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头庄溢洪堰修建始末

石头庄溢洪堰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黄河下游建成的首座滞洪工程，位于黄河北岸现河南新乡市长垣市石头庄临黄大堤上。为防御黄河异常洪水，保障黄河下游、华北及江淮流域安全，工程自修建指示出台到施工顺利完成，在3个多月的时间内，经过规划、设计、施工，共完成1200万m³的水利工程。溢洪堰工程的成功修建，不仅解除了下游的洪水威胁，防止黄河决口泛滥，而且开辟了下游治理黄河的新道路，为治理黄河提供了宝贵经验。

修建原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黄河堤防得到很大的修复，但是完全依靠堤防来防御洪水，其效能有限制，因为黄河堤防所能防御的洪水的最高标准是陕州流量18000m³/s，而根据水文记录，黄河在1933年的陕州流量曾达到23000m³/s，1942年曾达到29000m³/s。想要根本消除黄河的水患，须待黄河上游的蓄水库等治本工程完成以后，但是，水库不是短期内可以修成的。因此黄河下游流域春天复堤、夏秋防汛，特别是位于“黄祸区”的平原省（今分属河南、山东），每年有8个月的时间和黄水斗争。据学界研究，黄河巨洪的发生时间和太阳活动的峰谷年份相关，其中太阳谷年到峰年的时间约为4年。1949年黄河曾发生异常洪水，按照推算，1952年至1953年正是接近周期性大水的时候，黄河可能会发生异常洪水。因此在修复堤防、废除民埝、扩大河道排洪能力的同时，为了更好的预防黄河异常洪水，自1950年起，黄河水利委员会（以下简称“黄委会”）便着手研究可能采取的措施。黄委会主任王化云提出在平原省长垣县（今河南新乡市长垣市）石头庄修建溢洪堰。溢洪堰又名滚水坝，建成后可挡18000m³/s以下的洪水。一旦洪水流量高于l8000m³/s，超过河槽的容受量和排泄效能，就可主动地开放控制堤，让南北两岸大堤之间超过的流量从溢洪堰分出，沿金堤和北岸大堤流向寿张县（今分属范县、阳谷县）陶城铺与张庄之间，再人黄河，以减轻河槽的负担，实现黄河水势的缓和。虽然局部地区利益受损，但完成溢洪堰工程后，几十年内可以大大减少或免除黄河灾害，并保障华北及江淮区域的安全，为国家建设提供有利的条件。且黄河两岸的沙碱土壤经过淤放，可以得到部分改变；每年耗费巨大人力物力的修堤任务也可减轻。

水利部虽对工程修建表示同意，但因事关重大，决定请示中央财经委员会。1951年春，王化云和水利部办公厅副主任郝执斋向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汇报了溢洪堰工程修建的初步设想。据王化云《建国初期治理黄河工作的回忆》，陈云在听取报告时，一直在屋里踱来踱去，一言不发，思虑良久。这是因为石头庄滞洪区内常住人口有100多万，若决定修建溢洪堰，仅赔偿费一项，国家便需支付4亿元（旧币）之巨，遑论工程经费的筹划。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战争，财政紧张，国家对黄河治理的投资是有限的。但黄水为患，一旦发生异常洪水，下游决口泛滥，将给沿河人民带来巨大损失。4月11日，陈云致信周恩来总理，转达黄委会提出的减轻黄河水灾，变“大灾为小灾”的方案，认为在必要时主动淹掉平原省百万亩田地，以避免在华北其他各省淹掉千万亩地，是牺牲局部、保全大局利益的体现，建议实施这一方案。4月17日，周恩来在慎重考虑后，同意修建长垣县石头庄溢洪堰工程。

动员群众

方案获批后，平原省委立即召开会议，详细研究，决定成立由黄委会与平原省共同组成的治黄总指挥部。总指挥部以王化云为主任，刘晏春为政委，韩哲一、牛连文、张方为副主任，负责领导施工。同时，平原省委还成立专、县、区各级指挥部，从党、政、民各系统中抽调足够的骨干，由各级党委、政府负责干部亲任指挥，负责工程的具体实施。对宣传问题，经过慎重考虑，平原省委认为应分别不同地区不同情况，采取逐步深入的办法：在长垣县石头庄的滞洪区域召开党内党外代表会，结合1933年水灾情况，提出“预防洪水，控制洪水，减少灾害”的口号，详细说明溢洪堰工程的利害关系，做通干部及群众思想；在一般地区，则提出“预防洪水，确保临黄，固守金堤”的口号，动员修堤。平原省委特别指出，在动员时要结合群众过去受灾的痛苦经验，深入反复的进行教育，说明分洪滞洪利害，使群众意识到溢洪堰工程的重要意义。

