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与桂林文化供应社

胡愈之（1896-1986），20世纪我国著名的新闻记者、出版家、文字改革专家。1946年加人中国民主同盟，1949年后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等职务，为统一战线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1939年胡愈之在广西桂林创办文化供应社，使之成为新中国成立前广西最大的出版社，推动了抗战全面爆发后出版事业在西南地区的复苏，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

到桂林开展文化工作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先后陷落，武汉一时间成为全国的政治、军事和文化中心。胡愈之根据组织安排来到武汉，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主管文化宣传的五处处长。

由于之前看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胡愈之对书中描述的延安生活十分向往，“觉得去那里可以学到更多东西，可以大有作为”。武汉会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要整编，胡愈之趁着相关机构撤离武汉的机会，向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周恩来提出辞职和到延安去的请求。周恩来只同意胡愈之辞职，不同意他去延安，而是希望他去桂林做桂系的统战工作，并把桂林的文化工作开展起来。周恩来告诉胡愈之，桂林将是一个文化重镇，去那里可以做出一番事业。周恩来之所以这样安排，主要出于3点考虑。

一是桂林有较好的文化氛围和人才、群众基础，有利于大规模开展进步文化事业。“九一八”事变之后，全国知名进步文化人十，如杨东莼、朱克靖、薛暮桥、陈望道、夏征农、马哲民、杨潮、李达、欧阳予倩、莫乃群等几十人来到桂林。他们或教书讲学、或参与出版工作，在桂林广泛宣传进步思想，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冈此桂林文化氛围良好。同时，武汉沦陷后，大批知识分子又将继续转移到桂林，为在桂林乃至敌后方大范围开展文化活动提供了良好的人才基础。此外，广西当地的各类学校，如广西师专等，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广泛宣传抗战思想，这些学校培养的许多学生都成为当地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因此在桂林开展文化抗日活动的群众基础也较好。

二是桂林政治环境相对宽松。虽然抗战开始之后，广两的桂系军队已同国民党的中央军协同作战，但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考虑，广两当局并不愿意将所有权利交出去，因此十分欢迎各界民主人士团结在自己周围，与蒋介石有所抗衡。同时，桂系与中国共产党之间也有较多联系。早在西安事变时，桂系就与中国共产党打过交道，全面抗战开始后，桂系部队在第五战区作战，与新四军密切配合。1938年，李宗仁、白崇禧到武汉时，还与周恩来有过较为友好的交往。1938年10月，周恩来将八路军准备在桂林设立办事处的想法告知白崇禧，希望白对此给予方便，白当即表示同意。因此，相对于重庆等地，桂林的政治环境是有利于开展抗日活动的。

三是胡愈之在出版界长期耕耘，与文化界联系密切，更容易在桂林文化城发挥特长。1914年，由于家庭经济情况不好，18岁的胡愈之辍学并开始在商务印书馆工作。在此期问，胡愈之不仅逐渐熟悉报刊编辑出版工作，还与鲁迅、沈钧儒、邹韬奋、茅盾、郑振铎、夏衍、叶圣陶、陶行知等文化界名人有了更多的交往。之后，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胡愈之投身更多的社会运动，先后加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救国会），参与营救“七君子”行动。胡愈之为抗日民主人士长期奔走，使其逐渐在文化界享有声誉，更容易团结在桂林集聚的广大知识分子。这些都为之后胡愈之在广西开展文化工作打下了基础。

离开武汉前，周恩来嘱咐胡愈之不要太露锋芒，要隐蔽工作，保存实力，长期战斗。因此，1933年9月已入党的胡愈之只以救国会成员身份在桂林开展活动。

重振敌后出版事业

1938年底，胡愈之来到桂林，受到国民党广两当局的欢迎，还被邀请加入广西建设研究会，担任该会的文化部副主任。作为广西当地具有官方背景、聚集了大量国民党左派和其他民主人士的团体，广西建设研究会在当地有较大影响力。为更好开展工作，胡愈之加入该会，以此为平台，与广西的许多民主人士广泛交往。

