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北渡长江第一恶仗

土城战役，是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以“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争取建立川西北根据地”为目标的一次重大军事行动，然而却未能实现预期效果与目标。本次战役虽是一场战而不胜的军事活动，却又是遵义会议之后中央红军系列军事行动胜利的开始，没有土城战役就没有“四渡赤水”的神来之笔，也就不能彻底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在西北打造出红彤彤的革命根据地。

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令全军上下斗志昂扬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着重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经验教训，犯下“左”倾错误的军事领导博古、李德负主要责任。会议最后作了下列的决定：毛泽东增选为巾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常委中冉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扩大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实际上就是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指挥权。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确定毛泽东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遵义会议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之两南或两北地区建立根据地。

遵义会议结束之后，会议精神在党和红军内部传达，党内干部和全军将士无不欢欣鼓舞；毛泽东重新回到红军军事指挥和领导的岗位上，让大家仿佛看到了前四次反“围剿”以少胜多，凯旋而归的胜利场景，驱除了笼罩在心头的迷雾。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积压在大家心头的不良情绪一扫而光，大家对中国革命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据伍修权在《星火燎原》季刊发表的《生死攸关的历史转折——回忆遵义会议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记载，朱德总司令曾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而赋诗一首：“群龙得首白腾翔，路线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纠正，天空无限任飞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作为遵义会议的亲历者周恩来在一次报告中说：“南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巾国革命在惊涛骇浪巾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伟大转折点。毛泽东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北渡长江赤水河畔设计围歼尾随之敌

遵义会议期间，蒋介石的中央军尚未赶到黔北，红军在遵义附近获得近半个月的休整时间。遵义会议之后，“追剿军”总指挥薛岳率领国民党中央军的周浑元和吴奇伟的两个纵队以及川军、黔军、滇军，先后在贵州周边地区集中，试图实现蒋介石在黔北“围歼”中央红军的企图。红军必须跳出敌人的战略包围圈，北上西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建立川西北革命根据地，实现遵义会议的战略决策与部署。

1935年1月19日，红一方面军兵分三路挥师北上，向川黔交界处赤水县方向前进，意欲实现渡江西进的战略计划。这时蒋介石布置围堵及追剿兵力，以川滇兵力严防红军过江人川、人滇：国民党第一兵团占领德汀、凤冈、湄潭后，留一部守防，两个师的兵力进发绥阳、桐梓、松坎方向；第二兵团会同黔军占领遵义，向古蔺、叙永方面兼程追剿。

中央红军要跳出国民党军的合围，实现渡江人川创建新的根据地，而不是简单的战略转移。1月20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渡江的作战计划》，中革军委主席朱德致电各军团首长：“迅速向赤水及其附近地域集中，以便争夺渡过赤水的先机，在必要时并便于赤水以东地域与追击和截击的敌人的一路进行决战。”该作战计划在破解敌人战略图谋的同时，进一步提振红军的士气。这时，四川军阀刘湘原本就对红四方面军在川发展忧心如焚，中央红军如若北渡人川，势必招致国民党中央军以“剿匪”为名进驻四川，刘湘想独霸四川的企图必然会破灭，于是他调集12个旅40个团布防在长汀北岸，严防红军渡江入川。刘湘还下令川军的模范师由綦江南下，开赴川黔边界参战，责令郭勋祺、潘佐旅团跟踪追击北上渡江的红军。

1月25日，中革军委纵队到达东皇殿（今习水县城），郭勋祺旅距离红军仅1天路程。红军在向土城行军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发现土城以东青杠坡至杨柳庄一线山高谷深、地势险峻，便于集中优势兵力对孤军深入此地之敌进行围歼。毛泽东接到尾随红军的郭勋祺部有约4个团兵力的情报之后，建议集巾优势兵力围歼尾随之敌，以破除被围追堵截的压力。

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尾随而至的川军郭勋祺旅和潘佐旅到达习水的木南坝、三元场，并继续向土城推进。朱德致电各军团及军委纵队首长，电文称，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域之敌约4个团，或后续4个团左右兵力于明后日赶到。我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应以迅速干脆的手段，消灭进占枫村坝、青杠坡之敌，其具体部署及战场指挥由彭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令行。

青杠坡敌我激战攻防拉锯险象环生

1月28日凌晨，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的指挥下，从南北两个方向对跟踪我军的郭勋祺部发起攻击，为了争夺青杠坡、银盘顶、寒棚坳等制高点，红军浴血奋战，经3个小时激战，突破郭敌阵地，迫使其预备队投入战斗，但敌之主力仍与我军对峙不下。中午时分，敌人援军不断涌现，炮火更加猛烈，而我军装备较差，每人平均只有20发子弹，火力较弱，人力优势下降，围歼敌人的计划恐难实现。军委察觉情况十分紧急，立刻派人通知北上进军赤水的红二师急速返回增援。

敌人不断蚕食我军阵地，向土城进逼，甚至突进到镇东面白马山的中革军委指挥部前沿。前有凶猛之敌，后有赤水滔滔，若不能击退敌人，后果不堪想象。紧急关头，朱德不顾个人安危，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斗志。下午，敌人连续猛攻红五军团阵地，红军连续击退敌人4次冲锋，子弹和手榴弹都快打完了，面对敌人发起的第5、第6次冲锋，战士们硬是用刺刀和大刀，甚至是肉搏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