4月30日，平原省委召集沿黄河地委、专署和县政府及黄河修防处、段负责人，举行治黄扩大会议，讨论布置施工。出席者有新乡、濮阳、聊城等地的地委书记、专员，18县的县长和修防处主任、修防段段长以及省府有关各厅局长等83人，会议由潘复生、刘晏春、韩哲一、王化云等人主持，传达了中央的治黄方针及具体施工计划。开始时，与会人员多认为工程修建任务大，工期短，加之滞洪区内民众态度不明，因此对工程修建抱质疑态度。潘复生开展了充分的政治动员，将工程修建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与会人员逐渐认识到，这一工程关系到沿河数百万人民利益，是支援前线的有力措施。

会议后，平原省委将重点放在滞洪区群众身上，在长垣县召开滞洪区代表会，传达中央的决定，宣讲开辟滞洪区对于保全国家整体利益的重大意义，解答滞洪、生产、安置等政策性问题，安定群众情绪。同时，各村干部积极开展诉苦运动，结合群众以往遭受黄河水患的痛苦经历，深入反复教育，说明分洪滞洪利害，使群众意识到溢洪堰工程的重要意义。长垣县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时，代表们都争着诉苦。许多老人回忆起1933年黄河在长垣县决口的惨境：房子被淹倒，东西被冲走，小孩、牲畜被淹死，平地里都有2米深的黄水，没吃没喝……年轻的一代，睁大眼睛听着，伤心的哭起来了。干部借此进一步指出，这样的惨剧是因为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和对人民生命财产的漠视。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国家想尽一切办法与黄河做斗争。通过诉苦，干部将黄河水患和国民党统治联系在一起，而人民治理黄河时代则意味着崭新的未来，代表着黄河沿岸安澜、和平丰产的生活。这一政治动员的作用是巨大的，滞洪区内的民众在动员后表示，热诚拥护修建溢洪堰这一伟大的工程。

工程概况

从1951年4月30日中央财经委员会作出《关于预防黄河异常洪水的决定》起，到8月20日止，在仅3个多月的时间内，经过规划、设计、施工，平原省共完成1500米长的溢洪堰工程。同时，考虑到工地运输全部用人力，难以提高运输效率、按期完成，在展开工程之余，平原省还修建了兰封（今兰考县城关镇、仪封乡等周边地区）至东坝头（今属兰考县东坝头镇）铁路运输专用线，为工程物料运输发挥了重要作用。

石头庄控制工程浩大，时间短，施工时期须经常保持两三万名民工，供应、管理、教育、保卫等工作十分繁重，以往的组织机构难以保证任务的顺利完成。平原省政府决定在治黄总指挥部下设工程处，负责工程设计、施工及技术管理，原材料之购买、运输、保管、开支；分设供应处，负责民工供应、计划、调拨、运输、配售、掌握物价等工作；另设政治部，负责民工的组织、教育、保卫等工作，以上新设部门统归总指挥直接领导。在干部配备上，省委征调得力干部分任正、副处长，调财政厅、省煤建公司、省分行科长级干部各1人，各财经部门一般干部20人，并下令组织临时运输机构，负责运输，受供应处之指导。

根据省委指令，调出干部需于5月25日集中，到达石头庄工地，开始办公。因干部多系临时抽调，思想上难免存在临时观念、帮忙思想，如1950年防汛工作中抽调的干部，防汛指挥部不能指挥调动，导致在抢险中指挥不灵。治黄总指挥部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溢洪堰工程中再三强调，抽调的干部一定要克服临时思想，做到统一调动，统一使用，服从指挥部之领导；同时，调出干部之部门，不可借故推诿，须从整体利益出发，按规定之数目、条件如期抽出，以保证治黄工程的胜利完成。

溢洪堰工程大、时间短，在交通不便、经验缺乏、正值农忙以及雨季、河水涨落不定等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施工，遇到不少挑战。来自全国25万吨的物料器材，都须经过火车和30千米的河道、10多千米的小铁车运输，才能运到工地上；另有当地柳料900多万千克，为了完成巨大的运输任务，工程处先后抢修兰封至东坝头长15.6千米的大铁路及北岸河口至工地7千米的轻便铁路，动员了上自潼关、下至海口的1700多艘大小船只及500多辆马车、牛车，还有人担人扛。工作中，大家克服恶劣河道和雨季等困难，发扬互助精神，展开爱国主义竞赛和爱国捐献，发扬人民的创造性、积极性，在平堤挖槽、打桩、砌石、编笼、捆枕等工作中，4.5万多名民工和2500多名干部风雨无阻，夜以继日；在施工中结合抗美援朝运动，把修堰同抗美援朝联系起来，提出“修好溢洪堰就是抗美援朝的实际行动”的口号。广大干部群众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早上工，晚下工，推大车，抬大筐，改进技术，提高效率。砌石由每工日0.6m³提高到1.5m³，土工最高的每工日达到20m³。整个工程进度的安排、力量的组织和调配基本合理。当时虽然缺乏组织施工的经验，但民工情绪饱满，认真修堰，避免了有料无人或停工待料现象的发生。