广两建设研究会毕竟是在当地政府影响下建立的组织，为了更有效推进桂林文化事业和统一战线工作，胡愈之打算利用自己丰富的出版经验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建立一个出版社作为新的文化阵地。在与救国会成员沈钧儒，老同盟会会员、时任广西省临时参议会议长的李任仁等人磋商后，胡愈之拟定由救国会和广西建设研究会共同创办一个文化出版机构——文化供应社。

抗战期间，中国出版业饱受战争创伤，出版数量大幅下降。根据国民政府内政部统计，1937年7月至1939年9月，全国共出版书刊10014种，而战前仅1936年，全国出书种类就达9438种。胡愈之在文化供应社成立之初，就制定了“配合抗战宣传，动员民众，推进普及教育和群众文化运动的需要”的工作方针，将文化供应社的读者对象锁定为“广大城乡工、农、兵、学生”，大量出版、编印各种战时干部训练材料、学校教材、参考书、词典、百科全书、学术名著以及关于宪政、地方自治和时事问题的丛刊等，力求以丰富且符合战时需要的出版产品，重振被战争摧毁的本土出版业。

首先，文化供应社编印了一套“文化室图书”和一套“通俗文库”。“文化室图书”共计261种，内容包括战争常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可供阅读和演唱的文艺作品，以及挂图、地图和《国民字典》等；“通俗文库”包括《新道理》《时事问题丛刊》《世界大战丛刊》《国民教育丛刊》《纵观近百年史丛书》等。这些大众读物的出版，既普及了文化知识，又宣传了抗战内容，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影响。

其次，文化供应社还大量出版学术著作，如杨成芳主编的《抗战建国实用百科辞典》、张健甫的《中国近百年史简明教程》、邓初民的《中国社会史教程》等；也出版了大量的文学读物，如陈白尘的话剧剧本《大地回春》，聂绀弩的杂文集《婵娟》和散文集《沉吟》，骆宾基的中篇小说《吴非有》等；也出版了大量青少年读物，如《中学略读文选》、丰子恺的《艺术修养基础》、张毕来的《欧洲文学史简编》等。这些出版物覆盖了各个群体读者，丰富了战时群众的精神生活。

抗战期间，文化供应社在桂林先后出版丛书12套120种，单行本著作107种，成为抗战期间广西出书最多、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机构，扛起了全面抗战后本土出版业复苏的大旗；同时，这些书还被大量送往前线，成为文化供应社协助当地开展抗战动员工作的重要工具，推进了文化抗战的实现。

创新经营管理

文化供应社能够在战争环境下出版大量报刊，业务得到快速发展，得益于胡愈之等人在经营管理方面的创新。

首先，管理体制上采用股份公司制。1939年10月，胡愈之代表救国会，陈此生代表广西建设研究会，会同社会知名人士40多人，集资1.2万元筹建文化供应社股份有限公司。之后，随着业务的快速发展，文化供应社又多次增资扩股。1940年1月，文化供应社第二次董事会决议扩充股本金额至12万元。一方面充足的资金，促进了文化供应社印刷设备的改进和办公环境的改善。1940年3月，胡愈之等出资4万元，与九如堂合营建设印刷厂，文化供应社成为战后少有的出版、发行和印刷三合一的出版发行股份有限公司。1940年5月，董事会又筹资2万元，在桂林丽泽门外（今丽君路旁）购地建筑文化供应社新的办公楼。另一方面，文化出版社利用充足的资金，在桂林城内增设多个营业处，并在重庆设立办事处，使文化供应社经营规模不断扩大。

股份制的施行，除了保障文化供应社的资金和运营，还让文化供应社具有官方书局的背景，减少了后期国民党出版审查带来的阻力，为文化供应社的产品在战时环境下流通提供了便利。虽然施行股份制，但担任文化供应社总编辑的胡愈之在设计文化供应社规章制度时，就明确规定出资者虽为股东，但却无权干涉公司的具体经营管理，这一规定保障了义化供应社的出版及经营的自主活动空问。