在情况极其紧急的情况下，毛泽东命令军委纵队干部团发动反冲锋。干部团的主要任务本是警卫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保卫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并负责储备、培训和为部队输送干部，必要时参加一些战斗。此刻，干部团领受任务之后，在陈赓、宋任穷的指挥下，以猛虎下山之势，一个冲锋打得敌人仓皇溃逃。下午2时许，红二师返回增援，在白马山阵地与干部团协同作战，彻底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巩同了我军的阵地。

基于青杠坡战斗反复拉锯的实际战况，当天下午5时左右，毛泽东与中革军委领导人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决定放弃原定南赤水北上、从四川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的计划，主动撤出土城战斗，迅速由土城一带西渡赤水河，摆脱敌人的合围。1月29日凌晨，中央红军分为3个纵队，分别从土城、猿猴两处渡过赤水河，土城战役至此结束。

敌军多方参战占优势我军情报有误成劣势

土城战役是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打的第一场大仗，也是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在党和红军实际领导地位，恢复军事指挥权后指挥的第一场战役。本次战役原本是战略转移中的一场主动出击战，应是一场集中优势兵力借助地形、地势的围歼战，实际上却成为攻防反复、于敌有利于我不利的拉锯战，其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战斗之前，中革军委根据侦察情报，判断参战敌军为4个团，5000多人，而当时中央红军总兵力（中央机关、后勤人员除外）约有2万人，即便红军的装备较差，但是在兵力数量上明显比敌人占有优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占据有利地形，采取奇袭或伏击予敌以重创，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也是有把握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形下，若不迅速消灭尾随我军的这股川军，红军很有可能陷入川军的三面包围之巾，而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既能摆脱当时的困境，又能提振红军队伍的十气。然而，战斗开始之后，敌人炮火猛烈，兵力越打越多，与原来的情报相差甚远，抓到敌军俘虏之后审问，才发现敌人实际上有6个团10000多人，而且还有源源不断涌来的增援部队。之后从国民党向土城进击的电报命令得知，川军除命令廖泽、郭勋祺、潘佐旅分道猛攻，并令范子英旅及退到古蔺的黔军向土城迎击堵截，还令陈万仞旅督促达凤岗、章安平旅及徐国暄支队，向土城“进剿”。据此可知，参战和增援的敌人大约有9个旅，兵力达到四五万，这确实与我军获悉的情报相差甚远。据杨成武回忆：“在赤水与我作战的川军负隅顽抗，战斗打得十分激烈。由于他们熟悉地形，又有牢同的工事，再加上是以逸待劳，增援部队义陆续赶到，我们越打，敌人越多，打了一天一夜，也解决不了战斗。”再者，之前与川军从未接触，对其战斗力明显估计不足，红军投入兵力单薄，未能对敌人形成致命一击的力量。当然，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冈不得不提，红军毕竟跋山涉水长途行军数月，历经大小战斗无数，将士们疲惫不堪，体力严重透支，而且弹药奇缺，伤员难以安置，严重影响部队的战斗力。

土城失利深刻反思扭转局面走向胜利

土城战役的军事计划方案是“趁敌薛岳部尚在乌江以南，黔敌新败的有利时机”，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占据土城以东的川敌郭勋祺部进行一场围歼战、速决战。但是，由于对敌情掌握不准，激战了一整天，伤亡敌人千余人，红军自身伤亡也不小。哈里森·索尔兹伯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中写道，“毛因失算使红军遇上了长征中最关键的一次战斗。他得到的情报错得不能再错了”，所谓“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也”，但是敌人不是4个团，而是6个团，甚至还有源源不断的援军，这样红军试图歼灭追敌的作战其实并不占优势。刘湘在土城战报中提到伤亡红军三四千人，虽是夸大军情为讨得蒋介石欢心，却也反映出红军损失不小。此后，红军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汀计划，转而渡过赤水，继续前进。

土城战役虽然一定程度上对尾追红军的郭勋祺部以重创，但是原本计划的一场集巾优势兵力的快速围歼战，却变成了一场拉锯战、消耗战，未能实现战前的目标设想。后来在扎两的一次战前动员会上，毛泽东站在一个斜坡上注视全场，自责地对坐在平地上的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的指战员说：“同志们，十几天前，我们在土城战斗中没有打赢，伤亡还很大，主要是没有把敌情搞清楚，（对川军估计不足，不该让红一军团分兵北上），拳头不硬（没有集巾兵力），责任在我们军委，不怪下面。”

毛泽东对土城战役作了总结，反思有三：一，刚上任，求胜心切；二，情报不准；三，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战略意图过于明显。他更多强调的是自己主观原因导致的土城战役失利，主要责任在自己。可以说，这样的总结非常深刻，陈毅曾评价毛泽东：善于反思总结经验教训，虽然出现过不少失误，但能迅速反思，及时调整，且不会犯第二次这样的错误。可见，毛泽东反思纠错能力极强。所以，尽管毛泽东在遵义会议后指挥土城战役打了败仗，反而让党内同志更加认同了毛泽东；也由于毛泽东带头反思总结，进行深刻批评与自我批评，带动朱德、周恩来等党内领导一同反思，党内思想反而凶为土城战役得到空前统一，也南此让毛泽东赢得了红军高层更大的信任。

土城战役使中央红军决策高层更加理智与清醒，不背上失利的包袱，在危机中寻新机、在变局巾开新局。之后，红军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巾央军委领导下，取得遵义战役大胜，进而通过机动灵活的“四渡赤水”战略，跳出了蒋介石精心布下的包围圈，彻底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书写了辉煌灿烂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