8月20日，溢洪堰工程正式完工。随后，平原省在工地上举行庆祝典礼和庆功表模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民工和干部等2万多人，他们中有2000多人被评选为模范。工程竣工的同时，溢洪堰工程管理处成立，负责溢洪堰的日常管理、维护工作。濮阳专署和有关各县成立滞洪处（科），由滞洪处（科）拨专款在北金堤滞洪区修建避水工程。溢洪堰能分出5000m³/s至6000mm³/s的流量，使之流于黄河北岸临黄堤和金堤之间（滞洪区），到寿张县张庄和陶城铺之间，再归入黄河。石头庄到陶城铺有160多千米，河槽里的洪水由石头庄到陶城铺只需1至2天的时间。当分出的洪水到陶城铺再归入黄河时，黄河的水位已经下降，对下游的堤坝威胁大为减轻。

经验总结

石头庄溢洪堰为后来水利工程的修建提供了丰富的经验与教训。首先，依靠工人，依靠群众，组织发动群众，是胜利完成工程的基本保证。黄委会十分重视发挥工人的作用，在政治部、工区工会建立较晚、干部较少的情况下，加强了对工人群众的组织动员，在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大运动高潮和职工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展开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激发了群众的高度积极性。群众、干部中涌现了劳动模范人物、工作模范人物2000多人，工作效率得到很大提高。如船运由五六天运一趟提高到三四天运一趟；小铁车的运输能力由24小时运1.5次提高到6.7次；石工由每工日0.6m³提高到1.5m³。在冒雨抢修工程的时候，黄委会号召全体修堰职工在八一完成溢洪堰主要部分，给毛泽东主席献礼，许多大队、中分队都提前完成任务。同时广大群众热烈响应抗美援朝、增产捐献的号召，许多工人自觉加班增产，为保卫祖国捐献“黄河”号飞机，捐献总数超过原定捐献2亿元（旧币）的计划，捐献人民币近3亿元（旧币）。由此，民工的政治觉悟逐渐提高，修堰热情也得到提升。

其次，做到技术与政治相结合，技术与群众相结合，是提高工程质量和标准的保证。水利工程的完成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配合，离不开广大群众的劳动和智慧，所以群众必须了解技术，掌握工程标准，工作才能做好。在溢洪堰工程的初期，施工的基层组织没有配备适当的政治干部，工人不明白怎样做，技术干部限于事务，工程标准和质量达不到要求，工程粗糙。如设计上不能完全切合实际，溢洪堰主堰前计划安置的圆桩，在实际施工中发现是多余的，无任何用处。所以工程常中途改变计划，200米的大堤挖了又填，形成返工，浪费了人力物力。虽然前期工作有诸多缺点，但不少干部在发现问题后及时解决，如技术干部林昭在石头庄勘查施工现场时，认识到要使技术和工人相结合，才能将技术转化为物质力量，充分发挥作用。正如林昭在《谈谈怎样与工人结合》中回忆的，他在发现工地木匠不懂长度单位“米”“厘”“公分”等专业术语后，意识到知识分子所掌握的技术、方法，甚至包括术语都和工人的实践有一定的距离，因此提出，在进行施工安排时，技术干部应该想办法克服困难，使工人理解、接受新技术，要使技术为人民服务。

另外，整个工作的安排，组织好力量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一环。溢洪堰工作的整体安排是在缺乏经验情况之下进行的，是首次修建黄河溢洪工程的尝试。平原省及黄委会挑选了大批干部，征集运输工具，调招技工，动员民工，避免了工地上有料无人或停工待料现象的发生，但在实际运行中，部分问题没有及时解决，受到损失。如洋灰（水泥）计划由新乡陆运工地1000吨，因恰逢下雨不能运输，故又运回东坝头，改为船运，待运到东坝头一部，发觉工地不能加工，又运回开封，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在订购木料时，因东北原订的木材出单不及时，指挥部又在北京重新订购了一批木料，导致木材积压，形成浪费。

由此可见，根据工作需要建立组织机构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在进行大规模的水利工程时，建立政治、工程、运输、供应、卫生、保卫等机构，是顺利完成工程的前提。