月初实行转移；但是，博古、李德被敌人的气势汹汹所吓倒，于9月底10月初便仓促决定转移。从9月29日发表的《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公开透露红军准备长征的信号，到10月10日巾央机关和直属部队离开瑞金，只有11天；到10月21日总突围攻击开始，只有22天，时间太匆忙了；各部队撤出防御阵地的时间，就更加短促，这样，就必然造成部队的紧张和群众的恐慌。所以，遵义会议决议指出：长征出发前没有“给以必要的休养兵力与整顿训练，而只是仓猝的出动”，“是一种惊慌失措的逃跑的以及搬家式的行动”。转移初期，每个军团又有自己的后勤部，携带大批物资，多达1000多副担子。十几门山炮拆卸开来，一个炮筒就得4个人抬，还有各种机器、纸张等“坛坛罐罐”，十分累赘。

就这样，一支有上千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伍拥挤在崇山峻岭的羊肠小道上，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行动十分迟缓，有时一天只走10至15千米。这种大搬家式的转移，使主力红军变成了中央机关的掩护队，严重地影响了红军的机动能力，极大地削弱了红军的战斗力。尽管如此，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作为中共党史军史上一个最为危难而又最为辉煌的阶段和节点，在准备稍显仓促、撤退部署不灵活、战略路线不明等情况下，最终取得胜利，不得不说“左”倾错误将红军一步步引向失败并被迫进行长征。长征初期湘江之战的惨败，宣告了“左”倾错误领导的彻底破产。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开始确立起来。遵义会议后，红军重上正确轨道，这就为长征最后胜利起到转折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