其次，文化供应社十分重视读者服务，加强与读者间的互动。胡愈之要求文化供应社的书店门市开架销售，任读者白南翻阅，长期热情接待学生、教师、职员、工人、社会青年等购书、订购报刊。同时，文化供应社还经常主动向读者征集相关资料，如1942年《文化通讯（桂林）》刊登了《文化供应社资料室征集民间旧有通俗读物启事》，希望普通读者能够为该社提供民间文化读本，以此加强读者与出版社之间的交流。另外，为加强文化供应社与读者的沟通交流，胡愈之经常要求文化供应社的销售人员开展流动供应服务，送书到学校和单位去，主动听取读者对出版社的意见。

再次，文化供应社积极拓展邮购网点，增加销售渠道。除广西外，文化供应社的邮购网点覆盖到广东、湖南、贵州和江两等抗战大后方省份。文化供应社广泛而畅通的销售渠道，使得抗战期间许多出版机构都选择将图书交由该社销售，以此保障出版物能面世。

文化供应社十分注重宣传和销售策略。除在《图书季刊》等报刊登载文化供应社的图书出版消息，文化供应社还创办《新道理》《文化杂志》《艺文志》等期刊，并采用随书邮购赠阅的方式，将一些期刊赠送给读者，让读者能够免费了解到最新的文化工作报道和文化供应社最新出版的图书。

在胡愈之的精心经营之下，短短一年时间，文化供应社就发展成为全国具有较大规模和广泛影响力的出版机构，与救亡日报社、国际新闻社并称为桂林文化城的三大民主文化团体之一，为全面抗战时期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团结大量知识分子

除了善于经营，文化供应社能够在战争环境下取得巨大成绩，与大量知识分子充分参与有关，而鼓励知识分子参与文化发展亦是胡愈之创办文化供应社的初衷之一。

上海、武汉、广州陷落之后，大量知识分子转移到广西等地，他们的作品需要有发表的平台，他们的生活需要安顿，为了保护、团结、动员广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胡愈之聘用他们作为文化供应社的编辑，不拘一格发表他们的作品，促进了大后方文化发展。正如胡愈之在《文化通讯》创刊号说的，“我们在桂林创办了‘文化供应社’，目的就是要利用这小小的机构，为全国文化工作者，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至少也要做全国文化工作者中间的一座桥梁，使他们能够通过这座桥梁而相互联合起来”。

文化供应社建立之初，李克农就为胡愈之推荐了张志让、宋云彬、王鲁彦、曹伯韩、杨成芳、姜君辰、傅彬然、林山、林间清等人。他们不仅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能够创作大量的作品，还具有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保障了文化供应社的出版质量。

胡愈之利用自身在文化界的影响力，吸引一大批知名度高、影响力大的知识分子为文化供应社写稿或担任特约编审等。这些人有的是中共党员，有的是国民党左派，也有无党派人士，如千家驹、周伯棣、沈同衡、陈润泉、左林等。他们利用文化供应社这一平台，各抒己见，从不同视角阐释抗战的必要性，发表拥护、坚持抗战的主张，这些对于冲破当时国统区压抑的文化气氛、鼓舞全国人民的抗战士气有积极意义。

胡愈之还善于发掘人才，鼓励创作民族的、大众化的作品。通俗小说《新水浒》最早由上海“孤岛”时期的《每日译报》连载，还没有登完，该报纸就停刊了。小说的作者谷斯范初出茅庐，名气不大，一时间这本小说的出版就没了着落。胡愈之发现这本小说后，认为它不仅宣传了抗战精神，形式上也有很多创新，“关于民族形式，现在似乎谈得很多，但是做得还不够。这本书的出版，至少是向文艺界提出一个关于民族形式的实例”。胡愈之提出让文化供应社出版这本小说，“《新水浒》这本小说是应该有它的地位的”，并希望以此鼓励青年积极创作，“抗战使许多优秀青年锻炼成刻苦耐劳的实际工作者”。这部小说在延安和新中国成立后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激励众多民主爱国人士为革命事业奋斗。

文化供应社是胡愈之结合战时广西的实际在出版工作上的一个创造，是胡愈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敌后方的形成和发展做出的重要努力。1940年7月，胡愈之根据组织安排离开桂林，但文化供应社仍然坚持既定的工作方针和策略开展工作，为推动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化出版事业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